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4日下午四点，南昌监狱的一间屋子里，一个五十三岁的男人坐在屏幕前，听法庭念判决。
屏幕那头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法庭，法官念到最后说：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然后是两个字——无罪。
1993年的秋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两个男孩从村里不见了。一个六岁，一个四岁。
第二天，两个孩子的尸体在村外的水库里被发现。办案的人判断，他们是被杀害之后抛进水里的。
三天后，10月27日，村里一个二十六岁的木匠被警察带走。他叫张玉环，和两个孩子家是邻居。
他被带走的那天，没有人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七年。
按照后来的公开报道，1993年11月3日和4日，张玉环在侦查阶段作过两份承认杀人的笔录。可到了第二年1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他当庭翻供，说自己是被刑讯逼供，只能屈打成招。
一份口供，和一次翻供，是后来二十七年里所有争论的起点。
一、一个木匠
1993年的江西农村，外出打工的潮水刚刚起来。进贤县在南昌东南边，凰岭乡离县城不远，村里人大多还守着几亩田过日子。张玉环二十六岁，木匠，会打家具，家里新婚的柜子是他自己做的。
案发那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这个村子很小，小到谁家日子过得怎么样、谁家昨天晚上灯亮到什么时候，村里人都知道。两个男孩失踪那天是10月24日，第二天尸体在水库被发现，第三天警察就带走了张玉环。收人、审人的速度，在当时被看作办案的效率；二十七年之后，它变成了一桩错案里最让人难受的部分。
后来公布的赔偿决定书写得很清楚：1993年10月27日，张玉环因涉嫌故意杀人被羁押。
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木匠。
二、三份判决，两个相反的词
1995年1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玉环用手卡、绳勒、棍打的方式，将邻居家两个男孩杀害并抛尸水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死缓”这两个字要解释一下。它不是“不用死”，而是死刑暂缓执行两年：两年之内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如果在此期间故意犯罪，随时可以执行死刑。一个被判处死缓的人，在当年，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被送上刑场的人。
一审判决书里还有一句话：这个案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
张玉环不服，提出上诉。
1995年3月3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是第一次转折。省高院给的理由，和一审法院给的理由，用的是同一套词的正反面。
发回重审之后，案子在南昌中院停了六年。2001年11月7日，南昌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作出了和一审判完全相同的结果：死缓。
张玉环再上诉。三个星期后，2001年11月28日，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到这一步，案子在法律上走完了全部程序。他是死缓犯，被送进监狱服刑。
三、当年定他的罪，靠的是什么
要理解这二十七年，得先弄清楚一件事：当年定他的罪，靠的是什么。
1990年代的侦查条件下，乡镇一级的凶杀案，能拿到的客观证据往往很少。在水库里泡过的尸体、水边被冲坏的痕迹、没有监控的村道——能真正钉住一个人的东西，不多。
在这个案子里，最主要的定案依据就是张玉环自己那份有罪供述。而他从第一次开庭起就坚持说，那份供述是打出来的。
这就是全案争论的核心：口供能不能定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定案。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写进了一条明确的规则：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在1993年，这条规则还没有写进法律。
到了再审阶段，出庭检察员的说法是：本案除了那份有罪供述，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现有证据之间达不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辩护律师说得更直接：那份有罪供述是非法取得的，依法应当排除在法庭考量之外。
一个案子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两边用的是同一个事实，却得出同一个结论：不该定罪。
四、墙里的二十七年
在监狱里，张玉环做的事只有一件：写申诉。
一份一份地写，一级一级地递。写了很多年，材料交出去，回音很少。真实的申诉不是电影里那种有人拍案而起的时刻，而是一个人拿着一支笔，对着一堵很厚的墙，很多年。
墙外面有人在替他跑。
他的哥哥张民强，二十多年里在进贤、南昌和监狱之间来回：会见、递材料、找律师、跟来访的记者解释弟弟的案子。他的母亲张炳莲，从六十多岁等到了八十多岁。
会见是隔着玻璃、有时间限制的。二十多年里，张民强一次次坐车去南昌的监狱，说上半个钟头的话，再坐车回进贤。弟弟在里面写申诉，他在外面递申诉。两个人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这个案子一直活着，不要被人忘掉。
他的前妻宋小女，是后来被最多人记住的那一个。张玉环出事后，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身体又不好，后来改了嫁。据公开报道，她改嫁之前和后来的丈夫提过条件：这一辈子要替张玉环申诉下去。
两个儿子，是在“杀人犯的儿子”这几个字底下长大的。这种日子具体是什么样子，报道里写过很多，但要说得再细也不会更清楚：一个人失去二十七年，他的家人也会各自失去一部分人生。
转机出现在案卷之外。
2017年8月，张玉环向江西省高院递交了刑事申诉书，请求法院立案再审。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2019年3月，江西省高院决定对张玉环案启动再审。
2020年7月9日，再审在江西省高院开庭。
五、指控的一方和辩护的一方站在同一边
那一天，庭审现场出现了一个不太常见的场面。
出庭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向法庭提出：张玉环故意杀人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改判张玉环无罪。
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原审据以定罪的那份有罪供述属于非法证据，应当排除；除此之外，本案没有别的客观证据。
也就是说，在这一天，指控的一方和辩护的一方，站在了同一边。
这在中国刑事庭审里并不常见。检察院是公诉机关，通常的角色是“指控犯罪”。当它主动向法庭建议改判自己曾经起诉的案子无罪，等于说连控方也不认为原来的判决还站得住。
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六、9778天
2020年8月4日下午四点，江西省高院公开宣判。
法院的结论很短：撤销原审裁判，宣告张玉环无罪。理由是——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四个字要说清楚。“证据不足”不等于“查明了不是他干的”。它说的是：现有的证据，达不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所以不能认定。
这就是“疑罪从无”。它的意思不是“好人不会蒙冤”，而是：当国家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就必须放人。宁可放过一个可能有罪的人，也不能把一个可能无罪的人一直关着——这是现代刑事司法里一条最难执行、也最重要的底线。
从1993年10月27日被带走，到2020年8月4日宣判，一共是9778天。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它从“被警方带走”那天开始算，而不是从第一次判刑那天开始算。这个细节里有法律的分寸：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每一天，都要计入。
宣判是在南昌的法庭上宣读的，张玉环本人不在庭上——他是隔着监狱里的一块屏幕听完的。当天晚上，他就出了那道门，回到了进贤。
回家那天的场面被很多镜头记了下来。车开到村口，两个儿子放起了鞭炮。二十七年前他走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回来的时候，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是两个成年男人。他的老宅已经塌了，卧房里只剩断木。前妻宋小女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欠她一个拥抱——“这个抱，我想了好多好多年”。
两个月后，2020年10月30日，江西省高院向张玉环送达国家赔偿决定书：赔偿金共计4960521.5元，其中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3390521.5元和157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最初申请的数额是2234万余元，最后拿到的是其中的两成上下。据公开报道，这个总额创下了当时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纪录。
七、还没有答案的那一半
故事到这里，看上去像一个完整的结果：一个人洗清了罪名，拿到赔偿，回了家。
但还有一半没有答案。
1993年10月24日，那两个男孩被人杀害，抛进水库。杀害他们的人是谁，卷宗里没有答案，公开报道里也没有。也就是说，真正动手的人，到今天还站在所有卷宗之外。
一桩刑事案里其实有两个受害的家庭。一个家庭失去了两个孩子；另一个家庭失去的是二十七年。而两个家庭到今天都还没有等到那个最直接的答案。
张玉环案后来被写进很多讨论里，当作“疑罪从无”的样本。可是往前看一步，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它被纠正了，而在于它本来可以不必发生：如果当年没有那份来路不清的口供；如果侦查时把物证做得再扎实一点；如果1995年省高院那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之后，案子真的被查清楚了。
二十七年之后，一个人可以拿回他的自由、他的清白，和四百九十六万赔偿金。
但那9778天，没有人能还给他。1993年10月24日那天在水库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仍然没有人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