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十一月,长安城的宫门在半夜被敲开。
来人是太原方向送军报的驿使。
马在门外喷着白气,人从鞍上滑下来,腿已经站不直。
报的内容只有一句:安禄山在范阳反了。
范阳到今天北京一带,距长安三千里。
这个信走了六天。
六天之前,范阳城里,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杀了朝廷派去的官员,起兵南下。那时候唐朝人还不知道,这一仗会打八年。
三十里一置
把一封公文从边关送到京城,这件事在中国被做成了一套制度,早得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秦代的《行书律》写在竹简上,规定公文怎么封、怎么登记、什么时辰必须发出、送到了要不要回执。睡虎地出土的那批秦简里,还写着「三十里一传,十里一亭」。
传是传舍,亭是亭。
走三十里换一次车马,走十里有一个可以歇脚、也可以递送的点。
汉朝把这套网格铺得更密: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
驿这个字,从此成了这套系统的名字。
唐朝把它做到了极致。
《大唐六典》里记着一个数字:全国水驿、陆驿、水陆兼办的驿,一共一千六百三十九所。
驿里有驿舍、马厩、草料、水井。
水驿有船,陆驿有马,水陆兼办的既有马又有船。
驿马不是官府的私产,是要养的。
每驿有定额的马,马有草料、有医药、有替换。州县的驿田或者驿银,专门供这一项。马死了要报,报得慢了要罚;马瘦了,下一任驿官上任时要清点。
水驿另外有船,按水程配桨手、篙工。南方的驿路大半靠水,一条驿船从扬州到杭州,走的是运河,靠的是闸。
在这套系统里吃饭的人,两万多,其中驿夫一万七千。
管它的是兵部下属的驾部郎中。
这不是一个清闲的差事:全国多少驿、多少马、多少船、每年耗多少草料,都要在他那里有一本账。
一天该跑多少里
驿使上路,不是想跑多快就跑多快。
唐制有明确的行速:乘驿的,一天六驿,约一百八十里;乘传的,一天四站,约一百二十里。有紧急军情,可以加,一天三百余里。
这个速度是按马算的,不是按人算的。
一匹马不可能连续跑一天。
所以驿使每到一驿,把公文和符券交出去,换一匹新马,接着走。
人可以在马上打盹,马不能。
于是驿与驿之间的距离,就成了一个国家能跑多快的上限。
要使用驿站,得有凭证。
唐代叫传符、驿券,宋代叫走马符,明代叫勘合。没有凭证,驿马一匹也调不动。凭证上写着人数、马数、路线,超了要罚。
这套凭证制度,本来是防滥用的。
可它同时也把「谁能用」写死了:只有公务能用,私事不能用。
凭证之外还有稽查。
唐代派御史巡驿,查马匹数目、查草料账、查有没有私用。查到问题,驿官和用驿的人一起罚。
规矩写在纸上,破起来总是从最有身份的人开始。
唐玄宗晚年,杨贵妃要吃荔枝。
南海的荔枝往北送,沿途换马,跑死马匹,驿夫挨罚。杜牧后来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就是这件事。
一个国家的通信系统,被用来送水果。
这在当时是诗,在后世是账。

金字牌与站赤
宋朝的驿站规模不如唐,但把「快」这一项做到了新高度。
宋的递铺是另一套。
铺兵走步递,十里或二十里一铺,腰上系一只铃。人还没到,铃声先到,下一铺听见就出来接。
这套办法看着土,实际很有效:不用问你从哪来,铃响就是要紧事,路上谁都得让。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驿传旧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急脚递最快,一天四百里,只在军兴时用。
熙宁年间又出了金字牌:朱漆木牌,镶金字,由皇帝直接发,一天五百里。
这种牌子后来在史书里留下了一个极有名的场面:一天之内,前线的一位大将在一天里连着收到十二道。
牌子送到,意思不是商量。
元朝的路子不一样。
元人把驿站分得更细。
传递紧急军情的用「站」,站有牌子,分金字、银字、海青,等级不同,能调的马也不同。使臣拿着铺马圣旨到站,站官验过,照数给马。
牌子的等级就是速度的等级。
这个思路和宋的金字牌一样,只是换了一套符号。
蒙古人把站叫做「站赤」。
元人自己编的《经世大典》记着,全国站赤一千四百九十六处。藏区另设大站二十八处,小站七八处。
站与站之间有多远?
马可波罗说,每隔二十五到三十迈耳就有一站,备马三十万匹。这个数字明显夸大,是他在大都听来的说法,不能当账目看。但他记的另一件事是真的:使臣到了站,把文书交给下一站的驿使,人不必下马。
站赤不只传信,还运货、供住宿、给过往的宗王和使臣换乘。维持它的是站户:被指定承担驿站差役的人家,出马、出车、出粮,世代不改。
一套交通系统,最后落在具体的人头上:这家人一年要出几匹马,那家人一年要供多少石料。
一条鞭子抽在马身上
明朝开国那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在全国设水马站、递运所、急递铺。
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一站。
这三样分工不同:站管马和船,供人换乘;递运所管货物,运官物、漕粮、军器;急递铺管文书,十里一铺,铺兵接力,一天走三百里。
他还定了一条规矩:非军国重事,不准给驿。
这条规矩他执行得不算松。
有记载说他为此处罚过驸马,因为私用驿站。
但制度一旦稳定下来,就会自己长出漏洞。
到了万历年间,驿站的账已经很难看。官员过境,要夫、要马、要酒饭,给少了就找茬;本来该自己出钱的路费,写成公差;家眷、私货、商队,都挂在驿站的账上。
有人统计过当时的开支,说用于私事的占了十分之八。这个比例未必精确,但方向不会错。
有本账算得更细:一个中等州县的驿银,一年要占去赋税的一成到两成;驿站养的马,比县衙养的衙役还多。
万历三年,张居正动手整顿驿递。
他定了六条:非奉公差不许驰驿;不许沿途索取夫马;不许携带私货;不许绕道;不许把凭证转借;违者参究。
整顿之后,全国驿递经费省了大约三分之一。
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项改革大部分留了下来,因为省钱这件事,后来的官员也喜欢。
真正把驿站搞垮的,是最后一刀。
崇祯初年,国库空了。
辽东要军饷,剿匪要军饷,赈灾要粮。给事中刘懋上疏,说裁掉天下驿站,一年可以省三十万两白银。
崇祯准了。
全国驿站大范围裁并,无数驿卒一夜之间没了差事。
陕西米脂的银川驿,有一个驿卒被裁掉了。
他叫李自成。
丢了差事,还欠着债,被债主戴上枷锁拷打。
他杀了债主,跑了,投了起义军。
十七年后,他带兵进了北京。
崇祯在煤山自缢。
一个驿卒的饭碗,和一个王朝的命,就这么被同一道诏书连在了一起。这个故事后来被反复讲,讲得像寓言。它确实是事实,但也不只是事实:裁驿省下的三十万两,救不了那个财政;而几十万失业的驿卒、脚夫、马夫,散到各地,成了起义军现成的兵源。
六百里加急
清朝把驿站重新捡了起来。
全国设驿一千七百八十五处,京师的叫皇华驿。
清人把驿站按地方叫不同的名字:内地叫驿,军用叫站,甘肃新疆一带叫塘,蒙古地区叫台。
名目不同,作用一样。
康熙征噶尔丹时,几万大军能从独石口一路推到克鲁伦河,靠的就是沿途这些台站:有水井,有草料,有兵,军报可以一程一程往回传。军机处的公文封套上写「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紧急的,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最快的八百里。
八百里加急,今天听着像个形容词。在当时是一道算术题:一天八百里的前提,是每一站都有备好的马、备好的人、备好的草料,而且一路不许出岔子。
所以真正用八百里的时候不多。
到了站,人和马往往一起瘫在地上。
军机处的公文怎么发出去,也有定章。廷寄交给兵部捷报处,封套上写明日限,由驿站按站递送,沿途登记到站和发站的时辰。哪一站误了,查得出来。
这套系统一直用到清末。
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官局开办。民国初年,驿站全部裁撤,业务归了邮政。
从秦代的《行书律》到清朝的皇华驿,两千一百多年,这套系统换过名字、换过主管的衙门、换过马的品种,运行方式几乎没变:一站接一站,人马换,文书不停。
今天在档案馆里,还能看到那种封套。上面盖着印,写着「马上飞递」,旁边标着日限。
字是墨写的,纸已经发黄。它当年跑过多快,现在没人能跑一遍了。
驿站这个名字,今天留在一些地名里。四川有龙泉驿,江苏有高邮,河南有驻马店。都是当年一站一站排下来的点,如今成了城区、车站、快递单上的一个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