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八年八月,大都的宫城里一丝风也没有。
一个从海上逃回来的军官跪在阶下,不敢抬头。他说的是三千五百艘船的下场:两天前还排在日本海岸外,一夜之间,海面上只剩下木板、旗子和抱着木板的人。
殿上没人出声。
坐在上面的人六十六岁,姓孛儿只斤,名忽必烈。三十年前他骑马从漠北下来,三十年后他管着一个东到大海、西到天山的国家,国号叫大元。
他听完,只问了一句:船呢。
军官答不上来。
漠北的第四个儿子
一二一五年秋天,忽必烈生在漠北。
这一年五月,他的祖父刚把金朝的中都攻下来。城里的火烧了一个多月,据说黑烟遮了几十里。四个月后这个孙子出生,草原上照旧是牛羊和帐幕,没有人知道这个婴儿日后会住进那座烧过的城。
他是拖雷的第四个儿子。母亲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人,一个寡妇把四个儿子养大,后来这四个儿子里出了两个大汗、一个伊利汗。
他十二岁那年,祖父死在西夏军中。
十七岁,父亲拖雷死了。草原上的规矩很硬:父亲的部众、牛羊、帐幕,由长子接手。忽必烈不是长子,他分到的是几户属民和一片牧地。
按草原上原来的路,他这辈子最多做到一个万户。
这是他出生时,所有人都以为的结局。
但是他赶上了一个正在变的时代。
金莲川的帐篷
一二四二年,漠南金莲川,就是今天内蒙古正蓝旗一带,忽必烈的帐幕里来了几个奇怪的客人。
中原的和尚海云印简,带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叫刘秉忠。刘秉忠读过书,做过小吏,后来出家,算学、天文、营造,什么都会一点。忽必烈把他留下,一留三十年。
那一年忽必烈二十七岁。
后来帐幕里的人越来越多:姚枢、郝经、许衡、窦默。都是汉地的读书人。
忽必烈识蒙古文,汉文读得吃力。这些人给他讲《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听得很认真,还让人把要紧的句子抄下来,贴在帐壁上。
他问姚枢:治天下从哪里下手。
姚枢答了八条,头一条是修德,第二条是用贤,后面还有恤民、薄赋。
一个蒙古王子为什么听得进去这些?因为他管的地方已经不只有牧场了。邢州有农户逃亡,田地荒着;河南的驿站马死了没人补;关中、唐邓一带要屯田。这些事,牧场的办法管不了。
他先做试验:在邢州选人整顿吏治,一年以后逃亡的户口回来了几倍;在汴梁设经略司;在唐州、邓州屯田。史书说“河南大治”,这话有点夸大,但整个摊子起码能转起来了。
这一段经历很要紧。它让忽必烈成了蒙古宗王里少有的一个:习惯拿账本说话。
一二五三年秋天,他带兵从陕西南下,过大渡河,到了金沙江边。
江上没有桥,也没有船。他让人把羊皮吹满气,缝成袋子,绑在木架上,一夜之间渡过了江。这就是史书里的“革囊渡江”。
大理城破的那天,他本来要屠城。
这是蒙古军队的老规矩:抵抗过的城,杀。
刘秉忠和姚枢拦住了他,说的是同一句话:杀降不祥。最后只斩了相国高泰祥一个人,其余不杀。大理的王段兴智跑了,两年后投降。
这件事在忽必烈的一生里不算大。但它说明,那些帐篷里的读书人,已经能在他要杀人的时候,把他拉住一次。

一道来自钓鱼城的消息
一二五八年,大汗蒙哥发三路兵攻宋。忽必烈带东路军,从河南往南。
第二年七月,四川合州,钓鱼城下,蒙哥死了。
死因史书记了两说:一说是被城上的炮石打伤,一说是病死。《元史》只写“崩于钓鱼山”,别的没多说。这座山城后来被人叫作“上帝折鞭处”,那是后人的话。有一点是清楚的:蒙古大汗的军队,第一次在一座城下停住了。
消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正在攻城。
他的谋士郝经劝他:班师,争位。北边还有一个弟弟,阿里不哥,正在和林。
忽必烈没有立刻走。他跟南宋的贾似道谈了一个和议,然后带兵北返。
贾似道回朝以后,把这份和议说成了大胜。一二六〇年三月,他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
同年,阿里不哥在和林也称汗。兄弟两个打了四年。
这四年打的是什么?忽必烈这边是汉地的粮食、税册、驿站和工匠;阿里不哥那边是草原的部众和马。最后草原输了,不是因为马不好,是因为草原养不起一场四年的战争。
一二六四年,阿里不哥来降。
大元
一二六九年,一个叫八思巴的西藏僧人替忽必烈造出了一种新字。这种字四十年后被废弃,只在碑额和钱币上留了下来。
一二七一年,忽必烈从《易经》里取了“大哉乾元”四个字,把国号改成大元。
这不是换个名字。从成吉思汗到蒙哥,这个政权一直叫大蒙古国,是一个草原的汗国;改了国号,定了都城,设了中书省和枢密院,铸了交钞,修了运河,它就是另一个东西了——一个中原的王朝,只是皇帝是蒙古人。
一二七二年,都城定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他给全国的人分门别类:民户、匠户、站户、灶户。会打铁的去打铁,会织布的去织布,父子相承,不得改行。这是草原上编千户的办法,被他用到了农耕的世界上。
一二七四年,伯颜带二十万人顺汉水而下。一二七六年正月,临安开城,五岁的宋恭帝和谢太后被送往大都。
一二七九年二月,崖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南宋最后一支军队散了。
从唐末算起,中国分裂了三百多年。忽必烈把它合上了。
宋的宗室没有被杀。小皇帝被封为瀛国公,后来送去吐蕃学佛。
有个威尼斯人在这时候到了大都,叫马可·波罗。他后来在书里说,大汗的宫殿墙上贴金,城里有一万二千座桥。这些数字多半靠不住,但他记住了一件事:这个国家用纸当钱。
纸当钱,就是交钞。一张纸印上字、盖上官印,就能买米买马。这在当时是极新鲜的制度,也是极危险的制度:印得多了,纸就不值钱。忽必烈晚年的交钞已经不值钱了。
他要管的地方太大。于是把全国划成十个行省,河南江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甘肃、云南、辽阳、岭北,另有一块叫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
驿路从大都往外铺。全国一千四百多处驿站,骑马、坐车、坐船,一站接一站,从大都到别失八里要走几个月,但路上不断人。
他还管种地。一二七三年,司农司编了一部《农桑辑要》发下去,讲怎么栽桑、怎么养蚕、什么时候下种。
一二八一年,郭守敬造的新历颁行,叫《授时历》。一年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日,和今天算出来的数字只差二十六秒。
一个骑马出身的政权,开始关心一年有多少秒。
他的祖父用马蹄量天下,他用账本量天下。
台风与空位
一二七四年,他派四万人去打日本。
元军在对马、壹岐一路推进,在博多湾打了一天。夜里起了风,船撞在礁石上,人掉进海里。日本把这一战叫“文永之役”。
忽必烈派使者去,使者被斩。
一二八一年,他又派了一次。这回是两路,十四万人,四千四百艘船。日本人在博多湾修了一道石垒,元军的船靠不了岸,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闰七月,台风来了。
《元史》里有一句: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这话不可能精确,但它说明那场风有多大。
两次都没成。他还要再派,被劝住了。那时他六十多岁,南边有安南,海外有爪哇,东北有乃颜,西北有海都,每一年都有仗。
一二八七年,乃颜在辽东反了。忽必烈七十二岁,还是要亲征。
他坐在一座木楼上,木楼架在四头大象的背上,从草原上慢慢推过去。叛军远远看见这个阵势,先乱了一半。
乃颜兵败被擒,按草原的规矩处死。
西北的海都打了一辈子,也没打完。一二八九年以后海都又占了别失八里,忽必烈再派兵去,胜了,人也老了。
替他管钱的第三个人叫桑哥。桑哥换新钞、加税、派员到各行省查账,弄得怨声载道。一二九一年,桑哥下狱处死。
家里也一点点空了。
一二八一年,察必皇后死了。
这个女人跟着他从漠北到开平,四十多年。她管后宫,也管过日子:有一年她让人把羊皮缝起来做成褥子,忽必烈问为什么,她说怕以后没有羊皮用。
一二八二年,阿合马被刺杀。这个替他管钱的回回人,在宫门外被人用铜锤打死。忽必烈大怒,杀了一批人,然后换上了一个更会收钱的。
一二八五年,太子真金死了。真金从小跟汉儒读书,主张轻赋、少杀人。前一年有人上疏,请忽必烈把位子让给太子,忽必烈震怒,真金忧惧成疾,第二年冬天死了,四十三岁。
此后九年,他没有再立太子。
他胖了,脚疼,走路要人扶。一二九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他死在紫檀殿,八十岁。
灵柩往北运,葬在起辇谷。到今天,没有人找到那个地方。
城西有一座白塔,一二七九年建成,设计的人是尼泊尔的工匠阿尼哥。塔身雪白,覆钵形,八百多年过去,还站在那里。
在北京,元大都的土城墙还剩下几段。从蓟门桥往北,一条长长的土垄,长满野草,春天是绿的,冬天是灰的。当年这里有十一座城门,现在一座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