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我们在采黄蒿扎防空伪装，用白布缝棉袜，把破军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我们将有一次行军。到哪儿去呢，要走多远呢，因为是军事秘密，我还不知道。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我决心跟着这军队走一趟。这个离日本军队只有一百多里的晋西北的小县城，除了曾经被轰炸一次，一个多月来都是很安静的，缺乏着战争的气息的。现在我愿意带一本厚厚的练习簿，一支自来水笔，去接近战争。
你会想起我从前是多么憎恶战争吧。我曾经称它为“人工制造的死亡”。我曾经痛恨过人类为什么愚蠢到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的自我屠杀。自从我知道枪和子弹能够突然一下停止人的生命，我就不愿意摸它们。当我读到那个世界闻名的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在论文里攻击着军队，我曾经热烈地同意过。那些鞭子一样的句子我已不能背诵出了。大致他是说那些专门从事杀人的人不但不知羞耻，反而象雄鸡一样在街上排队走着，穿着漂亮的制服，而且奏着军乐。我那时也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农人能够种出五谷，工人能够做出各种物品，而他们却只会制造残废和尸体。
我这种对军队的憎恶不仅由于书本知识，和我幼年的生活也有关系。在我的家乡，在二十年以前，买东西少给钱，拉夫，随便打骂人是一般军队的纪律。县城里还驻扎过一个由土匪编成的团，他们轮流地，一连两连地化装到乡下去抢劫，绑票，攻打寨子，算作“关饷”。从外省来的“北兵”也好不了多少，除了坏得稍微笨一点儿。他们常常在街上端着一杯污水走，看见衣服穿得漂亮的人便故意一碰，让杯坠落到地下，然后扭住你，说你碰翻了他的官长叫买的西药，直到你从身上摸出五块十块钱来赔他。最足以说明那时的军民关系的莫过于曾经在我们县里大闹过一次的“神兵”的口号。那些被土地的贫瘠，层层的剥削和饥饿磨折得近乎发狂的农民，在几个自称为“大菩萨”“二菩萨”的人的率领之下，相信着吞了符水便可以刀枪不入，从偏僻的山里开始了暴动，执着锄头，菜刀或者火钳，一直进攻到县城附近，喊着一句朴素的口号：“杀灰狗儿。”因为那时的军队都是穿的灰色的军装。他们缴得了新式的武器总是用石头砸坏，或者扔进河里。
然而抗战使我纠正了我这种朴素的情感和见解。我不能不承认人只要不至于甘心被杀死，被当作奴隶，他即使憎恶杀人也得拿起武器。我不能不感谢那些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着的兵士，靠了他们农人才能够在土地上播种五谷，工人才能够在工厂里制造物品。我才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的战争。
而且我感到了做一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从四川投奔到华北。
我第一次和几个八路军的兵士坐在一辆没有篷的汽车里的时候，我不但不讨厌他们，畏惧他们，而且感到可以和他们作朋友。他们对我谈着山西游击战中许多故事，谈着“长征”，谈着他们的家乡和幼年。当我们结束了从西安到延安的三天旅行，当我们下了车，当我们将要分别，我和他们亲热地拉手。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手曾经杀过人。相反地，我想到了从这些粗糙的农民的手，自由的新中国将要被建立，幸福的生活将要被带来。到了这里，有一天我去参观炮兵营，意外地碰见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了，然而他那样亲切，那样快活，忙着给我烧开水，引我去看大炮，和我谈话，使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
现在我将跟着这样的一些兵士去行军。我自己也早已象一个兵士了，穿着棉军服，戴着军帽
第二封信
……我们有过了一次小小的“长征”。我们到河北中部来了。
我们并没有遇到战争。抢过同蒲路的晚上，日本军队从几里路外的据点乱放着炮，我们没有理他。抢过平汉路的晚上，我们的队伍刚过了一大半，一列日本军队的巡路车驶来了，然而与其说它惊动了我们，不如说我们惊动了它，因为它很快地逃走了，没有停留，也没有放一声枪。第二天，我们在辽阔的平原上行军，日本的飞机来追了我们五次，丢了不少的炸弹，放了不少机关枪，结果我们只牺牲了一名马伕。
然而并不因为没有遇到战争我们这次行军便成了一次沉闷的旅行。许多生活里的有趣味的琐事，将来由我的日记告诉你。我急于要向你说的是这次行动使我清楚地了解了华北抗战的情形，了解了装备如此不完善的八路军为什么能够支持如此艰巨的华北抗战，了解了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沿途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建筑兵房;过去那种强迫“扎兵”的办法我们也不采用;我们每天由一些副官在大队伍之前赶到要宿营的村子里去交涉，让有空房或者可以腾出空房的人家自动地让我们去借住。这就是说整个队伍分住着几个村子，而在每个村子里又分住着许多人家。这就是说每天晚上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当我们进屋的时候，走的时候，或者借用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客气地说：“打扰你们”，或者“麻烦你们”。从他们得到的回答也总是一些亲切的话句：“咱们都是一家人”，“咱们军民合作”，或者“咱们不是为了打日本吗？”
每天都见到的事实使我每天都感动。
我们的队伍白天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村子里的老头儿，小孩儿，男的，女的，披着老羊皮的，穿着红裤子的，总是从家里跑出来，拥挤地站在街边，看我们过。有时指着我们俘虏来的高大的日本马，他们说：“那是匹洋马。”有时看见马也披着麻做的伪装，他们快活地笑了起来。我知道这也可以说由于乡村生活的寂寞。但在从前，就在抗战刚发生的时候，老百姓对旁的军队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欢迎。队伍还没有到村子里他们便早已逃到山里去了。他们对比寂寞更能够伤害人的饥饿、寒冷都能够忍耐。进入了晋察冀边区的境内，因为老百姓更经过了组织，我们在沿途更看见了欢迎我们的标语和放在路边让我们喝的开水。
在孟县沙湖滩，我借住的家里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儿。他抓一大把黑枣来送给我吃;我问他的价钱，他说：“这用不着买。”他好意地告诉我这味道象葡萄干，又象干了的柿饼的小果实，吃多了会肚子痛，吐清口水。谈到八路军，他说：“你们就和姚遂王的军队一样好。”我当时想：姚遂王是谁呢？难道还有和八路军的纪律一样好的军队吗？后来我猜着了，我才自己笑了起来。他说的是那存在于渺远的古代的传说中的尧舜。
在到平山县秘家会之前，在我们将要经过的道路的旁边，一大群老百姓在那里站着队，有的还执着纸做的小旗。他们当中的那些小孩在唱着歌，唱着“抗战已经来到了”。当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突然热烈地喊起口号来了。一些很简单的口号：“欢迎八路军”，“坚持抗战”，或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而听着那种从心里面喊出来的声音，看着那些穿蓝布长棉袍的农民把右臂高高地举起，我真感到愿意去做一个为他们去战死的兵士。
刚才我到村公所去和几个老百姓谈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去年国民党的军队从河北撤退的时候，政府机关的官史们都逃到河南一带去了，而且接着这里那里都起来了一些司令。一个司令往往只统率几十个人，他们向邻近的村子要白面，肥猪。为着抵制这种军队，有些村子自动地联合起来，自己也产生一个司令。“这屋子去年就是司令部呢，”一个年轻小伙子笑着插进来说。一直到吕正操将军来后，这一带才恢复了秩序。而曾经在这小屋子里住过的那个司令，一个拥有八九十个弟兄和几十条枪的农民，现在却被收编为吕正操部的一个骑兵连长了。他们告诉我一些故事，又对我发出了一些问题：“听说政府下命令，无论哪部分的军队见着老百姓都要敬礼，是吗？”一个中年人问我。对于这个可笑的，然而却被他很郑重地提出来的问题，我只有回答：“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命令。”同时我心里笑着：“抗战后军民关系的变化是多么大呵，从前他们看见戴军帽的人就逃跑，现在却想着所有的兵士都给他们敬礼了。”当我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真的就给他们行了一个举手礼……
第三封信
……你曾经听见过机关枪在十里路以外响着的声音吗？这一向我常常听见。我觉得这种声音比雷一样响的大炮声还要不好听得多。我想到一个比喻：象害疟疾的人在敲打着牙齿。
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恢复长途行军的疲劳便碰上了敌人的围攻。我们仅有的一个主力团到东边也打，到西边也打。而且这是平原游击战。简直就是连着一天一晚地打硬仗呀。因为我从马上摔下来一次，把一只手臂摔坏了，我没到那个团里去慰问。而且我在想，我用什么去慰问呢？用一些空话吗？我感到我身上带着的不是枪，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支自来水笔，已经很可羞耻了。
倒是老百姓们的慰劳对战士们更有用一些。作战的时候，附近的村子里的居民都赶着送馍馍，送烙饼，送小米粥，而且有的竟固执着要一直亲自送到战壕里去。有了受伤的战士，他们就抬担架。战争结束后，他们就用大车载着猪、羊、毛巾去慰劳整个的团。
“我们一定要争取休息，至少要争取一星期的休息。”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员说。
现在我们就真的休息下来了。大概日本军队也落得在这次围攻的失败后休息一下吧。现在老百姓们慰劳的范围更扩大了，慰劳到我们这些司令部的、政治部的非战斗人员身上来了，用毛巾、袜子和鞋。关于我们这些已经穿上了脚的鞋还有着一些小故事呢。当群众团体里面的人在附近的村子收集慰劳品，一个乞丐也捐了一双鞋，而且一个过路的人马上把他脚上的鞋脱了下来，自己穿着棉袜子回家去，叫他回去后再送来他都不愿意……
第四封信
……你想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吧。在大后方的人恐怕很难想象游击战，尤其是平原游击战。在广大的平原上，四方八面都是路，都是敌人的坦克、汽车和骑兵可以冲过来的路。我们靠什么来遮蔽呢？我们靠人的山，村落的树林。这一带的村落真密得象树林，而老百姓呢，不但替我们引路，报告消息，而且把许多公路、大车路都挖成了土沟。在河间附近的那次战斗里，敌人出城之前先派一个老百姓来侦察情况，他一气跑了二十里，跑到我们的那个团里来，报告了敌人的企图和数目。而在敌人势力所及的区域，农民们白天被强迫着修复公路，但在夜里，他们又自动地破坏了它。我们只是没有办法破坏空中的道路。我们行军都靠黑夜来遮蔽。我们看熟了北斗星，看熟了黑夜是怎样变成黎明。
我和政治部的编辑委员会的几个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最近，一个小伙子参加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了。一个新来的小鬼。他是一个八路军里的勤务员的例子，也是一个老百姓参加军队的例子。他父亲打烧饼，他哥哥当堂倌，而他自己在家里的工作就是拾柴火。去年他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打过一次仗。“那一次我拾了一条命，”他结束他的叙述时这样说，象是在欢喜他的幸运，又象是在表示对于危险和死亡都满不在乎。他已经十九岁了，但瘦小得象只有十五六岁。刚来的时候他说他不识字，但现在我们发现了他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唱不少的歌，而且会象一个小小的讽刺家那样说话。他常常一伸手到他的棉制服里去抓出来一个虱子。“你身上的虱子很多吧？”一个同志问。“不多不多，”他笑着回答。我们近乎强迫地劝他把里面穿的线汗衫脱下来用开水烫一次，他才听从了。当我们看见那件衣服上有着很多白色的虱蛋，再质问他，他却象一个乐天的人或者玩世的人那样笑了起来，仿佛说那些小小的虫子并不能对他有什么损害。
昨天晚上，我们的房主人来玩，这个小鬼和他打了一阵乡谈，而且把他参加军队的故事又讲了一遍。我们的主人也是一个乐天派。他二十几岁，是这村子里的自卫军班长，有一座土房子和十几亩地。听完了小鬼的故事，他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了：“中国人多，日本人没有办法。”他说日本征兵征到十三四岁到四十五岁的人了，假若中国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参加了军队，日本人会不打自退。我笑着纠正了他：“还是要打才行。”他说两个月以前，他们就听说老八路要来了，但盼望了很久都不见来;有一夜，他出去放哨，发现许多队伍，牲口，驮子成线地走;他赶快回村子里报告，并且说每个兵士的背上都背着一个草圈;大家说，“一定是老八路”;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们老八路真是神出鬼没，”他结束似地说。“有一个晚上，我到前面村子里去，半路听见有人喝我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四面看都没有人;原来你们放哨的爬在树上。”
如个别的人一样，整个人类也负担着“他”的过去的生活的重压。那悲伤的，沉郁的，绝望的旧世纪。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为着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去开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们所唱的歌应该是快活的、响亮的，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
这是很不同于无知的快乐和幼稚的欢欣的。这是由于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且从残酷、艰辛和黑暗当中清楚地看见了美好的未来。
高尔基说列宁是那种明察的、有大智慧的、而且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然而列宁有着那种由衷的笑，大声的笑，单纯的笑，健康的笑。一个没有大的快乐的人是不会有那种笑的。那种笑声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土里面的人们的歌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或者“我们生来要把童话变成现实”。
而我们，现在还需要艰苦地而又快活地工作。艰苦地，而又快活地，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工作将带给我们以美好的未来，而在工作着的现在，它本身也给与着快乐。有名的颓废派波德莱尔，一边抽着鸦片，说着模糊的象征的语言，也一边宣言唯有工作才能够消除时间加于他的一种可怕的空洞之感的压迫。契诃夫的戏剧里的人物在自杀的枪声未响以前，也常常无力地说着工作。然而那是无可奈何的、无目的的、孤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不快活的。我们的工作带着积极的意义，知道为了什么，而且有着众多的人参加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饥饿
一
我和一个朋友到少城公园去练习骑自行车。在那种太阳还没有出来的夏天的早晨，街道静静的，两旁的商店都还上着铺板，像在睡早觉。当我们进了公园的门，走到那个大的运动场去，已经有人在骑着车兜圈子了，然而我们却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车子给我们，包我们学会的人。我们去早了一点。
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去，要了两碗不放茶叶的白开水。成都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样早就有人坐在茶馆里了。这家茶馆还附设一个射箭场，平常往那旁边过，我总是看见有穿着道地的中式服装的男子或者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站在那里拉着弓，让长长的箭飞到那有红色靶子的木板上去。我总是直觉地讨厌这类地方，这类人。现在还好，那场子上是寂静的。我们坐在一个小而矮的茶几的两旁，揭开了那平常挡茶叶的碗盖，喝着水。
一个卖糖糕的小贩从我们的茶座前走过。我叫他停了下来。我记起我们应该吃一点早点了。这种用大米面蒸的糖糕，白色的，圆圆的，而且蒸得顶上裂开了的，在我县城里的小贩们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当他们用一种清脆的甜的叫卖声喊着从街上跑过，那曾经是怎样诱惑过那时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现在我却淡然地看着他用筷子把它们从洋铁桶里夹出，一个一个地送到我们桌上的仰翻着的碗盖里。
在这中间，一个糖糕掉了一小块到地上去了。使我很惊讶的是刚好有一个小女孩子走过，她突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把它拾起来放进嘴里，又很快地走过去了。
她瘦瘦的，不过十岁左右那样，穿着一件洗得很旧，然而相当清洁的浅蓝色的布衣服，左手提着一个旧得颜色发黑的空空的竹篮子，她走得那样快，而且没有回头望我们，仿佛羞涩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一小块白色的糖糕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颗米饭都大不了多少。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饥饿，它以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使我感到颤栗。但是我又像看见了一个庄严的景象。我沉默着，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对我那个朋友说，虽然在平常我们是很喜欢为一些无论大或小的问题争吵的。
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你的一个可怕的秘密。
二
又是少城公园附近，我和一个朋友坐在一家饭馆的楼下的散座间吃午饭。在成都的那些小饭馆里吃饭，夏天总是有那种流浪在街头的小孩子，穿着褴褛的衣服，拿着一把破蒲扇，突然跑进来站在你背后，用力给你打起扇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难堪的，我拒绝了他们，然而那一顿饭还是吃得非常苦，总是感到他们的饥饿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着东西就像是做着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情一样。过久了一点，我也就习惯于用一两句话拒绝或者给一点钱，要他们走开，而且那种难堪的感觉也跟着就过去，能够欣赏菜的味道，吃得饱饱的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开头又是这样地遣开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饭以后，我们从桌子的旁边站起来，准备付钱，有三个那种小孩子突然跑来，猛烈地扑到我们的桌子前。我以为他们是为了争抢。但当他们没有遭遇阻拦地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都马上安静了下来，由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把小洋铁桶里的剩饭倒在那些有残菜的盘子里，用筷子拌了一会儿，然后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开始吃起来。
“你们是弟兄吗?”我问他们。
“不是，”那个我估计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着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点他们的事情。我又问：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拉车子。”
“他不管你吃饭吗?”
“他自己都还不够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着人力车到哪里去，那个车夫在经过一家什么店铺的时候突然把车子放下来，跑进去过了一会儿，然后出来再拉我走。我问他买什么，他说他的大烟瘾发了，去吞了几颗烟泡。我想起了这个诚实的中年人，仿佛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我温和地看着他们吃完这顿可怜的午餐，使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堂倌的打扰。当我走出那家饭馆的门，我的心里像被什么堵塞着，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假若说那满满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种还没有变成眼泪的哭泣，那就不仅仅是悲恸着人间竟像是一座地狱，而更重要的是仿佛从那种卑微的不幸当中我得到了安慰，因为我看见了饥饿是怎样把人们联合起来，像亲爱的兄弟们一样。
三
在一个大学的教员宿舍里，大家闲谈着。一个到英国去过的人谈着伦敦的剧院，谈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的那种人工的暴风雨。一个刚来到成都的穿着闪闪发光的绸衣的人突然问我们到某条街去过没有，我说没有，而且不知道那条街为什么那样重要。他似乎很惊讶我在成都住了半年连这一条街都不知道。他告诉我那是一条住着最下等的妓女的街，他已经去看过了，而且劝我们似地说：“应该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狱的生活也要去看看。”
我突然记起了上面的那两个小事件。我仿佛在想，要控诉人类的社会的不合理还不容易吗?还要到处去找证据吗？而且我不满意于他只是什么也要去看看。
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从此我就不喜欢那种穿着光亮的而且发出响声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欢那些心安理得地讲克罗采或者教希腊文的教授们，而且不满意我的有些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而上馆子吃东西也老是选择又选择，觉得这样不好吃那样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太受责备，然而我那时是那样过激，就像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往往责备得过于苛刻那样地，我写着：“与其做那样的人我还不如去当洗衣匠，因为洗衣匠能够把脏的衣服洗得雪白，而这些人却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四
完全是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平汉路之前，我随着一支军队停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和一个在文学事业上是朋友、在革命事业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这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去了回来，他一定要我们绕道经过旁边那一片白杨树林而不走那条直的大车路，他说他很想到那林子里去走一走。
但当我们穿进了那些落尽了叶子，向明净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着它们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体的白杨树中间，在那冻结得硬硬的，没布野草也没有路径的土地上慢慢地走着，他却又不知道是嘲讽他自己呢还是嘲讽我似地说：“你不欣赏这样好的风景吗?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好风景去换两个烧饼。”
我对这样一个同志也间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满。当他不愿意吃那种陈旧的或者甚至于带着砂的小米煮出的饭和那种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干菜，而情愿饿一顿，我总是照例地一句话也不说地在他面前把它们吃下去。
那时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青年的同志，这个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挨过到他们学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着游行的队伍去撞过北平的城门的人，有一次叹息着对我说：“中国人的平均的生活水准实在太低了，我们只应该取这样的一份。”
我是那种并没有经历过最本质地折磨着肉体和精神的饥饿的人，因此有时对于生活的贫穷和艰苦还带着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漠视的高傲态度，不像那个同志那样朴素地暴露出他的弱点。其实他那时的愿望，想用烧饼去代替小米饭的愿望，不也就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并不奢侈的愿望吗?
在前方，生活是比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说我已经深深地尝味过了饥饿。有时过封锁线而饿一夜一天，那总是疲乏掩盖了饥饿，而且总是睡了一觉起来，部队里的小米饭就送到我们的炕上来了。我记得我们吃过的最坏的菜是那种完全用青色的葱煮的汤，最难吃的饭是那种紫色的看着颜色不错而放进嘴里去像嚼着泥土一样的高粱蒸的窝窝头。这算得什么呢?
五
我是一个多梦的人。罗曼·罗兰说：“人的精神上有这样大的对于幸福的渴望，当实际上没有可享时，那就一定要想法来创造。”当创造也不可能的时候，人有时就用梦来代替。而且我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是指那种在黑夜的睡觉里出现的真正的梦。
梦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梦分类一下，我就会发现有两类新的梦是从前所没有做过的。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当我在前方骑马把一只手臂摔得脱了臼，被医生接好了而还需要放在绷带里休养的时候，我梦见了牛奶，我梦见在一个高大的、白色的、有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里盛着满满的牛奶，而且我执着柄把它倾倒到杯子里去的时候，它是浓浓的，冒着热气，上面还浮着一层薄的油皮。然而还没有开始喝它我就醒了。这一类的梦我是间或又做的。最近我又梦见我经过一间放着许多糕点的屋子，我竟至于不自禁地去拿一些来放进我的衣服的口袋里，而且接着我又仿佛坐在一个筵席上，吃着许多盘美味的菜。这样的关于饮食的梦，嘴馋的梦，是不是有人会笑呢?我想假若我的梦从那种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的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贫穷者的梦，饥饿者的梦，那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羞耻。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许还有着那种天使一般带着雪白的翅膀飞来的人吧，而我却总是对于那些卑微的、带着不美丽的苦难的烙印、用粗糙的甚至于流着血的双足从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感到更亲近，更像同母所生的弟兄，虽然我和这些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一边忍受着当前的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人共命运的时间并不太久，而在过去，我长期地感觉到的饥饿是那种另外的，比较起来不足道的，只能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的饥饿——对于人间的爱的饥饿。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