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6日晚上8点，杭州四季青派出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带着两个亲属走进来，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妈昨天一早不见了。
她说她妈叫来惠利，五十一岁，杭州人，在一家公司做保洁，住在城东的三堡北苑。物业调出监控，只拍到她7月4日傍晚回家，此后再没有任何一帧画面显示她走出过这个小区——手机、证件、换洗衣服，全都好好地放在家里。
一栋住着几千人的高层住宅，一个人进去了，没出来。接下来十九天，杭州警方把这桩“失踪”查成了全国瞩目的案子；而最早把它推到所有人眼前的，恰恰是最不希望警察查下去的那个人。
一、镜头前那个丈夫
7月6日的报案，是来惠利的女儿去报的。她先给母亲的单位打电话，被告知当天没去上班，然后带着亲属去了派出所。
报案之后没几天，来惠利的丈夫许国利出现在电视上。
他五十五岁，浙江诸暨人，到杭州后在一家公司开车。镜头前的他穿一件深色短袖，神色疲惫，一遍一遍对着记者说同一句话：
“我老婆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他还说：“我的女儿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她到底是死是活？”
他向媒体提出，愿意出十万元寻人。邻居自发帮他在小区里贴寻人启事。有记者问他，夫妻之间有没有过节，他答：“最多就是半年前，不是你死我活的事，不需要化解。”说着说着，他突然激动起来：“所有事情你不要说异常，反正没有异常情况。”
那十几天里，警方的注意力一直在别的地方。
三堡北苑是个安置小区，楼挨着楼，人来人往。专案组把地下车库的水泥地撬开看过，把电梯井和消防水箱一个个人工查过，把小区边上那条景观河抽干找过，连楼道里堆的杂物都清了出来。前后调取的小区及周边视频，加起来约6000小时，一帧一帧看。走访的人超过一万五千人。
什么都没有。
许国利照常出门，照常接受采访，照常配合。有邻居后来回忆，那几天他还跟着大家一起在小区里找过人。
直到两个不起眼的细节浮上来。
二、两吨水
第一个是水的用量。
小区物业人员证实：案发那两天，来惠利家里用掉了两吨自来水。一个普通三口之家，正常一天用水不过几百公斤；两吨，意味着有人在几十个小时里，一直在冲、一直在洗。
第二个是监控。翻遍小区及周边约6000小时的录像后，警方确认：来惠利7月4日傍晚回家之后，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区。
人没出去，那她能去哪儿？
7月22日下午，天终于放晴，勘验条件满足了。专案组把侦查焦点，转向整栋楼排污管的终点——化粪池。
下午三点开始，民警穿上全封闭的隔离服作业。抽上来的粪水一车一车运走，再冲洗、筛查。室外接近40度，这一天一夜，他们干了25个小时，一共38车。
筛查的结果是：从这38车污秽物里提取到53块疑似人体组织，从案发现场的浴室里又提取到2块。经鉴定，其中38处与来惠利的DNA具有统一性。
那两天，小区里停着一辆吸粪车。后来有报道提到，许国利从车边走过两次，每一次都侧过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7月23日凌晨1点，专案组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许国利刑事传唤。上午10点，他的口供被突破。当天晚上9点多，杭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来惠利已遇害，其丈夫许国利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也是在7月23日，许国利被警方控制的画面公布了出来。视频里的他穿一件灰色POLO衫，在拘留证上签字、按手印，随后戴上手铐脚镣被带走。距离他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问"我老婆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过了不到二十天。
7月25日上午，杭州市公安局开新闻通气会，把这19天的工作讲了一遍：接到失踪求助以来的18个昼夜，6000小时视频，一万五千多名走访对象，38车粪水。副局长最后说了一句定性的话："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件。"
三、他为什么要申请精神鉴定
2021年5月14日上午9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检察院派了四名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席上的许国利穿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
开庭之前，他提了两件事，都被驳回了。一件是以“减少对家人造成伤害”为由申请不公开审理；另一件，是申请做精神鉴定。
法院驳回精神鉴定的理由很具体：他的作案过程心思缜密，作案之后又撒谎伪装、混淆视听，家族里也没有精神病史。
法庭上，检察机关的指控和许国利自己的说法，在“是不是预谋”这一点上完全对不上。
检察机关指控：2020年初起，许国利陆续购买美工刀、切割机等工具，决意杀害妻子；7月4日晚，他在来惠利睡前喝的牛奶里投入安眠药，待其昏睡，用胶带纸封口、毛巾和枕头捂压口鼻致其死亡；之后把尸体搬进卫生间肢解，部分人体组织冲入马桶，其余分散抛弃。
许国利承认杀人，否认预谋。他说那些工具都是家里平时用的，安眠药是夫妻俩都失眠，之前托朋友买的。他一再强调，是“家庭矛盾”把他逼到了这一步。
按他当庭的说法：2018年以后夫妻感情出了问题，为了钱、房子和女儿的教育反复争吵，还要在邻居和外人的面前装出和睦的样子。2019年底，家里分到一套拆迁安置房，装修要贷款，妻子不肯签字，让他一个人解决；他想管女儿的学习，妻子不同意。他说那段时间心态已经不正常，7月初上过楼顶想过自杀，又没有勇气。“我觉得把她做掉是唯一可走的路。”
7月4日那天两人又吵了一架。上午一起去医院看病，下午一起在家做肉圆；来惠利在卫生间清洗切割机，刀片锋利，划伤了手指，然后骂了他。他说当时孩子在旁边，他没有发作，忍到晚上。
审判长问了一句最关键的话：捂她的过程中，她醒过吗？
许国利答：醒过一次，喊了他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还是继续捂。
辩护人问他，为什么要把尸体处理掉。他说，他看着尸体发了很久的呆，然后想到女儿还在，家里必须有一个人活着留下来照顾。
庭审里还有一个细节。许国利与来惠利的小女儿，那一年十一岁，写过一份谅解书。辩护人念到这份谅解书的时候，许国利当庭哭了出来。
最后陈述时，他说公安机关和检察部门办案客观公正，无论什么判决他都无怨无悔，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当做恶魔"。他又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希望你快点长大"。
刑事部分审完之后，法庭接着审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有两方：一方是许国利与来惠利的小女儿，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抚养费，共一百五十多万元；另一方是来惠利与前夫的大女儿余某，索赔一百一十多万元。许国利当庭表示全部满足，并且说，要先充分满足大女儿的诉求；对自己女儿一方提出的诉求，他反而表示不同意，理由是那可能并非女儿本人的意愿。
2021年7月26日下午两点半，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国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二十万元。
宣判的时候，他说过，无论一审怎么判，他都不会上诉。十天后，他上诉了。
四、他要求改判无罪
2022年1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庭审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3点45分。
这一次，许国利翻了供。他和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改判无罪；辩护人还提出，他在侦查、起诉和一审阶段那份有罪供述，内容真实性存疑。
法庭没有采纳。
二审裁定写得很具体：许国利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庭前会议、一审庭审等每一个环节，面对的都是不同的办案人员；在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明确告知其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他仍然自愿作出稳定的有罪供述，应当采信。而他的供述，有客观性证据一一印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
他还检举揭发过别人，想以此立功。经有关机关核实，均不构成立功。
2022年4月8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许国利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里有一个英语读者经常会问的问题：2021年7月就判了死刑，为什么2023年3月才执行？答案在制度里。在中国，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并不会立即生效，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由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执行命令，才能执行。这道程序，走了一年多。
2023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许国利执行死刑。检察机关派员临场监督。执行之前，法院安排他会见了近亲属。
那一年他五十七岁。距离他用枕头捂住妻子的那个凌晨，两年八个月。
案子结了。回头看，这个案子里最让人不适的，不是分尸，也不是那38车粪水，而是那十几天里他面对镜头的样子。
一个人可以一边处理掉妻子的尸体，一边上电视哭着问"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可以一边接受邻居帮忙贴寻人启事，一边继续对着记者说"没有异常情况"；也可以一边跟着大家一起在小区里找人，一边把那38车粪水要花掉的时间，一天一天地等过去。
来惠利是许国利的初恋。1988年，两个人认识、恋爱，谈了三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原因分了手，各自成家。2008年，四十三岁的许国利和三十九岁的来惠利又走到一起，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
这段二十年兜兜转转的故事，最后被他自己在法庭上概括成了一句话：我爱她，但我也恨她。
案子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很少被人提起。来惠利生前在一家公司做保洁，每天上班，下了班回家带孩子。她最后被监控记住的样子，是7月4日傍晚，和十一岁的女儿一起走进电梯，回家。
电梯门关上，再没有被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