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6日，凌晨两点多，津浦铁路上一列往北开的火车，进了山东。
车是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铁路上的人叫它“蓝钢皮”——因为车厢是进口的钢制车体，涂着深蓝。坐这趟车的，大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车到临城（今枣庄薛城）以南、沙沟以北的一段弯道上，司机忽然看见前方铁轨上黑影幢幢，汽笛拉得再响也没用。他紧急刹车。
车速太快，刹车一时停不住。机车冲上了一段被人拆掉接轨针的铁轨，前头的机车、邮车、三等车一齐出轨倾覆。
接着，枪声响了。上千个人从夜色里涌出来，跳上卧车，砸窗，抢劫，绑人。
一、先说说这座山
要讲清这桩案子，得先说这批人是从哪儿来的。
山东南部的抱犊崮，是一座四面陡壁的山。山腰极窄，上顶却有一块平地，传说因为大牛上不去，山上要养牛只能把小牛抱上去，所以叫“抱犊”。这块平地上有壕沟、有水窖、有缸，能存粮也能存水，守得住，但有一个致命短处：只要官军四面围合，粮水的路就断了。
守在这里的，是孙氏一家的队伍。
老大孙美珠是清末秀才出身，1918年前后和族叔孙桂枝一起，在抱犊崮筑寨，收拢了鲁南、苏北一带的饥民，1920年清明节正式挂出“山东建国自治军”的旗号。到1922年，这支队伍有三四千人。真正在背后拿主意的是孙桂枝，人称“老当家”。
1922年7月，孙美珠被官军所杀。队伍推孙美珠的弟弟孙美瑶接任总司令，那年他二十四岁。
从那时起，官军换了办法：不攻，只围。山东督军田中玉调来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把抱犊崮围得死死的。到1923年春天，山上的水越来越少，粮食见底，按当时的说法，“水粮俱绝”。
孙美瑶派了个人到上海，向在上海帮会里有门路的张聘卿讨主意。张聘卿的话，后来成了这桩案子的起点。他说，光守这座山是守不住的，要“在津浦路上打主意”。
顺着津浦铁路往北看，就是这条大动脉。而在铁路上，最容易下手、也最能惊动人的，是一列坐着外国人的火车。
二、拆掉几块钢板
孙美瑶定了主意，接下来的准备做得很细。
他们先摸清了车次：每周一班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有从上海、南京一带上车的“西客”。他们又找到了这趟车的司机——是峄城西棠阴村人吴大东，通过熟人介绍见面，问清了行车的情况，把下手的地点定在临城以南、沙沟以北的一段弯道上。弯道处车速会降下来。
车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那一趟车，正好载着一批去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人在这个时候扎堆坐在一列车里，就是最好的目标。
为了不让列车整个翻下去，他们算好了距离：等车过了沙沟站再动手，提前让人把钢轨上的鱼尾钢板卸掉几块。
分工也排开了：有人守山，有人赶到徐州、蚌埠上车做内应，有人负责劫车，有人负责打援、接应，有人负责牵制官军。5月5日天没亮，人马就开始从山里出发，绕过官军防地，住进劫车地点附近的几个小村。当晚，各路人进入预定的位置。
5月6日凌晨两点多，列车脱轨停下。
车上有外国旅客三十九人，中国旅客三十人上下（各方统计不一）。一名英国人因为反抗，被当场开枪打死。其余的人被押着下了车，财物被抢。
天快亮时，这支队伍押着人质往山里退。路上碰到官军一个营的阻击。他们让人质在后头举起白手帕、白褂子挡着，一边打一边退，一路退进抱犊崮山里。被掳的中外旅客，全被押到了崮下的村子和山顶的洞穴里。
三、五个公使和一场外交风暴
消息一出，震动最大的不是中国，是外国。
5月7日、8日两天，英、美、法、意、比五国驻北京公使先后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美国方面甚至有人提出，要直接出兵中国。日本没有侨民被掳，日本的报纸却在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下了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三天之内把全体外侨救出，否则每过二十四小时，就加赔一笔款。
北京政府一下子慌了。据当时的记载，一切政务都停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怎么营救这批“洋票”。
而这也正是孙美瑶要的。他手里最大的筹码不是枪，是人质国籍。
被掳上山的人里，有一个叫鲍威尔的美国人，是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就是他写的，劝政府军别攻山，要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上面签了名。
人质在山上的日子，跟“匪窟”两个字给人的想象不太一样。上海寄来的罐头、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转交给外俘；鲍威尔还写了“匪窟通信”，在上海的报纸上连载，写被俘的生活和山上的风景。有个六十三岁的英国人斯密士，本来是失眠症患者，专程到中国“旅行疗养”，被用绳子吊上山顶以后，失眠得更厉害——好在山上这时已经能和外界通邮，他的安眠药能寄上山，才勉强撑住。
四、谈崩了
谈判从5月11日开始，地点在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
官方的代表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匪方的代表是周天松。匪方一开始提了三个条件：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二，把匪军收编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
官方的意思，三条里前两条可以谈，第三条不行。双方本来快签了，匪方又加了一条：要让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的士绅一起签字担保官方履约。他们怕的是“杀降”——以前有过先例，官军收编了一支，回头把匪首全杀了。
5月16日，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拿着委任令上山。
孙美瑶却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把委任令撕了。
他给田中玉写信，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不承认前一天谈好的条件，要求政府军完全撤退、还要接济山上的粮食。他的判断是：官方怕洋人出事，一定还会让步，所以拖一拖，能多要一点。
这一撕，谈判又回到原点。接下来匪方的条件越提越高：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为两个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之外、四省“同道”中人一律收编。
这一头，北京政府里有人主张改抚为剿，冯玉祥都被提过要派去当剿匪督办。可外交团坚决反对动武——洋票还在人家手里。
五、上山的那个人
真正把死结打开的，是另一个官员。
他叫陈调元，徐海镇守使。临城在山东境内，本来不归他管，是因为事情久拖不决，曹锟让江苏派人去帮忙，齐燮元才把他派了来。
陈调元惯于和土匪打交道，很懂他们的心思。他到枣庄跟几个匪首一谈，就谈出了好感。他也看明白了一件事：官匪谈不拢的根子在互相不信任——官方怕放了人条件被推翻，匪方怕放了人自己被杀。
于是他做了一个举动：自己上山。
他带了江苏交涉员、美国人和滕县峄县的士绅、上海总商会代表共二十人上山，名义上是去接人质下山，实际上是把自己押在了山上当人质。
陈调元在山上跟孙美瑶喝酒吃饭，毫无拘束。孙美瑶两眼红肿，说是连着几夜没睡；陈调元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给他，说，老弟，你是一寨之主，该保重。据当时的记载，孙美瑶从出娘胎起没人这样关心过他。
不过，陈调元上山是带着两个旅的兵来的。这两个旅是为了他安全调来的：如果匪方不放人又不让他下山，这两个旅就会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不能不掂量。
6月12日，双方达成协议：围剿自治军的官军一律撤回原地；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归第五师节制，孙美瑶任旅长，招编三千人，另外政府付给八万五千元；被掳的旅客全部释放，只留两人做人质。
六、五个月后的一只鹌鹑
事情办完，孙美瑶名声大振。他手下三千人换上了国军的军装，驻在枣庄一带。
转折发生在半年之后。
新上任的山东督理郑士琦，还有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一直把孙美瑶当作心腹之患。他们先使了一手离间计，挑拨孙美瑶和手下两个头目的关系；接着摆了一场鸿门宴。
1923年12月19日，孙美瑶应邀到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大楼赴宴。他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但还是去了。他没带一个随从，也没带武器，只在手里把着一只鹌鹑，神态悠闲地走了进去。
还没落座，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人也拿着鹌鹑跟了进来，对他说：孙司令，你这鹌鹑不错，咱们到东院斗一斗？
孙美瑶只能跟着往东院走。
东院和西院早埋下了人。他一出门，几个兵就扑上来，把他的手反剪到背后。他没有喊，也没有挣扎。兵押着他从东门后门出去，把他就地枪杀。
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
第二天，他的新编旅被包围缴械。一部分人突围逃走，其余人被遣散或押去济南受训。这场从劫车开始、以招安收场的风波，到这里彻底了结。
七、火车还是照常开
那是1923年。津浦铁路的列车照常从沙沟、临城之间开过。出事的那段弯道，后来重修了铁轨。
这桩案子后来被反复写、反复讲，写法各不相同。官方的文书里叫它“匪乱”，也有人的回忆录里把它写成一场被逼上山的饥民的孤注一掷。两种讲法都有人在用。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天夜里，一列火车之所以会停下来，不是因为它出了故障，也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有人在铁轨上卸掉了几块钢板。整桩案子的起因，就是这么几块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