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津浦线上空的阴云：一场关乎国运的对决
1938年1月，徐州城头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
李宗仁站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地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条贯穿中国南北的黑色线条上——津浦铁路。
从天津到浦口，这条铁路是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如今，它成了悬在中国人头上的绞索。日军华北方面军占据济南，虎视眈眈；华中派遣军盘踞南京，磨刀霍霍。南北两路日军的目标只有一个：在徐州会师，打通津浦线，然后挥师西进，沿陇海铁路直取郑州，南下武汉。
武汉一旦失守，中国将失去最后的转运基地，那些从沿海撤下来的工厂、从国外购买的重武器，将无法再运往大后方。
徐州，成了挡在日军刀锋前的最后一道闸门。
可这道闸门，太单薄了。
第五战区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集中营”——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滇军，还有浙江的保安团，五花八门。装备就更别提了，一个师的火炮只有日军的零头，重机枪数量不到一半。更糟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放一枪一炮，带着部队从济南、泰安一路南撤，把鲁北的大门彻底敞开。
日军第10师团沿着津浦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李宗仁叹了口气。他知道，接下来要打的，是一场硬仗中的硬仗。可他更知道，这一仗输不起——不是输不起徐州，是输不起时间。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接连惨败，部队伤亡惨重，士气跌到谷底。武汉的防御工事还在修建，新兵的训练还没完成，国际援助的物资还没到位。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用将士的血肉换来的。
“传令下去，”李宗仁沉声道，“各部按计划布防，滕县、临沂、台儿庄，一个钉子都不能拔。”
他没有回头，但身后几十万将士的命运，已经和这三个地名紧紧绑在了一起。
二、滕县四昼夜：川军用血肉筑成的防线
1938年3月14日，滕县。
城外炮声隆隆，震得城墙上簌簌落土。王铭章站在城楼上，望着远处黑压压的日军阵地，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他是第122师师长，手下的兵，都是他从四川带出来的子弟。出川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送，喊的是“打鬼子去”；如今，他们守在这座鲁南小城里，面对的是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三万精锐，飞机、大炮、坦克，应有尽有。
而122师，只有三千多人。武器是出川时发的“老套筒”，打几枪就卡壳，手榴弹是土造的，扔出去有时炸有时不炸。
有人建议撤退。滕县无险可守，援军还在路上，守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王铭章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任，我们决心以死报国。”
3月15日，日军开始猛攻。
炮弹像雨点一样砸进城内，城墙一段段崩塌，民房一处处起火。川军将士躲在断壁残垣后，等日军冲到跟前，才跳出来拼刺刀。第一天，毙敌数百，守军伤亡过半。
3月16日，日军增兵。坦克撞开东门，步兵蜂拥而入。王铭章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大刀砍杀突进来的鬼子。血战一天，东门失而复得三次。
3月17日，日军突破南门。王铭章下令巷战，逐屋争夺。打到傍晚，全师仅存不到千人，弹药将尽。部下劝他换下便衣突围，王铭章摇头：“我岂能丢下弟兄们苟活？”
3月18日拂晓，日军发动最后总攻。王铭章率残部退守城中心，用刺刀、砖头、拳头和日军肉搏。上午10时，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腹部。他倒在地上，仍挣扎着大喊：“弟兄们，杀敌！杀敌！”
当日下午，滕县陷落。
王铭章和三千川军将士，无一人被俘，无一人投降。
消息传到徐州，李宗仁沉默良久，对身边的参谋说：“川军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没有滕县的四天，就没有台儿庄后来的胜利。”
三、临沂阻击战：张自忠的“赎罪”之战
几乎在同一时间，临沂城外，另一场血战正在上演。
进攻临沂的是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赫赫有名的“中国通”。他的部队装备精良，气焰嚣张，扬言三天拿下临沂，然后南下台儿庄。
守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说是军团，其实只有一个第40军的番号，兵力不足一万，装备老旧，连像样的工事都没有。庞炳勋急得直跺脚，给李宗仁发电报求援。
李宗仁手里能调动的援军只有一支：张自忠的第59军。
可张自忠和庞炳勋有旧仇。中原大战时，庞炳勋曾临阵倒戈，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两个人是十几年的死对头。
部下劝李宗仁换别人去，免得两人见面打起来。李宗仁摇头：“张自忠不是那种人。他欠国家一条命，这一次，他会用命去还。”
他说的“欠命”，是指一年前的北平。那时张自忠是北平市长，奉命与日军周旋，结果被舆论骂成“汉奸”“卖国贼”。他背负着耻辱，日夜想着用一场血战来洗刷自己。
接到驰援临沂的命令，张自忠没有二话。他集合部队，只说了一句话：“这一仗，我张自忠要死在前面。谁要是怕死，现在可以走。”
没有一个人走。
59军昼夜兼程，一昼夜强行军180里，赶到临沂城外。3月14日，张自忠下令全线反击，从侧翼猛攻日军。官兵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一波接一波往上冲，刺刀捅弯了捡起日军的枪继续打，手榴弹扔光了就用石头砸。
血战七天七夜，59军伤亡过半，三个旅长一死两伤，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换了一茬。但日军更惨，坂本支队死伤三千余人，被迫后撤数十里。
临沂保住了。
战后，庞炳勋握着张自忠的手，老泪纵横：“荩忱（张自忠字），我欠你的……”张自忠打断他：“都是为了国家，过去的事不提了。”
他没有笑，转身又走向了下一个战场。
一年后，他在随枣会战中壮烈殉国，成为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用自己的血，彻底洗刷了曾经的屈辱。
四、台儿庄：57个敢死队员和一面墙
1938年3月23日，台儿庄。
第31师骑兵连北上诱敌，在峄县附近与日军遭遇。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接下来的半个月，这座鲁南古镇，成了人间炼狱。
日军濑谷支队仗着飞机大炮坦克，疯狂进攻。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依托城墙和民房，寸土必争。双方反复拉锯，逐巷逐屋争夺。台儿庄城内，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最惨烈的一仗，发生在城西北角。
3月30日，日军突入城内，占领了西北角四分之三的阵地。如果让他们站稳脚跟，整个台儿庄防线将全线崩溃。
第27师连长王范堂站了出来。
他清点自己连队的人数，全连原本157人，打到现在，只剩57人，个个带伤。王范堂看着这些灰头土脸的弟兄，问了一句：“敢不敢跟我去摸鬼子？”
没有一个人犹豫。
当天夜里，57个人臂缠白毛巾，身绑手榴弹，伪装成日军，悄悄摸进敌阵。王范堂的计划很简单：冲进去，能杀多少杀多少，能炸多少炸多少，天亮前，夺回阵地。
激战一夜，57个人在日军阵中横冲直撞，手榴弹炸光了用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拳头。黎明时分，城西北角四分之三的阵地，被他们硬生生夺了回来。
天亮后清点人数，57个人，只剩13个。
王范堂浑身是血，站在残破的城墙上，望着东方的曙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样的故事，在台儿战役中还有很多很多。第31师师长池峰城率部死守，多次组织敢死队夜袭；第27师官兵在城外与日军反复肉搏，一个团打到最后只剩几十人……
没有人问“为什么要打”。没有人问“能不能活”。他们只知道，身后是徐州，是武汉，是四万万同胞。
4月3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汤恩伯第20军团从东向西，第2集团军由南向北，孙桐萱第3集团军由北向南，三路大军同时压上。日军濑谷、坂本两个支队陷入重围，死伤枕藉。
4月7日晚，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台儿庄城头。
此役，中国军队以3万将士的牺牲，歼灭日军1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武汉街头鞭炮齐鸣，人们涌上街头，高喊着“中国必胜”。日本国内，一片哗然。他们引以为傲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一天被彻底打破。
然而，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有一个人站在徐州城头，眉头紧锁。
五、胜利之后的危机：被冲昏的头脑与悄悄收紧的绞索
李宗仁高兴不起来。
他太了解日军的脾气了。台儿庄这一仗，虽然打疼了他们，但远没有伤筋动骨。第5、第10师团的精锐还在，休整之后必然会卷土重来。而且下一次，他们绝不会再犯孤军深入的错误。
他最担心的事，很快就来了。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一封飞到徐州，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调兵，增援，扩大战果。
“李宗仁能靠杂牌军打垮板垣和矶谷，现在把中央军主力调上去，岂不是能彻底歼灭徐州之敌？”
从4月中旬开始，一列列军列从河南、湖南、湖北驶向徐州。到4月底，徐州周围已经集结了60万大军——几乎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全部主力。
李宗仁越看越心惊。他找到参谋长，摊开地图，手指从北画到南：“你看，北面日军五个师团，南面三个师团，东西两翼正在迂回。这不是来打徐州的，这是来包饺子的。”
可蒋介石不这么想。他沉浸在台儿庄胜利的喜悦中，满脑子都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他甚至开始筹划，要在徐州打一场比台儿庄更大的胜仗。
日军大本营原本正在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争吵不休。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官送来一份绝密情报：中国军队正在向徐州大规模集结，总兵力已达60万，其中一半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那份情报上——60万，几乎是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
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能在这里一口吃掉这60万……
主战派瞬间占了上风。
4月10日，新的作战令正式下达：华北方面军5个师团南下，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北上，总兵力24万——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60%。八路大军，像八根绞索，同时向徐州勒紧。
而此时，徐州城里的李宗仁，还沉浸在如何应对老蒋催促进攻的烦恼中。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台儿庄的日军因为轻敌，输掉了战役；而徐州的蒋介石因为轻敌，正在把60万人拖入一场巨大的危机。
六、中国式的敦刻尔克：六十万大军的生死突围
刘斐是第一个清醒过来的人。
他后来官至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当时只是个头脑清醒的参谋。他敲开李宗仁的门，摊开地图，语气急促：
“长官，您看。北面日军五个师团已经完成部署，南面三个师团正在逼近，东西两翼的迂回部队已经切断陇海路。这不是来打徐州的，这是来包饺子的！”
李宗仁盯着地图，沉默了很久。他不是没看出来，只是不敢往那方面想。60万人，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旺，怎么能说撤就撤？老蒋那里怎么交代？全国民众那里怎么交代？
刘斐下一句话让他打了个激灵：“长官，要是这60万没了，中国就真的完了。”
4月16日，临沂失守。
驻守临沂的是刚从台儿庄撤下来的西北军，还没喘过气，日军的猛攻就来了。丢了临沂，鲁南的战略支撑点没了。
5月9日，蒙城失守。
李宗仁接到战报时，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蒙城在徐州南面，只有六公里。南线那三个师团，根本不是牵制，而是在扎口袋。
5月14日，最坏的消息来了：日军占领陇海铁路。这意味着，从陇海路西撤的交通大动脉，被彻底切断了。
5月16日，萧县陷落。
萧县在徐州南面，直线距离只有六公里。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能望见徐州的城楼。
李宗仁站在地图前，看着那八根绞索一点一点收紧。他知道，再不撤，60万人就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当天晚上，他下达了撤退命令。
接下来的几天，是抗战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60万人，在短短几天里，分五路从日军的包围圈中向外突围。李宗仁的撤退预案做得极其周密——哪支部队打头阵，哪支部队殿后，哪支部队走哪条路，哪支部队负责掩护，全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最惊险的是汤恩伯部。他们带着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队，目标太大，行动太慢，几次险些被日军截住。关键时刻，关麟征的第52军主动殿后，在黄口李庄一带与日军香月部3000余人遭遇。双方从16日凌晨激战到天明，52军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战车14辆，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最悲壮的是刘汝明的第68军。他们奉命殿后，掩护各部撤退。当最后一支部队安全撤离后，5月19日，刘汝明才率部放弃徐州。出城时，日军已经打到了城门口。
日军冲进徐州时，发现城里空空荡荡，连个像样的战利品都没捞着。他们原本想一口吃掉60万中国主力，结果只吃了一座空城。
60万人，从24万日军的包围圈里，奇迹般地撤了出来。
后来有人把这次突围叫做“中国式的敦刻尔克”。40万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走，保存了反攻的火种；60万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也为后来的武汉会战留下了有生力量。
可李宗仁知道，这一仗本可以不这么打。如果台儿庄胜利后，没有人被冲昏头脑；如果没有把60万人堆在徐州这个四战之地；如果早点发现日军的企图，早点下令撤退……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七、青山埋骨：那些留在鲁南大地的英魂
徐州突围后，战场上留下了太多太多来不及带走的东西。
在台儿庄清真寺的西小讲堂，一面墙壁上，不足80平方厘米的面积，密布着94个弹孔。弹痕最深的地方，有约10厘米。那是3月底那场生死拉锯战留下的印记。
在禹王山，滇军将士的遗骸至今还埋在土里。
禹王山位于邳州市，距离台儿庄直线距离只有9公里。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卷土重来，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直取徐州。第60军奉命在此阻击，4万滇军子弟，从云南跋涉数千里赶到前线，一下火车就投入战斗。
20多天的阻击战，打得惨烈至极。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滇军将士死守不退。禹王山一度失守，又被他们冒着炮火夺了回来。打到后来，漫山遍野都是尸体，很多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
第60军原本约4万人，最后伤亡近2万。大部分牺牲的将士就地掩埋，连个像样的坟头都没有。他们的骸骨，至今还在那里。
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民族之光”展墙上，密密麻麻刻着牺牲将士的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而这还只是有名有姓的，还有更多无名英雄，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
云南昭通1084团有个连长叫赵继昌，他和弟弟赵克一起参军。禹王山战斗中，赵克中弹牺牲。赵继昌来不及悲伤，甚至来不及掩埋弟弟的遗体，抹了一把眼泪，继续带着弟兄们往前冲。
陕西来的将士们出发前，写下绝笔信：“生在陕西，死在山东。”他们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了，可没有人退缩。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穿着不同的军装，拿着不同的武器，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用命去堵。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孔令欣说：“先辈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段历史，我们必须发掘好、传播好。”
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次走进这座纪念馆。人们站在那面弹痕累累的墙壁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很少有人能不红眼眶。
青山不语，英魂永存。
八、血债终有清算日：那些战犯的最终结局
徐州会战中，与中国军队对垒的日军指挥官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寺内寿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徐州会战的日军总指挥。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在西贡狱中病死，逃脱了审判。
香月清司，第1军司令官。因为和寺内寿一闹矛盾，1938年就被调回国内。战后被列为战犯，却未被引渡，1950年病逝。
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师团长，日本头号间谍。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几乎每一件侵华大事背后都有他的影子。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是甲级战犯中第一个被处决的。
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师团长，“中国通”，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战后被判处绞刑。
矶谷廉介，第10师团师团长，台儿庄战役的日军指挥官。战后被判无期徒刑，1952年获释，1967年病死。
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师团长。他的部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屠杀的中国军民超过其他师团的总和，是真正的“南京屠夫”。那场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就是他手下的两个少尉干的。1945年，中岛今朝吾因尿毒症病死，逃脱了审判。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师团长。他的部队在雨花台一次就屠杀战俘1647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战后情况不详，1960年去世。
西尾寿造，第2军司令官，战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1948年获释，1960年病死。
还有川岸文三郎、下元熊弥、山冈重厚……有些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些人逃脱了审判，在日本安然终老。
可无论是绞死的还是老死的，他们都亲眼看到了一个事实：他们当年想灭亡的那个中国，不但没有亡，反而一天天强大起来。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1937年的中国，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那些战犯如果地下有知，应该庆幸自己死得早——否则他们就会看到，当年他们看不起的那个民族，如今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尾声
徐州会战，历时四个月。
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60万，伤亡10万以上；日军投入24万，伤亡近3万。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军队最终放弃了徐州，津浦铁路落入敌手，这是一场败仗。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四个月争取到的时间，让武汉的防御工事得以完成，让新兵的训练得以继续，让国际援助的物资得以转运。
更重要的是，台儿庄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信心。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柳彦说：“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战役、滕县战役、禹王山战役等，打出了血性，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日军和买办们的‘速胜论’，打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那面布满弹孔的墙壁还在，那些长眠在鲁南大地上的英魂还在，那段用血与火写成的历史还在。
它们无声地告诉每一个走进这段历史的人：
中华民族，从未屈服。
伟大抗战精神，正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