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四年(92年),洛阳,监狱。

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死在牢里。他叫班固,写了二十多年的一部书还没写完。
这部书叫《汉书》,写的是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从父亲班彪开始写,班固接手,写了几十年,写到最后,八篇表和一篇《天文志》还是空的。
班固死于一场政治案。大将军窦宪被杀,凡是在他幕府里做过事的人都要被清算,班固被牵连下狱,没等到审问就死了。
书稿散在地上。
接下这部书的人,是他的妹妹。
曹家的寡妇
她叫班昭,字惠班,扶风安陵人。
班家是汉代少有的文化家族。父亲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写过《史记后传》几十篇,就是《汉书》的底子。大哥班固九岁能作文。二哥班超,是后来带三十六个人定西域的那个人。
这个家里还出过一位妃子。她的姑祖母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嫔,会写诗,会辞赋,失宠之后自请去长信宫侍奉太后,留下过《怨歌行》。
一个家族里,有皇帝的妃子,有写史的学者,有打西域的将军。她生在中间。
家里书多。汉代的书写在竹简和帛上,一部书就是几架子。她小时候跟着哥哥们在书房里待着,听他们讨论《史记》里某一段该不该信,某一年的某件事为什么两处记载不一样。
这种讨论,后来成了她的本事。
十四岁,她嫁给同郡的曹世叔。
丈夫死得早。她守寡,带着孩子,教他们读书。史书上给她的评语是「清守妇规,举止合乎礼仪」——这话说得客气,意思是她把日子过得规规矩矩。
但她的学问藏不住。
她哥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她就在旁边。有些篇目她参与过,有些材料她整理过。这在当时不算稀奇——汉代的学者家庭,兄弟姊妹一起读书、一起注书是常事。
稀奇的是,班固死的时候,只有她知道这部书该怎么接。
东观藏书阁
汉和帝下了一道诏书:召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成《汉书》。
东观是皇家图书馆,也是东汉的修史机构,在洛阳南宫里。那地方堆着几屋子竹简、帛书、诏令、档案,一般人进不去。
她进去了。
她要补的是八篇表和《天文志》。
表是什么?是把一代的人物、功臣、诸侯、百官,按年月排成格子。一部《汉书》里,表是最枯燥的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每一个名字都要对上年份,每一个封侯都要对上传承,错一个字,后代学者就要吵一百年。
举个具体的例子。《百官公卿表》要把西汉两百多年里,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到九卿,谁在什么时候上任、什么时候免职、因为什么免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填满。
这些人名散在几十种诏令、奏议、功簿里,有的只出现一次,有的写法不一样,有的年份对不上。做这件事的人,得把整座东观的档案翻一遍,然后一个一个人名去核。
她补完了八篇这样的表。
她写完了。
《汉书》一共一百篇,八十万字,起自汉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此成型。
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照这个体例写的。
最后还差《天文志》。她年纪大了,皇帝又下诏让马续接着做完——马续是马融的哥哥。一部书,前后经了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支笔,四十多年。
她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书成之后,署名还是班固。
一部难读的书
《汉书》一出来,读的人就发现太难了。
《史记》是通史,文字放得开,读起来像听人讲话。《汉书》是断代史,体例严,用词古,典故密,一句里能藏三个出处。当时的人说它「文义艰深」。
难到什么程度?同郡有一位大儒叫马融,后来注过《周易》《尚书》《诗经》,是东汉一流的学者。他年轻的时候想读《汉书》,读不懂,怎么办?
他跑到东观藏书阁的阁子底下,跪坐着,听班昭讲。
《后汉书》记了这件事,六个字: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一个后来的大儒,伏在阁楼下面,听一个女人讲书。
这幅画面在汉代是可以成立的。汉代的学术还没有被科举框死,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班昭被召进宫里,皇后和贵人们都以师礼待她,称她「大家」——这个字读作「太姑」,是对有学问的长辈的尊称。因为她丈夫姓曹,所以叫「曹大家」。
每逢各地进贡稀奇的东西,和帝就叫她写一篇赋。她写的赋,当时的文人都在抄。
她的后半生还有一重身份:参政。
建光元年之前,邓太后临朝听政,前后十几年。班昭被特许参与政事,宫里的诏令、外面的大臣奏议,有时候要过她的手。
永初年间,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以母亲去世为由,上书请求辞官回家守制。太后不想准,来问班昭。
班昭上了一道疏,引的是《论语》里的话: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一个家里肯让,这个国家就好办。她说四位舅父深执忠孝、主动引退,如果太后不许,将来万一有事,这份「推让之名」就再也拿不到了。
太后听了,准了。
一个女人,在帝国的中枢,替太后决定了一件家务事和一件朝政交叠在一起的事。史书把它记下来了,只有几行。
为哥哥求一条归路
永元十二年(100年),她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西域来的,写信的人是她二哥班超。
班超那年六十九岁。他三十多年前带着三十六个人出玉门关,一路打到疏勒、于阗、龟兹,把西域五十余国重新拉回汉朝的地图,被封为定远侯,任西域都护。他在那里待了三十一年。
人老了会想家。
他给皇帝上书,只有一句话最要紧: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我不敢奢望回到酒泉,只求活着进玉门关。
奏章递上去,没有回音。
班昭写了一封奏疏,替哥哥求情。
这封《为兄超求代疏》写得极狠。她说:班超刚出塞的时候,立志为国捐躯;当年跟他一起出去的人,都死光了;他现在七十岁,衰弱多病,想报国也力不从心;万一边疆出事,会坏了国家几代人的功业。
接着她写了一句话:班超在壮年的时候竭尽忠孝于沙漠之中,衰老的时候却被遗弃在荒凉空旷的原野——这真够悲伤可怜的。
然后是最要命的一句:如果班超死在异域,边疆有变,请准许班家免于连坐之罪。
这句话把皇帝逼到了墙角。一个为国立功三十一年的人,如果最后死在外面,还要连累家人,这事传出去,以后谁还肯去西域。
和帝看了,感动了,派戊己校尉任尚去接替班超。
班超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病逝,年七十一。
永元十二年上疏,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到洛阳。三十一年,换成一个月。
女诫
她晚年写了一本书,叫《女诫》,七篇,一千六百多字。
写给的是一群具体的人:她的女儿们。女儿们要出嫁了,她怕她们不懂规矩,在婆家吃亏,就把该说的话写下来。
七篇的题目是: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里面有些话今天读起来非常刺耳。比如「夫者天也」,比如「妇无二适之义」,比如对丈夫要「曲从」。
但有一处常被忽略。
她讲「妇行」四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给的解释都很低: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妇容不必颜色美丽,妇功不必工巧过人。
翻过来就是:你不需要多聪明,不需要多会说话,不需要多漂亮,不需要多手巧。守住本分、说话干净、衣裳整洁、专心做事,就算合格。
这跟后世把《女诫》读成「女人要美要柔要能忍」不是一回事。
但你要是把它放回汉代,会看到另一层东西。
班昭是在一个女性几乎没有独立身份的社会里,给女儿们写一份生存手册。她告诉她们怎么在婆家站住脚,怎么处理和小姑小叔的关系,怎么在丈夫发火的时候不把事闹大。这些话是从经验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她也没有把自己写成弱者。这本书的开头,她说自己「战战兢兢」,怕女儿们「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怕的是丢人,不是怕下地狱。
问题在于,《女诫》后来被抬到了一个它自己想不到的位置。
从唐代开始,它被当作女教的经典,跟《女论语》《女范捷录》一起,成了规矩女人的教科书。明清两代,它被刻印、被注解、被颁行,被用来要求一代一代的女人。
清代有一位叫陈宏谋的官员编《五种遗规》,把这本一千六百字的小册子收进教本,发到各地的学堂和祠堂。
到了近代,它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五四以后的读书人骂它,说它是套在中国女性脖子上的一条绳子。
班昭写它的时候,六七十岁,是一个刚把《汉书》补完、被太后请去议政的老太太。她大概没想到,自己写给女儿的家书,会变成两千年的规矩。
永初七年(113年),她的儿子曹成出任陈留郡长垣长,她跟着去了。路上她写《东征赋》,追忆先贤,感慨自己这一生。
她死的时候七十多岁。邓太后穿了素服,为她举哀,派使者监办丧事。
一个寡妇,一个续写正史的女人,一个被皇帝请去做老师的人——出殡那天,掌权的太后为她换了衣服。
她死在哪一年,史书没有写清楚,只说是七十多岁。她死在哪里,也没有写清楚。她的文集三卷,大多散失了。
留下的是两块东西。
《汉书》今天还在读。一百篇,八十万字,读它的人还得查注。
《女诫》今天还在争。一千六百字,读它的人一半赞同,一半愤怒。
两本书,一个作者,署名只有一处写着她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