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性习俗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而建号“洪武”。为了平定天下和使满、蒙、朝鲜四夷归附，他在位期间，费尽心力，东征西讨，一帆风顺。故及其殁，中华帝国的版图甚至比唐朝还大。
洪武皇帝还仿效汉唐，重整纲纪，恢复了蒙古占领时期一度中断的传统科举制，为帝国的庞大文职部门选募贤良。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主要由儒生担任官职，简练精悍、高度集权的政府，即一种使管理有条不紊、行之有效的强大官僚体制。
不过，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唐代和宋代。以前的军事占领留下了不少野蛮影响。蒙古官员的飞扬跋扈在年轻的中国文人身上打下了烙印，所以一旦掌了权，他们便起而效仿蒙古人颐指气使的作风。首先皇帝本人就是一介武夫，出身微贱，缺少文化教养，而且处理的主要是军事问题。因此，他鼓励严刑苛法，对案件快办重判，听任官吏对百姓作威作福。这在政府的各级官员中助长了一种傲慢之风，这种风尚使当时来华的外国考察者大为震惊。
尽管皇帝本人很偏爱佛教，但为国家计，他还是采用宋代的理学作官方惟一认可的教义。蒙古统治时期，佛教曾在国家的庇护下大为流行，现在许多对此愤愤不平的正统儒家学者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中有个叫吴海的人，甚至向当局呈文，名为《书祸》，建议销毁所有古代非儒家之书如杨朱和墨翟的书，以及佛家和道家的书。【1】他的过激建议并未引起重视，不过统治当局确实开始对非儒家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多次建立审察制度，采取措施实行思想控制。这种控制起初还比较松弛，但后来却越来越严，到明代末年，常常令人感到压抑不堪。
部分是因为逆反于蒙古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蔑视，部分是因为他们刚刚解放，民族情绪太强烈，明代产生了一种对民族遗产的过分推崇，这虽导致了所有艺术的大复兴，但也造成了一种对独立思考的压制。只要谁敢怀疑朱熹理学学派的经说，或认为儒家的习俗和道德标准未必传之于古，就会被认为没有爱国之心。一股研究古书和金石的热潮席卷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其中不少是出于业余爱好），谁不加入就会被斥为非我族类。这句骂人话现在比上几个世纪还要难听。
明代是中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它也为随后在清代发展起来的闭塞和停滞播下了种子，并在很长时间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在若干世纪里，明代文化的优点一直很突出。这是一个生活风尚追求富丽堂皇的时代。明人是杰出的建筑师，他们建有许多宏伟的宫殿、宅第和别墅，内陈漂亮的家具，这些家具不仅坚固耐用，而且设计构思也完美无缺，那种简洁明快、典雅庄重的风格是后人再也无法企及的。天才的艺术家们在书画方面创立了新的风格，他们的作品不仅装潢了富人的堂皇宅第，也美化了清贫学者的淡雅书斋。追求生活风雅已发展成一种十足的崇拜，人们写了大量的书来描写这类生活乐趣及其享受。
在官方的庇护下，儒家的信条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两性的隔离和禁止妇女抛头露面也开始认真实行。
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的观察证实了这种从当时中国文献中得出的印象。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于1556年访问过广州。他把这个地方称为Cantam。他对在街上见不到一个正派妇女感到震惊。他说：“她们通常深居简出，在广州全城，除某些轻佻的妓女和下层妇女外，竟看不见一个女人。而且她们即使外出，也不会被人看见，因为她们坐在遮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以前已讲过的）轿子里。任何人到家里也别想见到她们，除非是好奇，她们才偶尔从门帘后面偷窥外来的客人。”【2】另一个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在中国南方考察过几年，他说：“女人都深藏闺阁，严守贞节，除干瘪的老太婆外，我们很难在城里和大地方见到女人。只有在乡村，愈是质朴淳厚的地方，反而才能经常见到女人，特别是她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她们习惯从小缠足，把所有的脚趾都扭到大脚趾的下面，使脚完全扭曲变形。”【3】从后面这句话可以看出，缠足之风在明代后期流传得何等广泛。
听听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怎样讲中国人的妻妾，是很有意思的：“聘礼的仪式和庆祝也非常之多。这些人通常很小就结婚，他们不喜欢结婚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婚约由双方的父母包办，虽然有时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征得结婚当事人的同意。上流社会的人家只有门当户对才算名正言顺。所有的男人都可以自由纳妾，但对妾的选择却不问社会地位和财产，惟一标准是她们的姿色。买妾也许要破费上百两黄金，但有时也相当便宜。在较低的社会阶层里，人们只要愿意，尽可以用银子来买卖妻子。王即皇帝。——高罗佩注和王子们择偶只看她们是否漂亮，而不问其血统是否高贵。贵族女子并不渴求嫁给王，因为王的嫔妃并无特殊的社会地位，且被关在深宫之中，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况且，从众嫔妃中选择正式配偶，是由专职的官员负责，在众多候选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入选。【4】当然，所谓王的嫔妃并无特殊的社会地位，只是对后宫中不为人知的下层女子而言。
由于宁波和其他明代对日贸易的中心地处江南，所以春宫画册一经出版，很快就流传到日本这个岛国。在日本，元禄年间（1688—1703年），日本出版商热心研究和复制了这些版画。日本著名的版画大师菱川师宜甚至用单色版出版了全本《风流绝畅》的日文改写本。这一本子的第1页和图20重印于涩井清的《元禄古版画集英》的第一部分中（东京，1926年）。甚至在晚期浮世绘的版画中，在技术细节上亦可看出中国春宫画册的影响，例如手和脸的画法，特别是把嘴画成水平的V字形。
因此，这些画册本来是供一小伙享乐过度、厌倦已极的文人取乐，记录他们“风花雪月”、欢乐一时的生活。但即使在江南齐梁繁华的末世社会被满族征服扫荡之后，它们仍然长存于世。尽管这些套版画公开描写肉欲横流的东西，但却以其细腻的表达和优雅的魅力而被人们列入色情艺术的珍品之中。
中国性观念的最后标本
以上我们用较多笔墨描述了江南的色情文学和套色春宫版画，因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再不曾展现过如此完整而坦露无遗的性生活画卷。况且，这幅画卷的背景乃是代表着传统中国文化处于顶峰状态的环境。
江南地区的这些材料再次强调了决定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基本概念，即对人类繁衍的各个方面，从肉体结合的生理细节直到以这种肉体结合为证的最高尚的精神之爱，无不可以欣然接受。由于把人类看作天地造化的仿制品，所以性交受到人们的敬仰，从不与道德上的罪恶感拉扯在一起。天地本身就尊崇肉欲，从不视之为恶。例如，人们认为雨水撒入田地和精子在子宫着床，富饶而潮湿的土地便于播种和女人湿润的阴道便于性交，二者本没有什么区别。此外，在阴阳两极的观念中，女人注定位置次于男人，但是这个次要地位正像地次于天、月次于日一样。她的生物功能并没有什么罪恶，反之，倒使她成为生命之门。
至于那些宁愿视女人为死亡之门的江南男子，尽管他们弃天道而不顾，但他们弃绝淫欲不正暴露出他们希望未泯，还想通过“肉蒲团”上的禅悟以达到最后解脱吗？甚至在当时最拙劣的淫秽作品中，字里行间亦流露出一种渴望，竭力想保留和维持那已轻易抛弃和深恶痛绝的东西。最后，极端好色还导致了它与极端神秘主义合流，二者只靠“生死之间的一层薄纱”相隔。
上文说江南史料为现代研究者全面了解尚未受到压抑的中国性生活提供了最后一个机会。随着明帝国的崩溃，这些情男欲女的寻欢作乐便销声匿迹，欢乐的气氛也烟消云散，性已日益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欢乐。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退而自守，他们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思想弄得壁垒森严，竭力想在其政治独立丧失之后，至少能维持其精神和文化的独立。他们的确成功地把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的私生活大门之外。但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是不是也把危险的东西关在了自己的门内，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清代性生活的研究者去解决吧。
明朝的灭亡
明朝的灭亡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即“美女倾国”。两位明朝大将本来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阻止即将来临的满族征服，但他们却为了一个妾而争吵失和。
北京的腐败朝廷的营私舞弊，横征暴敛，使得哀鸿遍野，怨声载道，特别是在西北地区。1640年，民间的英雄李自成（1606—1645年）（《中国传记词典》1226）在陕西揭竿而起。他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很快就集合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挺进北京，许多不满的军官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明代最精锐的军队在著名将领吴三桂（1612—1678年）（《中国传记词典》2342）统帅下，正远在北边驻守，阻止即将来临的满族军队的入侵。所以朝廷调不出足够的军队阻挡李自成的猛攻。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杀。李自成宣告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
然而，在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吴三桂的父亲被杀，宠妾也被李自成收入后宫。李自成拒绝把这个美女归还给吴三桂，因此吴三桂乃断然联合满族驱逐李自成。李自成被吴三桂和清人组成的军队击败，被迫逃离北京，并被杀死。
一旦进入中国，满族人很快就在这个分裂的国家中占了上风。他们没打几仗就入主中国北方，并把首都从沈阳南迁到北京，以便从这里击溃南方的顽强抵抗。当满族军队开始在南方与忠于明朝的将领作战时，满族在北京的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年）与吴三桂，以及中国的谋臣洪承畴（1593—1665年）、陈铭夏（1603—1654年）等，一起制定了有关占领地区满汉关系的规定。规定禁止满汉通婚。这一法令在整个清代一直行之有效，直到1905年才被慈禧太后撤销。规定还指令汉族男子要穿满族服装，剃头留辫；而汉族女子的服装和习惯则听其自便。另一方面，满族女子亦不得穿汉族服装或采用汉族缠足的习俗。由于没有这种美人的标志，满族妇女感到很懊丧，她们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穿木屐。因为木屐底部有着汉族三寸金莲小脚的形状。
中国人又一次面临长期的异族占领，因而又极为严格地把儒家的两性隔离原则重新搬了出来。由于决心至少使他们的私生活不受满族人的干预，凡与性关系有关的东西和闺阁中事都成了严格的禁忌。汉族官员劝本来很少有性禁忌的满族主人把明代和明代以前的色情书画列为禁书。没有多久，满族统治者在这方面甚至比汉族人变得还要谨小慎微。这样一来，便发展出一种惟恐泄露其性关系的变态心理。这种恐惧症在过去四百年间始终是中国人性观念的特点。
满族军队逐渐征服了中国南方，因而开始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1912年应作1911年，此误。——译者国民革命爆发为止。
随着清朝于1644年的建立，我们的综述也该就此收笔。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每当人们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中国问题时，都会对两个突出特点感到震惊：中华民族惊人的恢复力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一再看到，异族局部或全部占领下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过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又变成具有同一文化的、统一的独立国家。
这一现象使外国观察者颇感惊异，但却从不会使中国人惊奇，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中国人从不相信皇帝和他们的王朝是长存永驻的，因为它们的命数大小全得看“上天下民”对它的要求如何。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的民族和文化是永存的。千百年来对皇上的颂词“万岁”并不用于神，而是用于人，用以指某一特定时期象征其种族和文化的“万民之主”。中国人有意把尊崇皇帝看作尊崇中国本身，看作是尊崇他们的民族和文化。在他们看来，只有民族和文化才配享其名，只有文明才会万世长存。
那些把中国文明定义为静态的人，倘若只是说它的基本原则是静态的，还可接受。中国人的生活观是以在自然力的和谐之中生活这一概念为基础，这种观念在许多世纪中确实一成不变地延续了下来。但因为它的基础确实是静态的，所以一旦需要，中国人尽可以在上层建筑中剧烈地改变其自身，或者承受由外族力拭造成的强烈变化。因此，这种基本上是静态的文明实际上又是一种极为动态的文明。
无论在比较古老的时期还是比较晚近的时期，中国都对异族的影响作出过让步。他们已意识到（尽管不情愿）异族的文明确实有其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而且只要他们决心去做，也完全有这种能力。因为中国人相信更新，只要它本质上是自我更新；他们也相信成长，甚至包括剪枝和嫁接，只要大树本身不受丝毫影响。他们愿意接受外来影响，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接受暂时的异族统治，因为他们对自己血统和数量上的实力信心十足，坚信自己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最终总会战胜征服者。
历史的进程似乎也证实了这种极端自信。其他的伟大文明均已衰亡，而中国的文明却依然存在；其他的种族均已消失、流散或失去政治上的认同，而中国人却生存下来，不断繁衍，在种族与政治上可以认同。
历史学家必须分析这种现象，研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因素。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明白，我们并不能洞悉文明成长与衰亡的终极原因，正如我们永远不知道个人生死的终极原因一样。
然而，就中国而论，对中国性关系即其生命的主要动机进行历史考察，却使我们相信，男女之间的精心调节（这点早在纪元初就在中国受到研究）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原因。因为看来正是这种造成勃勃生机的平衡使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延续至今，并不断更新。
注释：
【1】杨朱和墨霍是著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的对立派。
【2】参看C.R.Boxer的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 no.CVI，London 1953），pp.149—150。
【3】C.R.Boxer之上书，pp.282—283。
【4】参看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Louis J.Gallagher S.J.译自拉丁文，New York 1953）p.95。
【5】典型的例子是短篇小说《鸳鸯绦》即《醒世恒言》卷十五《郝大卿遗恨鸳鸯绦》。——译者。它出自明代小说集《醒世恒言》，出版于1627年，为多产作家冯梦龙所作。H.Acton和Lee Yidhsieh的译文见Four Cautionary Tales（London 1947）。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插阁本，书名为Glue and Lacquer，尽管它的图版艺术水平很高，却使人对中国的装束、习惯和内心造成完全的误解。
【6】晚明春宫画册《花营锦阵》（参看《秘戏图考》卷一 209页）的序也是用同一种方式写成，它完全是用经书里的句子写成。似乎淫秽文学的编者特别喜欢用儒经和佛经来描写淫秽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也有同一倾向。在日本有一部晚明中篇淫秽小说叫《痴婆子传》，是1891年在京都用古活字版重印，保存于圆镜寺，该寺就是印佛经的地方。把淫秽与神圣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一种青春期的特点，但人们恐怕很难把中国的和日本的文明叫作青春期的文明。无疑性学家们将会对这一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
【7】参看R.T.Dickinson《人类性解剖学》（Baltimore 1933）p.42：“一般说，女性外生殖器的位置差异很大，阴门可能靠前也可能靠后，因此性交时的难易程度自然也不同。人们常常断定这些差异是不同种族的特点。阴门靠后属于近似原始种族的早期发育形式，尤其是东方人。”但这里的中文引文却证明，阴门靠后仅仅是个体的特征，而不是种族的特征。我可以补充的是，与中国文献的说法一样，日语也区分出同样的三种位置。近代东京俚语称之为jō—hin（上品），chū—bin（中品）和g-in（下品）；bin是shina（人品）这个字的误读，shina用来表示它的特殊色情意味。按照正常读法，jō—hin的意思是“雅”，g-in的意思是“俗”，chūdhin则非雅非俗。
【8】我在《秘戏图考》卷一126页译文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9】参看CPM vol.II，p.157。在该书中这一专有名词和“封脐膏”及“勉（缅）铃”一般叫作“一弄儿淫器”。
【10】《香艳丛书》第九集卷一重印了一篇奇文叫《温柔乡记》。它对“三峰”有长篇描写，作者为梁国正，写作日期不详。“温柔”是个文学用语，在清代多用于指肉欲之爱。此文是以地理学的形式研究女性身体，作者把女性身体写成他所游历的某个国度，洋细描述了他所经历的种种乐趣和危险。其中用来表示女性身体的各种解剖学部位的术语是从道家讲炼内丹的书中借用，三峰在其中很重要。
【11】古书把男精看作白铅。参新上文83页。
【12】此书附有大量注释，重印于一部名叫《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它是一部相当出色的近代丛书，其中收有许多有关爱情和风雅生活的作品，仅一卷，朱剑芒1936年出版于上海。
【13】关于蛤蚧（phrynosoma sp.），许多文献都有记载，显然，人们相信其精力极其旺盛，是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蛤蚧交配时，即使被人捉住，也不会松开。人们把活蛤蚧放在酒坛里，搁上一年左右，然后把这种酒当春药卖。
【14】G.Schlegel，Le Vendeur d"huile qui seul passède La Rein-e—Beauté，ou Splend，eurs et Miseres des Courtizanes chinoises（Leyden and Paris 1877）。其中有一篇描写1861年对广东花船的采访，并附有重印的中文原文。
【15】Edgerton的译本见本书“书名简称索引”中的CPM条下。
【16】至少我不记得在梵文文献中有这类记载，而R.Schmidt在Beitrāge zur lndischen Erotik中也没有提到过这些。我在H.Licht的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56）和他论述更为详细的著作Sittengeschichte Griechenlands（3 vis.，Zürich 1928）中也都没有发现这类记载。尽管拉丁文献曾反复提到过它，有时把它当作使新娘在初次性交时免遭疼痛的一种权宜之计（Seneca Controv.II：“新婚夫妇若想减轻初夜的痛苦，即采取此法”；Martialis的著作XI，LXXVII：“肛门交是新娘为了免于破身的痛苦而送给丈夫的赎礼”），有时把它作为一种淫荡的风俗（Martialis的著作XI，XLIV：“Parce tuis igitur dare mascula nomina rebus，teque puta cunnos uxor habere duos”，同书XI，CIV：“pedicare negas，dabat hoc Cornelia Graccho”，等），但Kiefer的Sejcual Life in Ancient Rome（London 1953）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行为。在闪族人当中，这种行为也广为人知，常被人们引用的是（R-ans）I—26，并且在较晚的阿拉伯人讲爱情的书中也常提到它。
【17】参看上文162页提到的F.Kuhn的德文译本。
【18】Pan Tz-en的The Reminiscences of Tung Hsiao-an，商务印书馆，上海，1931年。译本中附有中文原文。关于文人圈子中的爱情，我们还可举出其他三部作品，尽管它们写于清代，因此与此书描写的氛围不同。首先是著名风俗小说《红楼梦》，有Wang Ch-hen的英文节译本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London & New York 1929）。Bancroft Joly曾搞过一个更完整的译本，但未完成（2卷，题目是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ong Kong 1892）。到目前为止，节略最少的译本是F.Kuhn的德文本Der Traum der Rolen Kammer （Insel Verlag，Leipzig，出版日期不详），它大约译出了这部长篇巨帙的三分之二，该译本的英文版有Routledge & Kegan Paul所译的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London 1959）。其次是《浮生六记》。这是一个不大出名的清代画家和诗人沈复（1763—1820年）的生平记述，是写他早夭的妻子陈芸等，Lin Yü—t"ang（林语堂）的译文见T"ien Hsia Monthly vol.1（Hong Kong 1935）。还有《秋灯琐记》，为清代学者蒋坦对其爱妾秋芙的回忆。Lin Yü—t"ang（林语堂）在他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New York 1938）ch.10“Two Chinese Ladies”中曾翻译过它的若干片断。这三部著作的中文原文及详细注释见上286页注【12】提到的朱剑芒所编的丛书。
【19】见上条。
【20】《玉娇梨》早在1826年就由Abel Rémusat以 Les Deux Cousines为题译成法文。19世纪下半叶，该书以其人物描写的“考究”和最后同时与两个情人结婚的情节而驰名于西方文学界。1864年Stanislas Julien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译本，随后英文、荷兰文和德文的译本也相继问世。《玉娇梨》算不上一部伟大的小说，但它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很好的典型。况且，其第十四回还有心理学的意义，因为，主人公苏友白爱上了女扮男装的卢梦梨，他的一见钟情明显暴露出一种同性恋的倾向。
【21】在《秘戏图考》和其他地方，我把这个题目错译为Human Coverlets。“蒲团”除指床罩，还指放在地板上的坐垫（日语叫“z-uton”），小说第二回，长老为未央生所诵的偈语清楚地表明，这种平平的圆垫在这里是供僧侣打坐的东西。
【22】参看拙作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p.257sq中对李渔艺术活动的详细讨论（Serie Orientale Roma Vol.XIX，Rome 1958）。
【23】最好的中文版本是无名氏于1943年在北京出版的本子。它是色情丛书《写春园丛书》的一部分，但插图画得很糟。1959年，孜孜不倦的中国小说翻译家FranzKuhn博士发表了这部小说的德文全译本，题目是Jou Pu Tuan，ein erotisc-o-lischer Roman aus der（1634）（Verlag Die Waage，Zürich）。
【24】日本社会学家宫武外骨发表过一篇短文，论述女人在达到性高潮时的叫喊。他证明这种叫喊几乎总是提到死，因此给自己的文章起名为《寂灭为乐考》（东京，出版日期不详）。
另外还可参看A.A.Brill的Lectures on Psychoanalytic Psychiatry（New York 1955）p.290：“那些对自然有兴趣的人一向懂得生死的密切关系并描述它们。埃利斯（Havelock Ellis）说：‘确实正如一向所说，对自然界的大部分东西来说，爱与死都只隔有一层薄纱。’在她受孕和怀孕的过程中，女性再现了或重新说出了她记忆中的女性崇拜时代的ecphoriates经验，那时性交乃是终结点上的开始，而当它开始了，也就是说，死亡即将来临。我经常听男人们说，性交时，特别是在达到高潮时，有些女人会大喊：‘啊，我要死了’或‘你杀死我了’或‘杀死我吧’，而她们冷静下来时却不能解释这些话。我们难道不能把这种神秘的喊叫看作是对某种确实存在于比如说古生代，或在某些生物体中仍可见到的状况的回忆吗？”
还可补充的是，在古代中国有这样的风俗，当儿子把新娘娶回他父亲的家中，三日之内不得举乐，这是因为“思嗣亲也”。参看《礼记·曾子问》卷一第二十页及上文79页。这种风俗亦可从生育和死亡的接近来加以解释，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它是“杀父继承”的远古时代的追忆，在周代文献中仍留有这种痕迹。
【25】在唐代，江南是一个道的名字，大体辖有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和湖南南部。不过，此后它多半也是指这一地区。
【26】重印于《香艳丛书》和其他丛书中。
【27】这三篇东西见《说郛》续卷四四。
【28】除上述北京、南京和江南城市中的妓院区，广州和汕头花船上的妓院也很有名。还在唐代，广州就已是海外贸易的重镇，拥有许多亚洲侨民，特别是许多阿拉伯人曾在当地定居。到明代，广州成了东南亚的一大商业中心，因此夜生活非常繁荣。广州的妓女和艺妓属于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蜑家，也叫蜑户。蜑家是华南土著的后裔，被驱赶到沿海，以捕鱼，特别是采珠为生。他们受到各种身份限制，如不得与汉族通婚，不得在岸上定居。他们说一种特殊的方言，而且他们的女人从不缠足。这种女人为广州珠江上停泊的成千上万的花船提供了大量妓女。G.Schlegel以他在广州观察到的材料为主发表过一篇论中国妓女的文章（Histoire de la Prostitution en Chine，Rouen 1880；这是根据用荷兰文写成的原文Iers over de Prostitutie in China[Batavia 1866]译出）。尽管此文过分强调这一问题的阴暗面，历史的部分也流于空泛的议论，但它至少有个优点，就是主要根据为实际的观察。同样有名的是汕头的“花船”，即“六篷船”或“绿篷船”。清代诗人和官吏俞蛟写过一篇材料丰富，论广州、汕头妓院的文章《潮嘉风月记》，见《香艳丛书》第四集卷四，附有一个引用旧参考文献的附录。他记录了当地的俚语和特殊的破身习惯。他说广州的姑娘不如汕头的姑娘品貌出众，多才多艺，并引用著名诗人和风月老手袁枚（1716—1798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俞蛟还引用了清代学者赵翼的话（见上文163页）。赵翼提到一件怪事，即汕头的船除了开妓院，还在中国南方的水路中运送货物和旅客，生意兴隆。他说，有一次，一个状元刚从京都得中归来，搭了一条船，并未猜到这是一条花船。只是当大风把他的船篷吹破，有个只穿着红缎乳罩的美女进来修理时，他才发现。路上他把这女人一直留在舱里，分手后那女人遂自称为“状元妻”，并且身价长了一倍。作者聪明地看出整个事情的结果可能是预谋好的。
【29】有关中国文献在Keizō Dohi博士的出色著作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Syphilis，insbesondere über ihrer Ursprung und ihre Pathologie in Ostasien（Tōkyō 1923）中已经做过搜集和讨论。
【30】上引C.R.Boxer之同书pp.150—151。
【31】上引C.R.Boxer之同书p.122。
【32】参看我在ECP vol.1“导言”中的详细讨论。
【33】有关《绣榻野史》的全部材料可从ECP vol.l，pp.128—132找到。
【34】这使人想到上述清代小说《红楼梦》的开头。书中的主人公宝玉也是在梦中获知性秘密。晚明淫秽小说对清代小说有很大影响。
【35】晚期，在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有关于狐狸传说的大量材料。该书有H.A.Giles的译本，题目是Strand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ondon & Shanghai 1909）。读者还可参见M.W.de Visser的“The Fox and badger in Japanese folklore”，收入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XXXVI（Yokohama 1909）。
【36】见ECP vol.Ipp.128—135。
【37】参看《骨董琐记》（上文201页提到的）卷四26页背应作25页背。——译者。ECP folio 169此是该书卷二的页码。——译者也引用一种明代史料来作同样的说明。
【38】参看St.Julien 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Paris 1856）p.XLVIII和p.99的参考资料。
【39】有四件标本印人Les Ivoires Religieux et Medicaux chinois，d"après la collection Lucien Lion（Paris 1939）。明代学者沈徳符（1578—1642年）在《敝帚斋余谈》中说，玉雕工匠常制作春宫雕像，供不应求，并说在福建省，牙雕工匠也制作男女性交的人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text ECP folio 170/5—6）。我没有看到过这种明代制品的原件，但我过眼的清代雕像却大多质量低劣。
【40】有关记述见于一部讲唐寅私生活的笔记集，题目为《纪唐六如轶事》，印入《香艳丛书》二十集卷四。
【41】参看《太平清话》。这是明代多产作家陈继儒（1558—1639年）的一部笔记集。
【42】《僧尼孽海》似乎只以日文钞本的形式保存下来。我收藏的本子共有两卷，每卷42折页，抄手并不高明，但用纸却装潢精美。第一个故事的题目是《沙门昙献》，最后一个故事的题目是《王和尚》。
【43】夜摩天（Yama）（中文叫阎罗王）是阴间之王，他掌管记录世上（阳间）人们所犯的罪孽，以便在其死后给予相应的惩罚。
【44】有十六幅画用彩色印入J.Tschichold的Neue Chinesische Farbendrucke aus der Zehnbambushalle（Basel 1943）。
【45】北京有一家专以经营套版画出名的商店叫荣宝斋，1952年出过这个画册的一个重印本，它是根据非常罕见的明代原画重新雕版印刷。现代中国版画史专家郑振铎为该画册写了序言。
【46】“登徒子”见诗人宋玉的赋（参看本书68页注[12]）。
【47】春宫画不仅是为性指导或消遣而作，而且也被用作护身符。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的给人生命的“阳”气，画有性交的图画据说可以驱走代表黑暗的“阴”气。直到近些年还有一种风俗，特别是在中国北部，即把春宫画绘在肚兜（婴儿盖肚子的三角巾）的衬里上。书商也经常在店里存放几张春宫画，用以避火消灾。因此，“避火图”一词也就成了春宫画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在中国和日本，人们还把这种画放在衣箱里防虫。日文中表示“春宫画”的kyōte-on（箧底本）一词，似乎就是指这一习俗，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正是“放在箱底的书”。
为完整起见，这里我还要说说带春宫画的“双面折扇”。这种扇子初看是普通式样的折扇，正面画山水、花草，背面题诗。但每一股上都贴有一个双格的纸条，如果按习惯的方式从左向右打开，纸条便掩着。但如果从右向左打开，每张纸条的反面就可以看见，所有的格子便拼出一幅春宫画。特别是乾隆年间的这种折扇做得很好，它是根据晚明的套色春宫版画式样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