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二年(1103)正月,开封。
一部书的雕版上了机。它不是经,不是史,也不是诗集。
书里写的是一根柱子该多粗,一只斗拱用几尺木,一个工匠一天该干多少活,一堵墙用多少灰、多少砖、多少工。
朝廷给它定的名字叫《营造法式》,下令颁行天下。此后各地修官署、修庙、修城墙,按这个来。
写这本书的人叫李诫,当时在将作监做少监。将作监是管土木营建的衙门。
一部没用的书
这本书不是第一次修。
熙宁年间(1068–1077),朝廷就下过命令,让将作监编一部营造的规范。修到元祐六年(1091)成书,后人叫它《元祐法式》。
下令的是正在变法的那些人。
变法要省钱,要算账,要把原来由地方和工匠自己说了算的事,收进朝廷的条文里。营造是最大的一笔开销之一:一座宫殿、一段城墙、一处官署,动辄几万工、几十万砖。
没有定额,就没有预算;没有预算,就没有人能查。
这本书要解决的是钱。
这就是定额。
那部书有二百五十册。
问题出在内容。当时人的评价是八个字: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又说它工料太宽,关防无术。
翻成白话:它只列了用料清单,没规定怎么按房子的等级去变通;定额给得太松,底下人随便加,上头管不住。
「料状」是什么?就是一串数字:这个工程用多少木、多少砖、多少灰、多少工。
问题是这些数字之间没有关系。三间厅和三间殿,用料不一样,但差多少、按什么比例差,书里没说。于是每个工地还是各算各的,报上去的数,谁也核不了。
结论是四个字:难以行用。
一部颁不出去的书,堆在库里。
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下一道命令,重修。
这次换人。李诫接手。
一个管工地的官
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人,家在今天的河南新郑。
他父亲李南公做过户部尚书。这样的出身,本来可以走清贵的路。他走的是工地。
将作监这个衙门,管的是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这一摊营缮的政令。它不直接带工匠,它定规矩、派差事、验工程。
元祐七年(1092),他进将作监,一待十三年,从主簿做到监丞、少监,最后做将作监。
十三年里,他主持的工程有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还有太庙。
这些都是当时京城里最要紧的房子。宫苑、城门、宫殿、官署、宗庙,一样一样修过去。
龙德宫是徽宗做端王时的宅子,后来改建成宫。这类工程,从丈量地基到最后上彩画,全套流程他都在场。
他不是一个只会在衙门里批文的人。他看过地基怎么挖,看过大木怎么起吊,看过一个工匠一天能凿多少眼、锯多少板。
后来写书的时候,这些都用上了。
他在序里说自己的方法: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
一面翻前代的书——《考工记》《唐六典》,还有已经失传的《木经》;一面把工匠一个个叫来,问他们实际怎么做。
三年,元符三年(1100)成书,进呈御览。
书前面另加了一卷「看详」,三十六篇,专门说明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依据哪本书、哪条旧例、哪个工匠的说法。
一卷「看详」放在正文之前,等于把账本翻开给人看:我这么定,理由在这里。
这在官修的技术书里很少见。
崇宁二年(1103)正月,镂版颁行。
以材为祖
这部书最要紧的一条,是把「材」定成一把尺。
宋代的木构建筑,所有的尺寸都从一个断面推出来:斗拱上那一块承重的木方,叫「材」。
《营造法式》规定,材分八等,按房子的大小选一等。
一等材高九寸、厚六寸,用在最宏丽的殿上;八等材高四寸五分、厚三寸,用在厅堂、亭榭、小厅。
选定一等之后,所有的构件都按这个断面换算。
一套尺子。
材高分成十五份,每一份叫一「分°」。材厚是十分°。两层拱之间的空档叫「栔」,高六分°。
于是「柱高多少」「梁厚多少」「斗拱出跳多少」,都不用再写尺寸,只写「几材几分」。
一根柱子的粗细,一个殿的开间,一座塔的收分,全都挂在那一个断面上。
「法式」两个字,法是规矩,式是样式。合起来就是:照这个样子做,不许自己改。
一纸定额。
这套办法的好处,是让不同等级的建筑物之间有了比例关系。同样是三间,殿和厅堂的尺度不一样,但整套比例是同一个模子放大缩小出来的。
坏处是,只要材选错了,整座房子都错。
屋顶的曲线也是这么定的。书里叫「举折」:先定屋脊比檐口高多少,再按每一椽的位置分段往下折,折的幅度一段比一段小。
一条弧线,被拆成一串可以算的数。
工匠照着算,画出来的屋顶就是宋式的那种样子:坡度缓,檐口翘,从远处看像一张拉开的弓。
所以书里连怎么选材都写了:按间数、按等级、按用途,一条一条列。

一个工值多少
除了尺寸,这本书还算账。
全书三十四卷,加「看详」一卷、「目录」一卷,共三十六卷,三百五十七篇,三千五百五十五条。
前面两卷考订术语:什么叫「阑额」,什么叫「槫」,古书里叫什么,现在叫什么,本书用哪个。
第三到十五卷是「制度」,按十三个工种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
十三作,一百七十六项。
大木作和小木作占了八卷,是全书的重心。
剩下十一作也各有各的条目。石作讲柱础、台阶、栏杆,一块角石要打几遍錾,一条压栏石怎么接。瓦作讲筒瓦、板瓦的尺寸和铺法。窑作讲砖瓦怎么烧,火候到什么程度算熟。
彩画作的名目最多: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棱间装、解绿装、丹粉刷饰。房子用什么颜色、画什么纹样,按等级定,不许越。
一套颜色也有定额。
第十六到二十五卷是「功限」——每个工种、每道工序,一天该出多少活。
这里还分了功的等第:长功、中功、短功。同一个匠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活计上,一天的定额不一样。
宋代的工匠也分层次:都料能画图、能估工,是工地上的头;作头带一班人;工匠按手艺分上下;再下面是出力气杂工。
要把每个人一天该干多少活写清楚,先得分清谁是谁。
书里连这个都算了。
第二十六到二十八卷是「料例」——每道工序该用多少料,该达到什么质量。
第二十九到三十四卷是图样,五百六十余幅。有测量工具,有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的构件图,有雕饰和彩画的纹样,还有殿堂、厅堂的平面图和横剖面图。
图在最后六卷。
一份宋代的技术书,把图纸放在最后六卷,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
这在当时不多见。中国的技术书向来重文字、轻图样,工匠看图,文人看字,两拨人常常不在一本书里。
《营造法式》把两拨人放进了一本书。
一部书和一座王朝
书成之后,北宋还有二十多年。
靖康之变,开封陷落,宫室被烧,书版散失。
南宋绍兴年间重刊过一次。宋刻的原版今天基本不存,只剩下零叶残卷。
明清两代,这本书靠抄本传。抄的人不一定懂营造,抄错一个字,一个尺寸就废了。
明代的《永乐大典》收过它,只剩残卷。清修《四库全书》,是从《永乐大典》里把它辑出来的。
一个朝代把它编出来,下一个朝代把它烧掉一半,再下一个朝代从残本里把它拼回去。
到清代,官方的规矩换了。雍正十二年(1734)颁行的《工程做法》改用「斗口」做模数,从斗拱的卯口宽度推全部尺寸。材分制退场。
《营造法式》从此更像一部古书,而不像一部规范。
转机在民国。
1925 年,藏书家陶湘以六种抄本互校,影刻了一部仿宋本,世称「陶本」。这本书才重新变得可读。
1930 年代起,梁思成开始系统研究它。他先去测实物:蓟县的独乐寺、五台山的佛光寺,都是唐、辽、宋的木构,斗拱还在原位。他带着学生到河北、山西、河南去测实物,把书里的「材」「栔」「分°」和真房子上的斗拱一根一根对上。
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做了几十年。他的注释本在他身后才出版——1983 年,《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印出来,距离成书八百八十年。
李诫在《宋史》里没有传。
一个字都没有。
明清两代的《郑州志》《郑县志》,也没有他的传。
三本书,都没有他。
他留下的书,成了中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他这个人,只剩下几行零散的材料:生年不详(一说 1035 年),卒于 1110 年,做过将作监,主持过几个工程,会画画,宋徽宗喜欢他的书画。
他还写过别的书:《续山海经》《琵琶录》《马经》《六博经》《古篆说文》。这些都没传下来。
一个会画画、懂音乐、写过字书的人,最后被人记住的,是一本算工算料的账。
他的墓在河南新郑龙湖镇的于寨村西。墓冢原高三米,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平掉。2006 年,那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研究宋代建筑的人,案头都放着这本书。
工地上的老师傅不看它。他们看的是手里那根丈杆,是上一辈传下来的口诀。
两套东西并行了一千年:一套在纸上,一套在手上。纸上那套留下来了,手上那套跟着人走。
人走,口诀就断了。
书里有一条,讲的是砌墙:砖要错缝,灰要满铺,每砌一层要停一停,等灰浆收一收。
八百多年前,一个管工地的官,把这句话写进了国家标准。
同一个世纪的另一边,威尼斯人在 1104 年开始修他们的兵工厂。那座厂后来把造船拆成一道道工序,一条船在水道上按顺序往前走,走到头就下水。
两个国家隔着整个亚洲大陆,各自想到的是同一件事:把手上那点靠师傅口传的手艺,变成可以写在纸上、可以检查、可以算账的东西。
纸上的东西活得比人久。
李诫的墓被平掉了,他的书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