1920年6月15日，天刚亮，上海徐家汇镇西边的麦田里，有人闻着一股味道找过去。
麦子中间躺着一个年轻女人，仰面朝天，头发散乱，脚上有丝袜没有鞋。身上一件条子纺绸衫裤，一副手套也没戴。
她的脖子上缠着绳子。身上什么首饰都没有了。
一、六天前的那个下午
报案的人是附近种地的农民。地保随即上报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厅派了检察官和检验员赶到现场。
验尸结论很干净：死者年约二十余岁，上下内外没有别的伤，只有脖颈上一道深深的麻绳勒痕——缠着勒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马路（今天的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接到了另一桩报案。
来报案的人说：第一届“花国总理”王莲英，前一天晚上跟着一位姓朱的客人，坐一辆1240号的汽车外出游玩，随身插戴着价值几千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一直没回来。
两条报案记录，在同一天摆到了巡捕房的桌上。
1920年的上海就是这个样子：租界里有跑马厅，有赛马彩票，有刚开进来没几年的汽车，也有刚刚起步的电影院。这座城市给聪明人准备了太多赚钱的花样，也给赌徒准备了太多输光的办法。
二、一个赌徒
要讲清这案子，得先说阎瑞生这个人。
1895年，阎瑞生出生在上海，原籍河南汤阴。他读的是震旦大学——那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学校之一，他在里面学过外文，据说英法文都通。但他没毕业。他嗜赌，在学校里就赌：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休课时和几个同学关在寝室里掷骰子。他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掷起来没有声音，赌完还能吞下去毁掉证据。结果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
离开学校后，他进过北京交通传习所，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做过事，还在洋行做过买办。收入不算低。钱全进了赌桌。
1920年端午节前，他丢了工作。
这一年里，他做了一件后来要了他命的事：他向自己的相好、久安里的妓女题红馆借了一只钻戒，说手头紧，过几天就还。拿到钻戒，他当掉换了六百块大洋，转头去了江湾跑马厅，全买了赛马票。
一场跑完，六百块一分不剩。
三、“花国总理”
被盯上的人叫王莲英。
她的生父是杭州的旗人，去世得早，生母改嫁到王家。1916年，她从女校辍学，到上海做妓女。1917年12月，上海“新世界”举办第一届“群芳选举”，投票结果：花国大总统一名、副总统两名、总理一名。王莲英得票一万八千，排第四，当选“花国总理”。
那一年选举的场面，当时的报纸记着：她一身男装上台，“浅灰袍裤金马甲”，在共和厅正中的歌台上唱了一曲《逍遥津》，赢得满堂彩。
从此她的排场变了。据当时的报刊，她“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钻戒，光耀炫目”；国产的绫罗绸缎看不上，要穿就穿进口料子，要戴就戴南非钻石；还看定了小花园的新式房屋两幢，择日搬了进去。
案发那天，她身上戴的是一对镶钻镯子、两只钻戒、一枚钻石大胸针和一块金表。
这样一个满身珠翠的人走在街上，会招来什么，不言而喻。
四、从借车到麦田
阎瑞生做过安排。
案发前一天，6月8日，他白天先约了一班人在王莲英处打麻将，席间约好次日到另一个地方打扑克。当晚，他去找人借了一辆私家轿车——那时候汽车在上海还算稀罕物，私家车更是少。他借到的那辆车，牌照号是1240。
6月9日当天，他先到药房买了一瓶麻醉药水“哥罗芳”，也就是氯仿。然后到闸北一家茶叶店找到老熟人吴春芳，吴春芳又拉上了店里的伙计方日珊，两个人答应帮忙，准备了绳索。
当天傍晚，王莲英戴着那对镯子、两只钻戒、胸针和金表，赴约打扑克。阎瑞生说别的客人还没到，提议先坐汽车出去兜一圈。
四个人上了车。
汽车沿静安寺路往西，经极司菲尔路、北新泾，开到虹桥一带的一片麦田时，天已经黑透了。三个男人借口点车灯，下车从箱子里取出氯仿。吴春芳用浸了氯仿的棉花捂住王莲英的口鼻。她一边挣扎一边哀求，话的大意是：哥哥，你要钱，我给你钱，你别弄死我的命。
这时有个农民从旁边经过。阎瑞生走过去，说要带他乘车兜风，把他引开了。
最后，三个人把王莲英勒死，掠走她身上的珠饰，尸体被丢进麦田深处。天太晚了，他们原本答应要埋，最后只是扔在那里。
关于他们到底抢走了多少东西，后来的记载并不一致。有的说，三个人掠走了她身上的一批珠宝首饰；也有的说，真正落到他手里的，不过一枚钻戒。这一点只能照实并列。可以确定的是，案发之后他确实两手空空地亡命在外，最后被搜出来时，那枚钻戒含在嘴里。
五、1240
尸体在麦田里躺了六天，6月15日才被附近农民发现。
而破这个案子的，是一条谁也想不到的线索：车牌号。
那时候的上海，汽车不像后来那么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巡捕房的侦探照着1240号这个牌照去查，很快就查到了车主——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
朱子昭承认，1240号牌照的车是他家的。但他说，王莲英失踪那晚，车被人借去用了。
借车的人，叫阎瑞生。
从报案到锁定嫌疑人，中间只隔了一个牌照号。整个过程没有目击者，没有口供，只有一辆停在马路上的汽车，和它挂在车尾的那块铁皮。
六、他去了哪里
案发后阎瑞生还留在上海，直到朱家的人找上门——王家丢了人，朱家怕沾上关系，急着自证清白。
几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走到百多洋行门口，阎瑞生说进去办点事，就再没出来。
他先回了一次青浦岳丈家，又跑到外地。据当时的记载，他先后躲到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一度跑到佘山的教堂想避一避，被教士拒绝接纳。
通缉令发得很远。1920年7月（一说8月），阎瑞生在徐州铜山县附近的火车站被人认了出来，随即被捕，押回上海。报纸后来写，被捕时他把王莲英那枚值一千元的钻戒含在嘴里。
七、审判
阎瑞生案的审理，走了两个地方。
先是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受审。
会审公廨是租界里的一处特殊法庭：名义上是中国衙门的派出机构，但凡是涉及外国人的案子，都要由外国领事派人来一起审、一起议，判决也受牵制。租界里出的命案，就从这道缝里漏出去一半。
在会审公廨，阎瑞生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他被引渡到华界，交由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署军事法庭审理，仍判死刑。
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和吴春芳被押到龙华（一说是龙华寺附近的西炮台大操场）枪毙。行刑那天去围观的人极多，报载有五千余，也有说上万，其中不少人是从四乡和租界赶过去看热闹的，还有不少是娼门女子。
同案三人里，方日珊逃脱，此后再无下文。
《申报》记了一个细节：围观的人里，有一个年纪约十八九岁的女子，行刑后乘汽车跟到龙华桥附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那就是题红馆——那个借给他钻戒的妓女。究竟是不是，报纸说不清。
八、案子之后
阎瑞生案是民国上海最轰动的一桩社会案件，而它留下最多的，是一堆出版物和一台戏。
1920年7月2日，《申报》上就登出广告，说要出版《莲英惨史》。此后《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以及号称“惨情小说”的《枪毙阎瑞生》，一本接一本地出现在街头报摊上。
戏台上更快。1920年11月，大世界和笑舞台先后推出京剧《莲英劫》和文明戏《莲英被难记》；大舞台上演京剧《阎瑞生谋害莲英》。1921年元旦，共舞台又由林树森、张文艳、露兰春上演京剧《枪毙阎瑞生》。有一段时间，上海四五家剧场同时在演同一个案子。
然后是电影。1921年，徐欣夫、陆涵章、顾肯夫等人联合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把这个案子拍成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出品人陈寿芝自告奋勇演阎瑞生——一是因为他长得像，二是他跟阎瑞生共过事，学得会他的言行；剧组还高薪请了一个从良妓女来演王莲英。
1921年7月1日晚七点，这部十本拷贝的片子，在法租界夏令配克影戏院公映。首日票房一千三百块大洋。此后一连七天满场，沪上中外人士抢着看，一夜两场不够，加演日场还是爆满。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记载，它第一个礼拜净赚四千大洋。从1921年起它不断重映，在全国轮演，大约一直演到1924年，后来被当局以“有害社会”为由明令禁演。
这个案子被讲了整整一百年。2014年，姜文把“花国大选”和“花国总统遇害”这两个元素拿去，拍成了电影《一步之遥》。他在采访里说明过：故事改编自当年轰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案，只是整个故事被重新编织了一遍，变得更具悬疑和荒诞感。
一桩劫杀案，最后变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第一”。
从6月9日案发，到11月23日枪毙，中间只隔了五个多月。而这五个多月里，一件发生在麦田里的杀人案，已经走完了从报纸新闻到街头小册子、从戏台到银幕的全部路程。
在麦田里被认领的那天早上，王莲英的养父母揭开棺盖，当场号啕大哭。那是1920年6月17日。
四天之后，上海几家剧场已经开始排练这个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