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早上五点二十响的。

我还没起,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屏幕亮着,是韩奶奶家的号。
她在那头说,老陈,我这心口闷,闷了一夜。
我说,你先坐着,别躺,我这就来。
我披上衣服,把药箱从柜子上拎下来。箱子是铁皮的,漆掉得差不多了,边上一圈磕进去好几个坑。拎起来二十多斤。
院里那辆摩托靠着墙,车座上套着一个编织袋,怕晒。
出门推摩托,一打火,没着。再打,还是没着。
我推着车走了半条街,推到路口那个坡下,才打着。
三间房剩一间
我今年五十九,在这村里看病看了三十八年。
这三十八年我骑坏了三辆摩托。第一辆是嘉陵,红的,骑了十一年。第二辆是二手的,买的时候已经跑了六万多公里。第三辆现在停在院里,早上打不着火,得推到路口那个坡底下才着。
十九岁那年我跟镇上的老医生学徒,背着一个木头药箱,跟着他挨家走。他教我认药,教我量血压,教我怎么看一个人的脸色。
他说,你要记住,村里人不是病得起才来找你的。
头一年我只背箱子,不开口。师傅进屋,我在门外站着。箱子上有一股药味,混着木头味。
有一回他让我给一个孩子扎针。我手抖,扎了两回没进去,孩子哭得满脸是汗。师傅没骂我,把针接过去,说,你看着。
那时候村卫生室是三间房。东头一间诊室,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钉着一根铁尺,是给孩子量身高用的。中间一间药房,一口木药柜,二十四个抽屉,每个抽屉上贴着白纸,写着药名。西头一间是打针的,一张窄床,一条蓝布单子,一个铁盘子。
门口挂一块白牌子,三个字,红漆。
那时候一天能来二十几个人。冬天感冒的多,一排孩子坐在长凳上,一个个轮着听肺。打针的孩子哭,他妈在边上哄,说打完给你买糖。
墙上贴着一张画,画着一个小孩洗手,画底下写着饭前便后要洗手。
那三间房现在只剩中间一间。
东头那间塌了半边,堆着玉米秸。西头那间租给了一个收废品的,放纸壳。中间那间还留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口药柜,一个血压计。
门口那块牌子早摘了。镇上设了卫生服务中心,村里不设点。我现在不算编制里的人。
村里人不管这个。他们还是敲门。
现在村里四十多口人,最年轻的六十二。白天走在路上,能看见的门多半锁着,锁上生了锈。
有狗的院子还有七八个。狗听见车响就叫。
我每天早上开门,先把那张桌子擦一遍。桌子是当年那口木药柜改的,抽屉里现在放的是纱布和胶布。
有人来,就坐下。没人来,我就坐一会儿,听院里的鸡叫。
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我儿子打的。
他在省城,做装修,一年回来两趟。那天他说,爸,你都快六十了,来城里吧,孩子上学要人接。
我说,我走了,村里这些人怎么办。
他说,村里还有几个人。
我说,四十几个。
他说,四十几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你给他们看到什么时候。
我说,看到看不动。
他在那头停了一会儿,说,你这话不好听。
我说,我知道。
他还说,你那个手机,晚上别关机。
我说,不关。
他说,你要是不接,我就得打给村里。
我说,村里没别人了。
第二个电话是镇上打来的。
说卫生服务要规范,让我去镇上坐诊,一周去三天,村里不设点。我说,村里这些老人走不到镇上,坐班车要一个小时,还得倒一趟。
那头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说,我知道是上面的意思。
那头说,你也可以不去,就是不算了。
我说,我想想。
去年镇上来过一个年轻人,拿着一沓表格,说要登记。他坐在我那张桌子上填,我在旁边站着。
填到一半他问,你这个点还开不开。
我说,开。
他说,那我在表上写开。
他写完把表收起来,说,叔,以后有检查可能要来。
我说,来就来。
这个想,我想了两年。
第三个电话不用等,天天有。
韩奶奶心口闷,老周头腿肿,李奶奶血压高,王大爷咳嗽半个月不好,谁家的孙子从城里回来发烧了。
有一年冬天夜里十一点,有人砸门,说张家的老太太不行了。我背起药箱就跑,跑了一里多地,进门看见老太太坐在炕上,穿好了棉袄,说,我就是想让你来看看。
她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一次。
那天我在她家坐到十二点,回来路上雪下起来了。
还有一回是李奶奶。她夜里咳,咳了半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好了。
我拿起她床头那个塑料袋,里头的药还是满的,一片没动。
我问她,怎么不吃。
她说,吃了就没了。
我说,吃完再给你拿。
她说,那得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哪有不要钱的。
那天我坐在她床边,看着她把两片药吃下去,喝了半杯水。
本子上的空页
药箱底下压着一个本子。
横线本,牛皮纸封面,边上卷了。翻开是名字,一户一页。
名字底下写着:多大岁数,血压多少,吃什么药,儿女在哪儿,电话多少。
有的页上还写着别的。比如李奶奶那页,写着「一个人住,早上爱睡觉,敲门要敲三下」。老周头那页写着「不认字,药要拿笔画圈」。
有些页我划了一道线。
划线的意思,是人走了。
去年冬天走的是老周头。他八十六,一个人住,儿子在新疆。走的前一天我还去给他量过血压。
他走以后,本子上他那页我没有撕,就在他的名字上划了一道,后头空着。
本子后面还夹着几张纸,是别人写的电话号码,字歪歪扭扭,都是老人的儿女留的。有一张已经黄了,号码前头还是七位数。
这本子我一年翻两回。翻的时候不按顺序,从后往前,因为后头那些是新添的,人还在。
本子上还有几页写得满。李奶奶那页,除了血压和药,还记着她闺女在哪儿:在东莞,一年回来一趟,过年。
底下还有一行:她怕花钱,药要看着吃。
前头那几页,一翻就是一排划线的。
我数过,划了线的有二十三个。
翻到王大爷那页,底下写着一行小字:爱吃咸,炒菜别让他自己放盐。
他去年走的。他那个号我打过一回,通了,是他孙子接的,说爷爷不在了,这个号还用着。
换了个带轮子的
前年我腰不行了,蹲下去站起来要扶一下墙。
药箱背不动,我把它放在摩托后座上,用一根弹力绳绑两道。有一回下雨路滑,摔了一跤,箱子开了,药撒了一地,我在泥水里一个一个捡。
我儿子回来,看见我在院子里洗那些药瓶,没说话。
过了半个月,他开着车回来,后头拖了一辆电动三轮。
他说,爸,这车能跑六十里,你骑这个。
我说,我不骑这个,村里都是小路,这个进不去。
他说,小路也能进。
我说,转弯费劲。
他说,你试试。
我试了。转弯确实费劲,但比推着摩托走半条街强。
第一次骑它上坡,车头一歪,我赶紧捏闸,车停在半坡上。
村里几个小孩跟在后面跑,喊,陈爷爷你开汽车了。
我说,这不是汽车。
他们说,那也是车。
他还在网上给我买了一个带轮子的箱子,拉杆的,黑的,里头分了好几格。他说,这个轻,能拉。
我说,这个不像药箱。
他说,像不像的,你能拉得动就行。
新箱子拉起来轻,轮子在土路上响,咯噔咯噔的。村里人听见这个声,就知道我来了。
我把药一样一样从铁皮箱里挪到新箱子里,挪了半个钟头。铁皮箱我没扔,放在柜子底下。
药也减了。以前箱子里装三十几种,现在只装十几种最常用的:降压的、退烧的、止泻的、消炎的、纱布、碘伏、创口贴,还有那个水银血压计。
水银的不让用了,说是有毒。镇上给我换了一个电子的。电子的快,一按就出数,可村里老人不信。
王大爷头一回用电子血压计,把袖子卷到肩膀上,胳膊伸得直直的,一动不动,像在等打针。
量完他说,这么快。
我说,快。
他说,那准吗。
韩奶奶每回也要问,这个准不准。
我说,准。
她说,还是你那个带气球的好。
我说,那个不让用了。
她说,哦。
然后把手伸出来。
村口那棵树
现在我不骑摩托了,骑那辆电动三轮。
车斗里放着拉杆箱,箱子上盖一块塑料布,怕下雨。车斗边上还绑着一把折叠凳,方便坐。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绕着村子转一圈,给几个老人量血压。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三个石墩。天好的时候,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
石墩是凉的,我车上带着两个马扎,谁坐石墩我就递一个。
李奶奶有一回往我车斗里塞了四个鸡蛋,用报纸包着。
我说,不要。
她说,拿着,你天天跑。
我把车停在树底下,拉开车斗,把箱子提下来,拉开拉链,先拿出血压计。
袖带缠上去,气球捏几下,等数字出来。
我把数字念给他们听,写在纸上,再收进箱子。
韩奶奶说,今天多少。
我说,一百四,比上回低。
她说,那我还吃不吃药。
我说,吃。这个不能停。
她说,哦。
然后把手缩回袖子里。
风从麦地那边过来,槐树叶子响。
我把袖带解开,卷好,放回箱子,拉上拉链。
我说,下一个。
韩奶奶站起来,把马扎往树底下挪了挪,说,我不急,让他们先。
太阳上来了,照在车斗那块塑料布上,白得晃眼。
我把血压计的气球捏了两下,袖带还是热的。
本文为叙事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场景,人物均为化名,细节经过文学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