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的春天,户部的价目表又抄了一遍。
道员,一万六千四百两。
知府,一万三千三百两。
知县,四千六百二十两。
四千六百二十两是多少?当时一石米一两五钱上下,这笔钱能买三千石米;一个七品知县的年俸四十五两,不吃不喝要攒一百年。
县丞,九百八十两。
这张表贴在衙门里,谁都能看。交银子,发执照,吏部挂号,然后去省里等一个位子。
有人等了六十年,等到死也没等到。
一张价目表
清朝的官,正途是科举。秀才、举人、进士,一级一级考上去,考上了分发各省,按资历补缺。
另一条路叫捐纳。花钱买。
这不是黑市。户部定价,吏部发凭,银子进国库,收据叫执照,上面写着姓名、籍贯、捐的什么官、交了多少两。报捐的人先到户部递呈,写明三代、籍贯、捐哪一级,交银之后领执照;再到吏部验看,掣签分省。不想听天由命的,另交一笔「指省」的银子,想去哪个省就去哪个省。捐纳的人叫「捐班」,和科举出身的「科班」分开算。
能买的和不能买的,界限划得很清楚。
翰林、御史、军机章京、各部堂官,这些不卖。卖的是道员以下的实缺官,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监生(国子监的读书资格,一百零八两)、贡生、封典(给父母祖上请封号)、翎枝(戴在帽子上的花翎)、职衔(只有官名没有实职)。
京官也卖,只是品级低。郎中九千六百两,主事四千六百二十两,和知县一个价。再往上的堂官、尚书、侍郎,不卖。
同样是官,又分两种。
虚衔只给一个名头,穿相应的衣服,见官有座位,不管事,也不拿俸禄,乡绅最喜欢买这个。实职要上任,要管事,价钱贵,而且要排队。
排队这件事,才是这门生意真正的核心。
从军费开始
捐纳不是清朝发明的。秦汉就有「纳粟拜爵」,明代景泰年间因边饷不足开捐监之例,是明代捐纳的开头。清朝把它做成了常设制度。
还要分清两个词。捐纳是买官,一手交钱一手交执照;捐输是报效,地方官和盐商在打仗、赈灾时「自愿」捐银子,朝廷给个议叙、加级、记录作回报。前者是生意,后者是摊派,账上都记在「捐输」项下。
开头是应急。
康熙十三年,三藩起兵,军费没有着落,朝廷开了「暂行事例」:交钱,给官,仗打完就停。这一开就收不住。此后凡遇军需、赈灾、河工、营田,缺哪一笔钱,就为哪一笔开一次捐。
黄河决口,开捐修河;河修好了,捐就停。
听起来有边界。可边界一次次被推。雍正五年开营田事例,还不许捐道员、知府、同知,只准捐通判以下;到乾隆朝,道员、知府都在价目表上了。
雍正初年,有人提议彻底停捐,雍正没有同意。他的说法很实在:捐纳是权宜之计,可西北用兵、河工决口,钱从哪里来?乾隆初年也议过停,议了几年,还是照旧。
康熙十一到十四年,为了平三藩,捐出去的知县有五百多位。
而全国的知县缺,一共一千三百多个。
买的是缺,不是椅子
一个知县的位置,平均三年一换。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缺,三年轮一遍,一年能空出四百多个。可等着补的人有多少?
科举三年一科,每科取进士两三百人,举人一千多;再加上前几科没补上的,再加上捐班。所有人都挤在一条队里。
于是有了「候补」。
吏部掣签那天,候选的人聚在堂下,签筒按省分格,抽到哪一格就去哪一省。有人抽到边远省份,盘缠不够,只能把执照押给钱庄,借一笔路费上路。
候补的人没有俸禄。租会馆的一间房,雇一个跟班,初一十五点卯,平日里拜客、送礼、打听消息,样样要钱。有钱的靠家里,没钱的靠借,借到后来,债主比上司还难见。
捐了实职的人,拿到的不是官印,是候补的身份。分发到省,住在会馆里,每月初一十五去衙门口点卯,等一个缺。有的省候补道员几十个,候补知县上百个,前面的不动,后面的永远轮不到。
蒋伊在康熙年间做过御史,他上过一道《重铨法疏》,里面有一句话:每遇铨选,捐纳居十之六,正途只占十之四。
他还写过,有人捐了官,等了六十年还没补上。
六十年。一个人的一辈子,就在会馆的账房里过去了。
也有熬出头的。
《清史稿》给李卫立传,开头六个字:入赀为员外郎。入赀就是捐纳。这个铜山人识字不多,靠捐班进了兵部,后来做到浙江巡抚、直隶总督,是雍正朝最能办事的几个督抚之一。这样的例子被后来的捐班反复提起——你看,路是通的。
通是通的,只是窄。

十个人里六个
捐班挤掉正途,后果不只是个人倒霉。
一个花四千多两买来知县的人,上任第一件事是回本。四千六百二十两只是标价,指省要加钱,部费、院费、印结银、到省后的节礼,一路加下去,上任前花掉的往往上万两。俸禄一年四十五两,养廉银也不过一千两上下,靠正经收入,几十年也收不回本钱。钱从哪里来,不用教。
捐班出身的人在考绩上也吃亏。同样一任三年,正途出身的可以题补、升转,捐班要多熬几年,遇到要紧的缺,督抚也多半先挑科班。路是通的,可每一道门都比别人窄一寸。
捐纳还养活了一批中间人。京城里有专做这门生意的捐号、金店,代客递呈、代交银两、代领执照,收一笔手续费,包到底。部里的书吏、省里的承差,也各有各的例规。一条链子上,人人有份。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在清代流传很广。清知府尚且如此,捐来的知府更不必说。
朝廷不是不知道。可它需要这笔钱。捐纳的银子直接进户部银库,是正项钱粮之外的一笔活钱:乾隆朝每年几十万两,咸丰以后打仗,一度涨到上百万两。这笔钱没有定额,也不用跟督抚商量,户部用起来最顺手。
乾隆三十九年把价目表定下来,是因为用兵金川,军费浩大。两次金川之役前后花掉七千余万两,捐纳那点银子连零头都补不上;可朝廷还是要开,因为这是唯一不用跟各省商量、当天就能进账的钱。嘉庆朝白莲教起事,又开捐;咸丰朝太平天国,捐得更凶,各省还自行打折揽捐。
咸丰年间,江苏、浙江各自设局劝捐,为了抢客户互相压价,有打三折的,有打二折的。朝廷的价目表还在,实际成交价早就不是那个数。
供过于求,价格就崩。
光绪二十六年,同一张表上: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一百二十六年,知县的价格跌了将近八成。
价格跌了,买的人更多。因为便宜。
停不下来
监生是另一门生意。
一百零八两买一个国子监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以捐官,可以见官不跪。嘉庆、道光两朝,捐出去的监生累计二十万人;而全国参加会试的,多的时候也不过一万六千人。
甘肃一省,五个月捐出一万六千多个监生。
清末的小说里,捐班出身的官常常是个笑话。《官场现形记》写一群候补道员在上海吃花酒、拉关系,谁的钱多谁的面子大。写书的人未必公正,可那种空气是真的。
朝廷后来也想过收。可每次要停,户部就报一笔账:停了这一项,明年的河工银从哪里出。
光绪二十七年,下诏停止捐纳实官;过了几年,又因为筹款,把实官捐重新开了一段时间;光绪三十二年再停。虚衔、封典、翎枝、贡监这些,一直卖到清朝灭亡。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回国的留学生,成了新的「正途」;捐纳出身的那一批人,大多被安置到新政设的局、所、处里,做文案、做委员,等着下一次裁撤。
再往后,连「捐个前程」这句话也没人说了。
正途和捐班,两条路同时走到头。两年后,光绪帝和慈禧先后死去;四年后,武昌城里的枪响了。
那些在会馆里等了半辈子的候补官,有的等到了,有的没有。他们的名字留在吏部的册子上,一页一页,按省分、按年份,抄得工工整整。
册子还在。人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