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说出了同我有关的一切，本可以搁笔了，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愿望，还想说一说和大家都有关的话，用一般的理由来检验我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圈子里的许多人都应该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再说一说，即使只有一些人得出这种结论，结果又会怎样？
我认为许多人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我们这个种姓的人只要严肃地反省一下，追求着个人幸福的青年人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中日益加重而且显然正把他们引向灭亡的灾难感到胆战心惊，有良心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残酷性和不合法性感到胆战心惊，胆怯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危险性感到胆战心惊。
我们的生活的不幸。无论我们这些富人怎样借助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来调整和扶持我们这种错误的生活，这种生活还是一年比一年更虚弱，更病态，更令人痛苦。自杀和绝育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令人烦闷，而这个阶层的后代也一年比一年更软弱。显然，在这条生活越来越便利舒适，有种种疗法和人造器械来改进视力、听力、食欲、假牙、头发、呼吸、按摩的道路上，人是不可得救的。不使用这些精良技术的人更结实，更健康——这条真理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连报上登的给富人服用的胃药广告都在Blessings for the poor（穷人的福音）的标题下说，只有穷人的消化才正常，而富人需要治疗，包括这些药粉的治疗。这种情况是靠任何娱乐措施、舒适条件和药粉都纠正不了的。只有改变生活才能纠正它。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无论我们怎样在自己面前为自己对人类的背叛开脱罪责，我们的理由都会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化为灰烬：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因此，我们圈子里的人的良心哪怕只剩下很少的一点也是不可能沉睡的，会使那些在劳动中受苦和死亡的弟兄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生活便利和乐趣黯然失色。更何况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他倒乐意忘记这一点，可是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人们的良心不可能用这些新的胡言乱语抚平，只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去过一种不再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无可指摘的生活才能够使人们的良心平静。
我们的生活的危险性。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不让自己看到一个简单而又最明显的危险，即那些受我们摧残的人已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使用种种欺骗、暴力和买好的手段去阻止这个危险，这个危险还是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在增长，而且早已威胁着我们，现在更是迫在眉睫，我们乘的小船危在旦夕，那风狂浪高的大海眼看着就要愤怒地把我们吞没，吃掉。伴随着可怕的破坏和屠杀的工人革命不但正威胁着我们，而且我们在它的威胁下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仅仅是依靠种种诡计才勉勉强强地暂时推迟了它的爆发。欧洲的局势是这样，我国的局势也是这样，甚至更坏，因为没有安全阀了。各个压迫着人民的阶级，除了沙皇之外，如今在我国人民眼里已不能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他们还能维持自己的地位靠的只是暴力、诡计和机会主义，也就是投机取巧，但人民中间最坏的分子对我们的憎恨，以及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对我们的蔑视在一年年地增长。
近三四年里，我国人民有了一个通用的意味深长的新词，如今人们在街头用这个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字眼来骂人，来指我们，即吃闲饭的。被压迫人民的憎恨和蔑视日益增长，富有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日益衰弱，而那维系着一切的骗局又已经千疮百孔，富有阶级面对这个致命的危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给自己解忧宽心了。复旧是不可能的，重新树立起倒坍了的威望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只剩下了一个办法：但愿我一辈子平安，我死后悉听尊便。富有阶级中间有一群瞎眼的人就是这样得过且过。然而危险仍在增长，可怕的终局正在逼近。富有阶级只能用改变生活的办法来消除这个险恶的危险。
几个疯疯癫癫的怪人如果去耕地、缝靴子等等，而不是抽烟、打牌、骑马闲逛，用每个脑力工作者都有的一天十小时空余时间去排遣无聊，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结果是这几个疯疯癫癫的人会用事实表明，他们为之痛苦烦恼并且使别人烦恼的想象中的私有物对于幸福来说是不需要的，压制人的，那不过是一种迷信罢了。私有物，真正的私有物，仅仅是自己的头，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脚，要真正有益和快乐地利用这真正的私有物，就应该抛弃那个我们为之耗费着生命的精华的，关于自身之外的私有物的错误概念。这些人结果将会表明，只有当一个人不再相信想象中的私有物的时候，他才能完善自己真正的私有物，自己的各种能力和自己的身体，使它们给自己提供百倍丰硕的果实和我们无从想象的幸福。而他也将变成一个非常有用，有力和善良的人。无论把他派到哪里，他都能站稳脚跟。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大家的兄弟，为大家所理解，所需要，所重视。人们看到一个或十个这种疯疯癫癫的人就会明白，他们应该怎么办才能解开对私有物的迷信系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结，才能摆脱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为之呻吟而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不幸处境。
然而一个孤身处在和他不一致的人群里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再没有什么道理能比这番道理更明显地表明那些使用这番道理的人是错误的了。纤夫们常常逆流拉船。未必找得到这样愚蠢的纤夫，竟会因为他一个人无力逆流拉船而拒绝套上纤绳。一个承认自己除了拥有过动物般的生活即吃吃睡睡的权利之外还得承担某种人的责任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责任究竟是什么，正像一个背着纤绳的纤夫知道这一点一样。纤夫非常清楚，他应该做的只是套上纤绳朝一定的方向走。只有当他把身上的纤绳扔掉的时候，他才会去思索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纤夫们和一切从事共同劳动的人们是如此，在全人类的事业中情况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卸脱纤绳，而应该抓着它朝主人指定的方向使劲拉。大家之所以秉有同样的理性，正是为了使这方向始终是一个。而这方向无论在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整个生活里，无论在每一个人的良心上，还是在人们的各种明智的说法中，都表现得极其清楚无疑，只有不愿意做工的人才会说自己看不见它。
那么这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一两个人开始拉绳，第三个人看见便参加进来一起拉，许多好人也会渐渐参加进来，直到事业被推动并且向前发展，仿佛自动地促使和吸引那些不明白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做的人也参加到事业中来。起初加入为履行上帝的律法而自觉劳动的人的行列的，是一些半靠自觉半靠信仰承认这个道理的人。后来加入更多的人，他们全靠对先进分子的信赖而承认这个道理。最后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个道理，到那时人们就不再毁灭自己，而且能找到幸福了。
这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到那时我们圈子里的人，接着是绝大多数人将不再认为掏清粪池是丢脸的，而让粪池装满自己的粪便再叫自己的兄弟去掏清却不丢脸；不再认为穿着翻毛靴子去做客是丢脸的，而穿着胶皮套鞋从没有任何鞋子穿的人身边走过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懂法语或不知道最新消息是丢脸的，而吃着面包不知道面包是怎么做成的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穿上浆的衬衣和清洁的外衣是丢脸的，而穿着清洁的衣服炫示自己的安闲却不丢脸；不再认为有一双肮脏的手是丢脸的，而两手不长膙子却不丢脸。
这一切将发生在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的时候。而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又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消灭了那些使他们看不见真理的诱惑的时候。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意义上的重大变化。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仅仅是因为社会舆论有了改变。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富人本来觉得出门不坐带有两个听差的四驾马车是丢脸的，没有男仆或女仆来给自己穿衣、洗脸、穿鞋、端尿盆等等也是丢脸的。现在呢，不自己动手穿衣穿鞋，坐马车带着听差却突然变成丢脸的事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舆论造成的。目前正在社会舆论中酝酿着的那些变化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十五年前，为农奴制辩解的诱惑刚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发生了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只要为金钱统治人的现象进行辩解的欲望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而消灭为金钱统治辩解的欲望和改变这方面的社会舆论已是指日可待的事。这种欲望已经透光，遮不住真理了。只要留心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到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没有被人意识到，没有形诸文字罢了。一个稍稍受过一点教育的现代人只要仔细想一想他所宣传的那些世界观会产生什么结论，他就会深信他在生活中惯于受其支配的那种评判好坏和荣辱的标准是直接和他的整个世界观相抵触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摒弃自己那种靠惯性运动的生活，从外部看一看它，用从他的整个世界观中引出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一下，就会为从他的世界观中引出的对他一生的评价感到害怕。我们不妨以年轻人为例（年轻人的生活精力比较旺盛，但自我意识比较模糊）。我们不妨以随便什么倾向的富有阶级中的一个年轻人为例。任何一个好青年都认为，不帮助老人、儿童和妇女是可耻的。他们都认为，在共同事业中让另一个人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危险而自己却逃避这个危险是可耻的。任何一个人都认为，像吉尔吉斯人（据司凯勒[42]说）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样做，打发女人和老太婆站在风雨里拉住帐篷的犄角，而自己却坐在帐篷里继续喝马奶酒，是可耻的。任何人都认为，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来为自己干活是可耻的，至于在轮船着火的险情中一个最强壮的人推开身边的弱者，把他们丢在危险中，而自己第一个爬上救生艇，这一类行为就更加可耻了。
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可耻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们也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由于种种诱惑的掩盖，他们却看不见许多一模一样，甚至恶劣得多的行为。他们不停地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只要好好想想，就会看到这一点并且感到害怕了。一个年轻人每天都穿几件清洁的衬衣。谁到河边去洗这些衬衣呢？一个女人，不管处境如何，而十有八九是个老得可做这年轻人的祖母和母亲的女人，有时还是个生病的女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为了满足自己更换衬衣（并不脏的衬衣）的任性要求而打发一个可做他母亲的女人去洗衬衣的人呢？一个年轻人为了摆阔气而备有好几匹马。冒着生命危险去驯服这几匹马的，是一个可以做他父亲或祖父的人，而这个年轻人自己却只在危险过去之后才骑马。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自己躲在一边而让另一个人去冒险，并且用别人的冒险来换取自己的快乐的人呢？
要知道，富有阶级的全部生活正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行为构成的。我们的生活处处包含着老人、儿童和妇女的超出他们力量限度的劳动，处处包含着别人冒死去干的工作，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劳动，而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任性要求。
渔夫常常为给我们捕鱼而淹死，洗衣女工常常受寒冻死，铁匠常常弄瞎了眼睛，工厂工人常常生病和伤残，伐木工常常被树压死，雇工常常从房顶上摔下，裁缝常常憔悴不堪。一切真正的劳动都要耗费生命，都会危及生命。掩住这一点不看是不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摆脱这种情况的唯一出路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不再按自己的世界观称自己是迫使别人劳动和冒生命危险的恶棍和懦夫，也就是只向人们索取生活必需的东西，自己去承担耗费生命和危及生命的真正的劳动。
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不仅是吃由仆人端上的五道菜的饭可耻可鄙，而且连吃不是由主人自己动手做的饭也可耻可鄙；不仅是驾几匹名种马出门可耻，连坐出租马车（既然自己有脚），平日穿着没法干活的衣服、鞋子和手套也可耻；不仅是用牛奶和白面包喂狗可耻（因为有人没有牛奶和面包），而且点着灯火不干活，生着炉子不煮饭也可耻（因为有人没有东西照明和取暖），那么那样的时刻就到来了。我们必然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生活观。我们已经站在这种新生活的边缘，建立这种新的生活观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当务之急。肯定这种生活观的社会舆论正在迅速形成。
社会舆论是妇女制造的。而妇女在我们这个时代又特别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