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城悬旌：1938年的夏天，武汉成了中国的心脏
1938年6月的武汉，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这座江城，此刻正承受着它历史上最沉重的使命。自从去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此地，武汉便成了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从沿海撤下来的工厂在这里复工，从国外购买的重武器在这里转运，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热血青年在这里整训。各国使节与外报记者，也驻在汉口，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命运。
日本人很清楚武汉意味着什么。
早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大本营就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计划。1938年4月，当徐州会战还在进行时，他们已经在为武汉作战做准备。5月底，大本营陆军部确定了秋季进攻武汉的方略。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攻占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
日本人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只要拿下武汉，就能控制中国腹地，切断长江交通，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与华南日军会师。到那时，国民政府将无路可退，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可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
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核心思想很简单：立足外线，保持机动，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态势。
蒋介石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加上海空军各一部，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会战。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加入了战斗序列。那些蓝眼睛的飞行员们，将与中国弟兄一起，在长江上空与日寇鏖战。
7月6日，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国共两党代表坐在一起，共同宣誓：“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大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江城上下，战云密布。
一百万人，四个月，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二、千里江防：从马当到田家镇，每一寸都是血
日本人进攻武汉，走的是他们最熟悉的路——长江。
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九江，长江是日军最便捷的运输线。只要打通长江，他们的舰艇就可以直抵武昌城下。
而中国军队的应对之策，是在长江两岸层层设防，利用沿江要塞和丘陵湖沼，逐次消耗敌人。从安庆到武汉，数百里的江防线上，每一处都是血战之地。
第一道防线，是马当。
马当要塞位于江西彭泽县境内，占据长江天险，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国军经营了数月，耗资无数。江面布满水雷、沉船和人工暗礁，岸炮阵地坚固异常。蒋介石对它寄予厚望，认为至少能阻止日军两个月。
6月11日夜，天降大雨。
日军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团）趁雨夜突袭安庆。驻守安庆的是川军第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力，一夜之间就被逐出城外。蒋介石大怒，致电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回电辩解：徐源泉的26集团军挡不住日军第6师团的攻击，暴露了他的侧背，不得已才退出安庆。
这事不了了之。但安庆的失守，意味着日军打开了通往武汉的第一道大门。
波田支队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西进。6月下旬，他们抵达马当要塞封锁线外。
日本人首先试图从江上突破。但水雷太多，扫雷艇在守军炮火下根本无法作业。日军转而改为陆路迂回进攻。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守军出了岔子。
马当要塞附近驻守的是李韫珩的第16军。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敌当前，李韫珩竟然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6月24日，他大肆铺张地搞了一个隆重的结业典礼，邀请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
日军显然得到了情报。就在典礼当天凌晨，他们在16军防地的东流登陆成功，轻而易举地攻下了既无准备、又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
还好，防守马当要塞长山核心阵地的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没有派人参加典礼。在总队长鲍长义的指挥下，2大队顽强抵抗，打退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冲锋。
鲍长义这边打得昏天暗地，李韫珩那边结业典礼正喝得热火朝天。见16军指望不上，鲍长义赶紧发报给在武汉的老上司谢哲刚。谢哲刚一看电报，吃惊不小，立马报告了蒋介石，同时紧急请空军出动。
蒋介石看了电报，更是大吃一惊。他马上打电话给在田家镇视察的白崇禧，让他想办法。
白崇禧很快就反应过来。他看了一下地图，马上打电话到彭泽的第167师，要师长薛蔚英立刻率部增援长山。
与此同时，李韫珩和鲍长义通过电话后也反应过来了。他也一个电话打到167师。
薛蔚英一下子接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命令：白崇禧命令他从公路火速驰援，李韫珩则叫他走小路。
面对两个命令，薛蔚英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出于对“老杂牌”白副总长的鄙视，他选择了听李韫珩的，走小路。
鲍长义的2大队在坚持了两天后，伤亡过半，炮弹打光。更致命的是，日军竟然施放了毒气弹，守军官兵中毒甚多，有不少人全身溃烂惨死。为了避免全军覆没，2大队不得不撤离阵地。
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
蒋介石见自己希望能守两个月的马当，竟然连一周都没守住，连夜把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叫过去骂了一顿。陈诚立马命令16军和49军反攻马当。但日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国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陈诚不得不命令停止进攻，退守彭泽。
李韫珩被撤职查办，薛蔚英被枪毙。
马当会战，作为武汉会战中首场战争的失败，因为蒋介石的大发雷霆，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使得守备各个军区的军官，不再敢在战场上玩忽职守，起到了整肃军纪的重要作用。
马当失守后，日军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第106师团一起，直扑彭泽。7月3日，日军波田支队一部在湖口登陆，与中国师长刘雨卿率领的川军第26师，在湖口展开肉搏战。
7月4日，在日本陆军波田支队、海军第11战队以及空军第2、第3、第15航空队的水、陆、空联合攻击下，川军血战一天后，阵地接连失守。第26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被迫撤退。7月5日，湖口失守。
至此，中国守军主阵地大门敞开，日军在中国主阵地前占据了出发阵地，武汉会战的决战，拉开战幕。
7月23日，日军故伎重演，冒雨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陆。守军第2兵团以第70、第64军等部协同第8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继续登岸，激战至26日，九江失守。
从马当到九江，短短一个月，日军连下数城。每一座城池的失守，都伴随着中国军人的血泪。但日本人不知道的是，他们正在一步一步走进一个更大的战场——一个由百万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成的、绵延数百里的巨大防御体系。
真正的恶战，才刚刚开始。
三、血战广济：一个旅长的最后誓言
视线转向长江北岸。
7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从潜山向太湖进攻。他们一路血战，相继突破第31军、第68军、第84军的防线，先后攻占太湖、宿松。8月4日，经过激烈的巷战，他们占领了广济的门户——黄梅。
黄梅失守，五战区代理司令白崇禧急了。
白崇禧，广西桂林人，桂系名将，有小诸葛之称。他立即指挥部队反击。但日军据险死守，还施放大量毒气，国军硬攻伤亡惨重。
强攻不行，白崇禧就改取侧击。他调部队袭击日军后方，李品仙兵团收复太湖、潜山，切断了第6师团的陆上补给线和退路。
稻叶四郎的第6师团，陷入了困境。
白崇禧抓住战机，指挥正面对峙的第28军、第84军等部趁机猛攻。他想全歼这支沾满南京军民鲜血的部队。
可白崇禧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
第6师团据险死守，同时大量施放毒气，死撑硬顶。冈村宁次也立刻派遣海军在九江对面的小池开辟补给通道，为第6师团运送弹药和补充兵员。
得到补充后，稻叶开始反攻。
白崇禧亲临前线督战，但也于事无补。在日军的猛攻下，第28军、第68军、第84军伤亡惨重，被迫向广济撤退。
日军尾随追击，在广济又是一番激战。
9月6日，日军大举进犯广济。第55军第86旅旅长陈德馨奉命率全旅官兵2500人到达广济西南第一线，拒守要隘。当时日军向广济至蕲春公路进攻，非突过此线不可，因此广济之役是一场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恶战。
陈德馨原是韩复榘的部下。韩复榘因不战而逃被枪毙后，他的部队被重新整编，很多将领都憋着一口气，要用战功洗刷耻辱。
9月7日拂晓，日军步兵、炮兵800多人，两翼各有便衣队200多人，在十余架飞机的轰炸掩护下，向陈旅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全体官兵迎头痛击，战斗从清晨打到上午，阵地前日军尸体越堆越高。
上午10时，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陈德馨立下誓言：“枕戈待命，誓歼倭寇，为中华民族而效死！”他跨出指挥部掩体，奔向前沿阵地，亲临火线指挥作战。
他身先士卒，率部冲杀。突然，一颗子弹呼啸飞来，击中陈德馨左胸前部。
将士们请求他先撤到后方安全地带。但是受了重伤的陈将军拒绝了，仍坚持指挥作战，援军不到、日军不退，绝不下战场。
直到援军赶到，才把他从昏迷中拖下火线。当时火线二、三里内战斗非常猛烈，子弹如梭，头不能仰，士兵们沿山地匍匐拖救陈旅长，腹部及伤处拖伤厉害，血流如注。
而陈德馨在昏迷中，仍以极其无力的手腕对敌放枪，狂呼杀敌，不愿退出。
下午三时，他被送往汉口万国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34岁。
9月16日，武汉的气温依然炎热，但整个街头都被一种肃穆悲怆的情绪所笼罩。在武汉街头要道上树立起了一座座牌坊，上面写着：“追悼陈故旅长德馨抗战殉国纪念大会”。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纪念大会，冯玉祥、张学良、林森、何应钦等军政要员统统出席。
一个旅长的牺牲，让整个武汉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可这样的牺牲，在武汉会战中还有太多太多。
四、拼死阻击田家镇：长江大门的轰然倒塌
广济失守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田家镇。
田家镇坐落于九江上游约60公里、广济县城西南约40公里的长江北岸江面狭隘处，与对岸半壁山和富池口互为椅角，是鄂、皖、赣的门户。田家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拱卫武汉的外围要域，自古有“楚江锁钥”之称。附近湖泊密布，是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防御堡垒。
蒋介石曾多次要求国军固守田家镇。他在电令中指出：“田、富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第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之屏障。”他令守备部队“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守，以利全局”。
9月6日，日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突破国军田家寨、笔架山防线。李品仙因总预备队伤亡殆尽，只得抽调两个团增援，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9月13日，我军于黄梅广济全面反攻。广西部队第174师围歼日军400余人，夺回广济丛山口阵地。战斗结束后，民众把战士忠骨垒在一起，建了一座白骨塔。那是用中国军人的骸骨堆成的纪念碑，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战役的惨烈。
此时，第15师为侧应第174师的丛山口争夺战，于9月22日与日军在广济四望山拼死战斗，牺牲多达2000多人。后来四望山也建起了一座白骨塔，即是当年第15师官兵的忠骨。只可惜今天这两座白骨塔已不存在，但那些战死者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
9月16日，日军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猛攻田家镇要塞。日军精锐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要塞。
为便利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2军划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急令萧之楚第26军、张义纯第48军、何知重第86军协同第2军发起反攻，以围歼日军第6师团今村支队。
今村支队遭到国军包围后，伤亡惨重。但日军第6师团增援部队再次赶到战场，在大量飞机、重炮掩护下发起反攻，双方陷入拉锯战。
9月28日，由武穴西进的日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田家镇要塞只有第2军第57师一个师防守之机，突然改变进攻方向，奇袭田家镇要塞。
在78架飞机、百余门火炮及十余艘军舰的掩护下，日军向田家镇要塞发起总攻。
第57师师长施仲诚率部拼死阻击，屡挫敌锋。日军在占据海陆空绝对优势情况下，进攻却受阻。为尽快攻破田家镇要塞，日军竟施发千余枚毒气弹。
国军第57师官兵中毒甚多，有不少官兵全身溃烂惨死，但官兵仍浴血拼杀。
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
武汉失去了东面最重要的屏障，敌军很快逼近武汉。
海军少将、守备司令梅一平接到突围撤离命令后，告诉官兵：阵地上还有大批武器弹药，绝不能留给日军。
全体海军官兵追随梅一平死守。日军飞机轰炸，阵地上的弹药被引爆，梅一平及所属官兵牺牲于火海。
田家镇保卫战从8月30日至9月29日，历时一个月。虽然失败了，但其迟滞日军进攻武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守卫田家镇的国军将士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仍然可歌可泣。
五、富金山：德械师的最后荣光
当南岸的薛岳兵团与日军鏖战之时，北岸的大别山区，另一场血战正在进行。
8月下旬，日本第2军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率领下，从合肥出发，向大别山北麓推进。他们的任务是：穿越这片崇山峻岭，从北面迂回武汉。
8月27日，第2军同时向大别山的门户——六安和霍山发起进攻。攻占两地后，他们兵分两路：左路第13、16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武汉，右路第3、10师团直捣罗山、信阳，企图从西面截断平汉铁路。
左路第13师团于9月2日逼近叶家集，开始进攻富金山。
富金山，一座并不险要的山。它紧邻商六公路，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封锁公路。日军要想通过这里，必须拿下富金山。
守富金山的，是宋希濂的第71军。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他的71军下辖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其中第36师是德械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中央军的王牌。
宋希濂的部署是：以第36师守中间主阵地，原东北军第51军第114师守左翼，第88师守右翼。
9月3日，日军开始进攻。
进攻模式千篇一律：先以飞机轮番轰炸，再以重炮集中轰击，最后步兵冲锋。
第36师不愧是王牌。任凭日军如何狂轰滥炸，他们死死钉在阵地上，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日军打不动中间的硬骨头，转而进攻左翼的第114师。同时派出奇兵迂回后方。
这回迂回部队被第88师发现了。他们设下埋伏，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毙伤400余人。
正面进攻的部队也被打退了。
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无计可施，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
9月11日，日军增援部队第16师团抵达富金山。
宋希濂知道，该撤了。按照“节节抵抗、避免决战”的方针，防守部队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守够时间，就可以撤。
激战九日，第36师伤亡惨重，无力再战。宋希濂下令撤离阵地，向沙窝、小界岭一线转移。
日军占领富金山后，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是大别山北麓最后一道稳固防线。一旦失守，日军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无阻地前进。
小界岭防线由宋希濂的第71军、田镇南的第30军、冯安邦的第42军防守。其中第71军缺第36师——富金山一役，第36师只剩下800多人。
孙连仲让损失惨重的第71军和第30军防守小界岭的头部沙窝，比较完好的第42军则独自防守尾部新店。
从9月18日到10月下旬，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第13、16师团终于突破防线时，已经是10月25日。他们占领麻城，越过大别山——可这时，中国军队已经放弃武汉了。
富金山一战，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第36师等部队死守富金山10天，以伤亡15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万人。这支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屡立战功的部队，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未能恢复鼎盛时期的战力。
可他们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那些战死在富金山的弟兄们，用生命为大别山防线赢得了近一个月的喘息之机。
六、万家岭：一个师团的覆灭
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一连串的山地攻防战斗。
日军第11军在占领江西九江后，其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两侧向江西省德安县方向推进。
10月2日，我军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发现106师团孤军深入江西省万家岭。
薛岳的眼睛亮了。
万家岭重峦叠岭，山路崎岖。日军第106师团在进入万家岭山区后，因为使用的地图是十几年前的旧版，许多地形地貌已经改变，竟然迷路了。
薛岳抓住战机，迅速抽调10万军队对106师团进行合围。他指挥第4军、第66军、第74军从侧后迂回，将第106师团死死包围在万家岭地区。
106师团试图撤离，但万家岭一带方圆十几里，全是参天大树，日军不熟悉山路，在山中到处乱转，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没能找到一条生路。
日军第27师一部赶来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
包围圈越缩越小。
10月7日，薛岳下达总攻命令。
战斗空前惨烈。日军困兽犹斗，凭借优势火力顽强抵抗。中国军队一波波往上冲，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
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向日军占据的长岭北端和张古山主阵地发起猛攻。第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攀援而上。经过白刃格斗，他们占领了张古山主阵地。
日军疯狂反扑，张灵甫带伤坚持战斗，牢牢控制住阵地。
10月9日，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日军第106师团损失惨重，基层军官几乎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下令：向万家岭地区空投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恢复一线指挥。
200多名军官从天而降，但没有一个活着到达106师团。他们在半空中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一一击落。
薛岳组织全线总攻。各部组成敢死队，光着上身，冲入敌营。摸到穿着衣服的，就是一刀。
激战至10月10日——中华民族的国庆日，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主力部队，共毙敌9000余人，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
这是继台儿庄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史称“万家岭大捷”。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
消息传到武汉，举城欢腾。可薛岳知道，这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七、信阳：胡宗南的迷之撤退
视线转向北线。
日本第2军右路——第3、第10师团，进展稍顺利一些。他们猛攻固始，一番激战后占领该城。接着沿公路西进，直扑潢川。
潢川的守将，是张自忠。
张自忠，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名将。台儿庄战役中，他率59军驰援临沂，与庞炳勋内外夹击，击溃板垣师团，打出了威名。
这一次，他奉命守潢川。命令要求：守七天。
日军第10师团在春和铺附近与张自忠军遭遇。张自忠率部予敌迎击后，转进至潢川附近，与敌激战一周。
日军除用炮空轰击外，还施放毒气。张自忠部官兵中毒甚多，仍不避牺牲，与敌激战。
张自忠整整守了十天——比规定时间多出整整三天。最后还能在敌人面前安全撤退。
日军占领潢川后，直捣罗山、信阳。
9月21日，罗山被陷。日军进至栏杆铺附近，胡宗南军团予以痛击，毙伤敌5000余，迫敌退入罗山城。
信阳，平汉铁路上的重镇。一旦失守，日军就可以从这里南下，截断武汉守军的退路。
守信阳的，是胡宗南。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最宠信的将领之一。他的第1军是当时国军装备最好的部队——有邱清泉的坦克部队（当时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有彭孟缉的炮兵旅（当时最大的炮兵编制）。
外围还有第46军等部策应。
日军第3、第10师团经过潢川血战，已是疲惫之师。而胡宗南坐拥三个军七个师，装备精良，以逸待劳。
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激战20多天，胡宗南部竟然占了下风。10月12日晚，胡宗南将信阳放弃，率部向信阳西北山地转进。
李宗仁急电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
可胡宗南不听。
他竟然将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
平汉铁路正面，门户洞开。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痛斥：“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
信阳失守，胡宗南撤退，意味着日军可以从北面长驱直入，直逼武汉。
可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八、广州：意想不到的致命一击
10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武汉：日军在广东登陆，广州告急。
青岛、上海、南京陷落后，广州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国际援助的物资从这里上岸，经粤汉铁路运往武汉，再转运各地。国民党淞沪会战失利后，不得不调整战略，将战略物资改运到广州港，再通过粤汉铁路走陆路运送到内地。
可广州的防守，却异常松懈。粤军竟然被抽调半数去参加武汉会战。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只剩下不足六万人。
其实风声早就有了。广东省长吴铁城曾向重庆报告，日军可能进犯广东。可蒋介石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假情报，目的是让国军从武汉战场抽调兵力。
他不给增兵也就算了，竟然还发报让余汉谋再调一个师去武汉战场。
10月11日晚，日军第21军7万余人，在大亚湾登陆。
一路势如破竹。
12日占淡水，13日陷惠州，15日占博罗，16日陷增城。21日，日军已经攻到广州近郊。
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十天就被打垮了。他下令广州守军撤退。
10月21日下午，广州沦陷。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从香港、海外运来的援华物资，再也无法运抵武汉。
武汉，失去了最后的补给线。
蒋介石后来在分析广州失守的原因时认为：“日军在广州方向的作战，重点是切断广九铁路并占领虎门要塞。”因此认为大亚湾方向的进攻，最多是日军所做的佯攻，所以基本无防守。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广州的陷落对武汉会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粤汉铁路彻底截断后，港口口岸被日军封锁，日军有了补给的前进基地，而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交通补给通道。
武汉作为作战基地的性质，已经改变。
九、撤退：不是为了逃跑，是为了继续打下去
10月下旬，武汉外围第二防御地带各要点已为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已处于三面被围的境地。
长江北岸，日军第6师团于10月19日攻占浠水，向武汉前进。长江南岸，日军攻占阳新、大冶等地。信阳方向的日军也已向应山前进。进出大别山之敌，接近麻城。
10月18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决定首先疏散武汉的人力车。直至第二天，人力车疏散完毕。
10月2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第一批西迁人员100余人撤离武汉途中，所乘“新升隆”轮船在嘉鱼附近遭日机轰炸，25人遇难。
10月24日，当日下午3时50分，中山舰在长江上与6架来犯日机海空血战。萨师俊舰长的右腿被炸断了，左腿被炸伤，一直坚持指挥，直至中山舰沉没。25名官兵殉国，一代名舰结束了25年悲壮的服役史。
此时，武汉之重工业及国民政府各机构，均已西迁重庆。蒋介石仍驻在汉口，督饬各部严阵拒敌。
各将领纷请委员长易地指挥。蒋介石于忧劳中考虑抗战全局，深惟“有舍乃能有取，能忍乃能有济”之古训，经过三日之慎思后，乃允各将领之请。
10月24日晚，蒋介石离开武汉。
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推进到汉口近郊，与中国军队留下作象征性抵抗的第545旅在武汉戴家山附近发生激烈战斗。当晚6时，戴家山失陷。10时，日军先头部队第11军第6师团第23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
10月26日凌晨5时，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武昌。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却发现这座名震东方的大都市，只是一座空城。
由于我军预先撤退，武汉的人员物资几乎被搬运一空。最后离开的185师官兵们实施了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的破坏，然后掩护最后的机关人员渡过长江和汉水。中国军民留给日军的，是一座空城。
10月27日，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从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算起，至10月27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为止，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余人。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日本失败了。
日本人以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达到让中国屈服的目的。但现实证明，日军并未达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中国政府在武汉会战后发布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尽管日军已占领我国大片国土，但任何城市的得失都不能决定抗战最后的胜利。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虽然选择从武汉地区撤退，未与敌人进行最后决战，以失利结束。但“保卫大武汉”的目的，并不在于武汉三镇本身的得失，而是以武汉为核心，在其外围皖、鄂、赣、豫广大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
武汉会战从长远看为国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大量消耗了日军，抵住了日军战略进攻的势头，为坚持持久战，准备战略反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基础。
十、南岳：新的起点
武汉会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1月下旬，召集各战区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举行军事会议于南岳，检讨全盘情况，商筹尔后战略。
在会议上，蒋介石首先说明第一期抗战战略之运用，在实行孙子所云“以逸待劳步步致敌”之原则，以遂行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
他对我军战术上之得失，举要提示。最后乃以抗战四要训勉各高级将领：
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
他还以革命要义相期勖：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命令重于生命，行动重于理论。
各将领恭聆领袖训示，拳拳服膺，奉为第二期抗战之指针。
我军之得以愈战愈强，而终于突破艰危，转败为胜者，盖有自矣。
南岳会议，宣告了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
尾声：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武汉会战结束了。
从6月到10月，整整四个月零十五天。
中国军队投入近100万人，伤亡超过40万人。日军投入约25万人，伤亡25.7万余人（一说3.5万，各方统计不一）。
数字是冰冷的。可数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的生命。
那些在马当要塞拼死阻击的海军陆战队员，那些在湖口与敌肉搏的川军弟兄，那些在广济与阵地共存亡的陈德馨旅长，那些在田家镇随弹药库殉国的海军官兵，那些在富金山死守不退的德械师，那些在万家岭光着上身冲入敌营的敢死队员，那些在中山舰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的25名官兵——他们的血，染红了长江两岸的土地。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一名进攻武汉的前线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四周的山里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死的战友们脸色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
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
而中国军人呢？
广西部队第174师围歼日军400余人，夺回广济丛山口阵地。战斗结束后，民众把战士忠骨垒在一起，建了一座白骨塔。
第15师与日军在广济四望山拼死战斗，牺牲2000多人。四望山也建起了一座白骨塔。
那些白骨塔，是用中国军人的骸骨堆成的纪念碑。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战役的惨烈，诉说着那些战死者的牺牲。
可今天，这两座白骨塔已经不存在了。
但那些战死者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
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武汉三镇轰轰烈烈掀起了抗战献金捐款活动。很多孩子都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武汉民众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数百万武汉市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挤上楼顶，仰望天空，为浴血奋战的中苏空中英雄们加油声援。
这就是武汉会战。
它不是一场胜仗，却是一场值得永远铭记的战役。
会战后，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将整个抗日战争逐渐引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中国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5月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那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了《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本书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引导全国军民走向最终的胜利。
武汉会战举全国之力，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
那些为保卫这座城市而战、而死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应该被刻在历史的石碑上。
他们的牺牲，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因为，正是他们的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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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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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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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武汉会战之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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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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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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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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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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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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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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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1938年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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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岭大捷纪念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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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镇保卫战旧址纪念馆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