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年六月,平城。
崔浩被押进来了。他是三朝元老,司徒,北方第一高门清河崔氏的家长。此刻他被人塞在一辆露车里,几十个士兵围着车叫骂,声音从宫门一直传到街上。
六月的平城,日头很毒。车轮压过土路,灰一直扬到殿前。
同一天被召进宫的,还有一个叫高允的人。他当时是中书侍郎,领著作郎,是修国史的同僚之一。
在路上,太子拓跋晃拉住了他。
太子是高允的学生。他压低声音说:一会儿进去,不管陛下问什么,你只能照我说的讲。
高允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太子没说清。他只交代了一句:照我说的讲。
殿上,太子先开口:高允在中书省一向小心谨慎,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事情都由崔浩做主,请免他一死。
皇帝拓跋焘把高允叫到面前,问:《国记》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
高允答:太祖的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的记,是我和崔浩写的。至于注疏,我写的比崔浩多。
太子在旁边急得使眼色。
皇帝的脸沉下来:这么说,你的罪比崔浩还重,我怎么饶你。
让出家产的儿子
高允是渤海蓨人,今天河北景县,生于390年。
他父亲高韬做过太尉从事中郎,死得早。高允少年丧父,气度却出奇地稳。清河崔玄伯见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只恐我来不及见到。
他十几岁的时候,祖父高泰去世,他回本郡奔丧。办完丧事,他把家里的田产房屋全部让给两个弟弟,自己净身出门。
然后他去做了和尚,法名法净。
没过多久他又还俗了。还俗之后,他背着一箱子书,千里之外去求学。这个人一生做的选择都差不多:把能拿的好处让出去,把难走的路留给自己。
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最爱《春秋公羊传》。公羊学讲的是微言大义,讲一个字里藏着的褒贬,这套学问后来成了他做事的方式——他不爱说重话,但他记性好,道理清楚,一旦开口,句句落在实处。
起初他在郡里做功曹。神䴥四年,朝廷征他做中书博士,后来迁中书侍郎,又以本官领著作郎。
著作郎的活,是修国史。
这件事在北魏是高危职业。最早修《国记》的是邓渊,书写成了,人后来却被赐死。此后几十年,国史修修停停,谁都知道里面的分寸不好拿。高允接的,就是这样一个位子。
一部刻在路边的国史
北魏修国史,从一开始就是件麻烦事。
这个王朝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早期的历史里有很多不好看的事:部落之间的攻杀、父死子继的旧俗、谁杀了谁。汉人士族修史,讲究实录;鲜卑贵族看了,觉得这是把家丑写给别人看。
要弄清这场祸是怎么来的,得先看北魏朝堂上站着两拨人。
一拨是「代人」,跟着拓跋部从漠南进来的鲜卑勋贵,手里有兵,靠军功吃饭。另一拨是汉人士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这些家族,手里有笔,靠经学和制度吃饭。皇帝要用汉人的办法管国家,就得用第二拨人;可第二拨人一旦坐大,第一拨人就不安。
修史撞在这道缝上。
主持这件事的是崔浩。他是三朝重臣,也是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汉人士族领袖。他用人讲究门第,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几十个士人直接做郡守,把鲜卑贵族挤到一边。这件事结下的怨,比史书上的字更深。
高允当时就看出不对。他对人说:崔公恐怕免不了。凭着这股劲去和上头争胜,怎么会有好结果。
更糟的是著作令史闵湛。这个人为了讨好崔浩,劝他把《国书》刻在石头上,立在路旁,让天下人都看。
高允听说了,说了一句话: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
分寸之间,就是灭门之祸,我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
石头立起来了。方圆一百三十步,用了三百万人功,立在平城郊外的路口。路过的人抬头就能读,读完了就议论。
国史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拓跋部早先的事:哪一支是被打服了并进来的,哪一任首领是被自己人杀的,哪些婚配不合汉人的礼法。这些东西在部落时代是常识,写进书里、刻在路边,就成了把柄。
鲜卑贵族拿着这个把柄去找皇帝。他们说:这是把国家的丑事摊给天下人看。
皇帝的面子,加上贵族的怨气,崔浩就没有活路了。
太平真君十一年,案发。

临死不易辞
殿上的事,接下来的部分,《魏书》记得很清楚。
太子看皇帝发怒,赶紧替高允圆场:高允是小臣,见了陛下早就吓糊涂了,说的都是胡话。我问过他,《国记》确实是崔浩一人所作。
皇帝再问高允:是这样吗?
高允说: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弃,委以修史之任。修史冒犯天威,罪当灭族。殿下念臣曾为他讲授,想给臣留一条命,其实他事先并没有问过臣。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
殿里没人说话。
皇帝看了他很久,回头对太子说: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这个人,朕要免他的罪。
于是高允活了下来。崔浩没有。
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崔浩的门第比高允高,才学比高允大,功劳比高允多,脾气也比高允硬。他要用一套汉人的门第标准重排朝廷的座次,要把国史刻在路边让天下人读,两件事都做到了,两件事都要了他的命。
高允的才学不如他,但他从不跟大势顶牛。该让的家产让掉,该背的书背上,该说的话说完就闭嘴。同一年,同一个案子,一个灭族,一个活到九十八岁。
教过高允的那位太子,一年之后就死了,二十四岁。
接下来是草诏。皇帝命高允起草诏书,要把参与修史的崔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五族。
高允拿着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知道这支笔下面是多少人。一百二十八家,五族,从老人到婴儿,几千口人。太监来催了几次,他把笔放下,请求面见皇帝再写。
见了面,他说:崔浩如果还有别的罪,臣不知道。单就触犯忌讳这一条,臣认为罪不至死。
皇帝大怒,命武士把他绑起来。
太子在旁边跪下来叩头,替他求情,头磕在地上。皇帝的怒气慢慢压下去,最后改了诏令:只诛崔浩一族,其余的人只杀本人,不连及族人。
后来皇帝指着高允对太子说:如果没有这个人,会有几千人死。
这件事在史书里只有几百字,但要看清里面的分量:一个人在殿上说了两句实话。第一句差点让他自己死,第二句让几千人活。
案后修史的活还是他的。他接着写,写完了交上去,只是从此再没有人提刻石的事。一部国史,在他手里从一块石头变回了一堆纸。
草屋里的令公
国史之狱以后,高允的名声反而立住了。
文成帝即位,拜他为中书令。皇帝常把他召进宫里,从早谈到晚,叫他「令公」,不叫名字。
有一回,皇帝对群臣说:高允是真正的忠臣。朕有过失,他当面就说,连朕不爱听的话也照说不误。你们在我身边,只趁我高兴的时候求官求爵,官都做到王公了;高允辅佐国家,不过做个郎官,你们惭愧不惭愧。
说完就拜他为中书令。
旁边有个司徒接了一句:高允虽然受宠,家里穷得穿布衣。
皇帝说:你怎么不早说。当天就起驾去了高允家。屋里只有草屋几间,厨房里是盐和菜。皇帝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当时权贵之家,子弟都做着高官。只有高允家,子弟没有一个有爵位。
他在中书省三十多年,据律评刑,内外都称他平正。定律令、兴学校、军国文书,多半出自他手。他跟着乐平王拓跋丕西征的时候,诸将要在战后诛杀当地豪帅、抢掠充军资,他劝住了,说这样做会伤了归附之心,大军一还,乱子来得更快。
他历仕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多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位置。献文帝的时候,冯太后临朝,军国大事常要问他;孝文帝即位,进爵咸阳公。一个汉人臣子,在鲜卑朝廷里做到了这个份上,却始终没有自己的班子,也没有举荐过大批门生故吏。他像一个被反复请教的老人,谁上台都要问他一句,谁上台都不必防他。
九十八岁
太和十一年,高允去世,九十八岁。
他从390年活到487年,历经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四朝,加上早年的明元帝,算是五朝。他见过崔浩被灭族,见过佛教第一次被大规模禁毁又恢复,见过北魏从部落联盟走成一个官僚国家。
他死的时候,朝廷赠他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号「文」。
这个谥号不算最显赫。他没有做过宰相,没有封过王,也没有留下一部自成体系的巨著——他注过《左氏传》,解释过《公羊》,明人把散见的文字辑成《高令公集》,很薄的一册。
但写《魏书》的魏收给了他一句评语,放在整个北朝都少见:有魏以来,斯人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北魏一朝,也就这一个人。
他一生做的事,说起来都平淡:让家产,背书上路,说实话,不肯写诏书,家里住草屋。
难的是每一件都在同一个方向上——他从来没在关键的那一句话上拐弯。
他出生的那一年,北魏立国才十几年;他死的那一年,孝文帝已经在平城筹划改革。六年之后,这个王朝把都城迁到了洛阳。
国史之狱那年,他六十一岁。他在殿上说的那句话,救了别人,也几乎杀了他自己。三十七年以后,他死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