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5 月 27 日凌晨三点,一辆车开进河南辉县高庄乡的土楼村。
车上坐着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他上一次在这个村子里住,是九年前的大一暑假。
他叫闫啸天。那天夜里,家里的灯一直亮着。

一、两窝鸟
2014 年夏天,闫啸天从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放暑假回家。
他是大一学生,家在辉县高庄乡土楼村。同乡有个王亚军,两个人搭伴,在附近的树上掏了两窝鸟。
一共十六只。
掏鸟这件事,在豫北的村子里不算稀奇。爬树、摸窝、把雏鸟带回家养,是很多男孩有过的夏天。但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鸟后来被挂到了网上卖。
经鉴定,十六只鸟里,十四只是燕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另外两只是隼形目隼科的鸟。
燕隼是一种小型猛禽,翅膀尖长,飞起来像一把折起来的镰刀。它每年春秋迁徙,路过华北平原。它不在村里落户,它只是经过。掏窝的人掏到的,是一窝还没学会飞的雏鸟。
燕隼在 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配套的名录里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二级的门槛不是“快灭绝了”,是种群数量在下降、分布区在缩小——还没到濒危,但已经在往下走。猛禽在生态学上常被当作指示物种:它在食物链顶端,数量一少,下面的虫子和小鸟先乱。
二、一百五十元
据当时的报道,闫啸天和王亚军把其中七只卖了,得款一百五十元;另外两只,闫啸天独自卖了。
一百五十元,是这个案子里最小的一个数字。
它后来出现在几乎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里,因为它和另一个数字放在一起时,比例失衡得太明显——十年六个月。
2014 年,野生动物在网上的买卖还处在一条灰色的缝里。论坛、聊天群、二手平台,几只鸟从一个人的笼子转到另一个人的笼子,中间没有发票,没有检疫,也没有人问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这条缝后来被一点点堵上,但在那一年,它还在。
三、2015 年,辉县市法院
2015 年,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闫啸天犯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王亚军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同年,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这个判决在当年是有依据的,而且依据非常硬。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上述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怎么认定,靠司法解释。
当时有效的是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份解释按物种列了一张表,隼类所有种都在国家二级保护名录里,猎捕十只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十六只。十只以上。十年以上。
三个数字对得很齐。法官在这个格子里没有可调的余地——法定刑的起点就是十年,除非有自首、立功这类法定减轻情节,或者走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那条极窄的路:案件特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罚。那条路门槛极高,实践中罕见。
所以在法律上,这个判决几乎无懈可击。这也是当年很多法律人说的话:判得重,但没有判错。
四、申诉,和一句“驳回”
闫家不服。王亚军家也不服。
他们上诉,被维持;申诉,2019 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17)豫刑申 182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这四年里,这个案子被媒体反复写。标题几乎都是同一个格式:大学生掏鸟,判了十年半。
这个标题省略了两件事:他不是养鸟,是卖鸟;他的罪名里,除了猎捕,还有收购。但它也抓住了一件真事:十六只鸟和十年半之间,那个比例让人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法律上叫罪责刑相适应。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问题在于,当司法解释用“十只”这样的数量门槛,直接把一个行为推到“情节特别严重”那一档时,这个“相适应”就已经在立法层面被决定了,个案里只剩下执行。
五、2022 年 4 月 9 日
2022 年 4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 月 9 日施行。
2000 年那份解释同时废止。新解释做了一件根本性的事:不再唯数量论,改以价值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
具体是: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二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
罪名也改了,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改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两高在解读里写得很直白:不同野生动物差异太大,用同一个数量标准,会出现“一只入罪”这类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
变化有多大,看新解释之后的判决就知道。
2023 年公开的一份判决书里,一名男子猎捕雀鹰一只、麂一只、野猪一头、竹鸡两只、斑鸠七只、野兔一只,鉴定价值合计四万余元,判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五千元。另一份判决里,四人收购画眉、八哥数十只,其中一人收购的二十只画眉估值十万元,结合其他情节,判了缓刑。
同样是猛禽,同样是几十只鸟,量刑从十年以上,落到几个月、缓刑。
六、那条解释管不到他
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件事:新解释救不了闫啸天。
他的判决在 2015 年生效。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一般遵循“从旧兼从轻”,但前提是案件还在诉讼过程中。判决已经生效的,不会因为后来出了新解释而自动改判。他的申诉在 2019 年被驳回,那时新解释还没出台。
这份“从旧兼从轻”的规则,写在 2001 年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里: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的,依照行为时的解释办理;新解释更有利于被告人的,适用新解释。它管的是还没有审结的案子。已经关进去的人,不在它的射程内。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法律改了,人还在里面。
这也是它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它不是一起错案——没有刑讯逼供,没有伪造证据,没有真凶出现。它是一起“当时判得对、后来法变了”的案子。而一个人的八年十个月,就落在“对”和“变了”之间。
七、那三种价值
燕隼值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 2015 年不需要回答。那时候算的是只数。
在 2022 年之后必须回答,因为价值成了入罪与量刑的起点。而“价值”不是市场价,是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珍贵濒危程度、生态价值和市场价值综合评估确定的一个数。
这个转变背后是一个法理问题:一只鸟的“价值”,到底是谁的价值?
对掏鸟的男孩来说,它是一只可以卖二十块钱的雏鸟。对买鸟的人来说,它是一只可以养在笼子里的猛禽。对生态来说,它是一年能吃掉上千只昆虫和小型鸟类的捕食者,是迁徙链上的一环。对国家来说,它是名录上的一个二级。
四种价值,四种算法。2015 年的法律只用了其中一种——只数,一个最容易被数清楚的量。
这不等于说数量标准是错的。数量标准简单、可操作、不容易造假,这在司法上是大优点。它的代价是:当一个案子的数量刚好越过门槛,而其他情节都很轻的时候,判决会显得不像在说人话。
八、2023 年 5 月 27 日
闫啸天在服刑期间获得三次减刑,分别是六个月、六个月、八个月。
八年十个月之后,他出来了。二十九岁。
那天凌晨三点,父母在村干部陪同下把他接回家,为的是躲开等在村口的镜头。家里给他重新粉刷了一个房间。他第二天去给去世的奶奶上坟——奶奶没能等到他回来。
中午,他站在门口对街坊鞠躬,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做一个感恩社会的人。”
村口的横幅写着“欢迎闫啸天同学平安回家”。乡里的干部送来一本书,介绍当地的特色项目,问他想做点什么。
九、一只鸟的重量
这个案子过去十年,中文互联网上每隔一阵就会有人重新提起它。
提起它的人,多半不是在讨论野生动物保护。他们在讨论另一件事:一个人做了件在村里很常见的事,为什么会换来十年半。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如果只看行为,掏两窝鸟、卖九只,在任何时代的乡村伦理里都不是大恶。如果只看后果,十四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迁徙链上消失,这个损失也无法用一百五十元衡量。法律站在中间,它必须选一个可计算的标准,然后按这个标准一视同仁地判。
2022 年的修法,是立法者承认了这个标准选得不好。
这个案子的舆论一直分成两拨,十年没合上。一拨人记住的是“大学生、十六只鸟、十年半”,另一拨人记住的是“国家二级、十四只、卖了”。两拨人说的其实不是同一个案子:一拨在问量刑,一拨在问事实。
但修法只能改以后。闫啸天出来那年,那条把他送进去的司法解释,已经废止一年多了。它废止的时候,他还在监狱里,减刑三次,还差最后几个月。
他现在二十九岁。那十六只鸟,如果活着,早该在这个季节往南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