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25 日晚上,四川德阳,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服下了药。
她是当地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五天前,她在游泳馆里跟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撞了一下。
三天前,她的姓名、单位、职务、免冠照片,被人配着一段泳池监控视频,发到了网上。

一、泳池里撞了一下
法院查明的时间是 2018 年 8 月 20 日。
德阳某游泳馆,安某某与常某一之子在同一条泳道里相向而游,两个人的身体撞到了一起。
碰撞之后,男孩朝她游走的方向做了一个动作:吐口水。
她的丈夫乔某某当时也在泳池里,看见了。他从水里过去,把男孩的头按进水里,然后打了一个耳光,训斥了几句。
这就是全部起点。一次碰撞,一口口水,一个耳光。
后面的三天里,这三件事被反复剪裁、配文、转发,最后变成了另一个东西:一个“公务员丈夫在泳池里打小孩”的故事,和一个“儿科医生仗势欺人”的故事。
二、一个耳光
常某一是男孩的母亲。她闻讯赶到泳池边,与乔某某、安某某发生争吵,被劝开。
随后她要求查看游泳池的监控视频。看完之后,她又与安某某在女更衣室发生肢体冲突。
有人报警。公安民警到场,调解未果。
调解未果这四个字,在判决书里只有四个字,但它意味着当天晚上这件事没有被关在游泳馆里。
第二天上午,常某一等人去了乔某某所在的单位,反映游泳池冲突的情况,要求单位立即对乔某某作出处理。单位答复:等公安机关调查处理之后再行处理。
就在这个过程中,常某一在单位的公示栏前,拍下了乔某某的姓名、单位职务、免冠照片。
公示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块玻璃后面贴着的东西,原本是给来办事的人看的,用来告诉你这个人是谁、管什么事。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最容易被拍下来的一种个人信息集合。
三、8 月 21 日的下午
当天下午,常某一和她的堂妹常某二等人,去了安某某所在的医院。
她们的诉求是一样的:要求医院立即对安某某作出处理。医院给了同样的答复:等公安机关调查。
她们没有找到安某某。据法院查明,两个人便在医院里针对安某某进行辱骂,引发群众围观。
随后,常某一通过这家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拿到了安某某的姓名、单位、职务,以及一张免冠照片的截图。
公众号也是。一家医院为了介绍自己的医生,会把医生的照片、职称、擅长什么,一条一条挂在网上,配上预约入口。这些内容本来是服务患者的。
一个公示栏,一个公众号。两份完全公开、完全合法、完全为了正常用途而存在的信息,在两天之内被凑到了一起。
四、8 月 21 日到 23 日
从 8 月 21 日到 8 月 23 日,三天。
常某一、常某二、孙某某(常某一的表妹)做了一件事:把乔某某是公务员、安某某是儿科医生这些个人信息,与游泳池的视频关联起来,配上带有明显负面贬损、侮辱色彩的标题,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推送给他人,也推送给媒体记者。
同时,她们在网络上发布情绪性、侮辱性的标题帖文和评论,引导网民对乔某某、安某某作出负面评价。
这段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它没有写那些标题具体是什么字句。判决书用的是“带有明显负面贬损、侮辱色彩”这样一个概括表述。
我们不需要那些字句,也能知道那三天是什么样子。
一个短视频,配一行标题,标题里有一个身份(公务员)、一个职业(儿科医生)、一个动作(打小孩)。视频里能看见的只有那个耳光,看不见之前的碰撞,看不见那口口水,也看不见更衣室里的那场撕扯。
这就是剪辑的力量:它不需要伪造任何一帧画面,只需要决定从哪一秒开始。
五、8 月 25 日
8 月 25 日晚上,安某某在车内服药自杀,当晚去世。
从 8 月 20 日晚上的碰撞,到 8 月 25 日晚上,一共五天。
从 8 月 21 日第一条帖文发出,到 8 月 25 日,一共四天。
她的丈夫乔伟后来报警,要求追究涉事少年三名家属泄露他和妻子隐私的责任。这是他当时提出的诉求:泄露隐私。
2019 年 7 月,三名家属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起诉到绵竹市人民法院。
这个罪名,是理解后面一切的关键。
六、罪名为什么变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写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它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入罪的门槛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这个罪名是公诉罪。检察院可以直接起诉,不需要被害人自己去法院告。
侮辱罪,写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它保护的是名誉,条文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个罪名原则上是自诉罪。条文最后一句写着: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如果一开始就按侮辱罪走,安某某的家人需要自己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自己举证,自己面对三个被告。而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来,案子由公安机关侦查、由检察院起诉——这是一条现成的、国家出面的通道。
2021 年 8 月 6 日,绵竹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恢复法庭审理并公开宣判。
法院没有按起诉的罪名判。它以侮辱罪,判处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常某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孙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也就是说:罪名换了,事实没换。
在刑事诉讼中,法院认为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可以在不改变事实认定的前提下,按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判决。这条规则的存在,是为了避免“事实查清了、但因为罪名报错了就得放人”。
本案就是这样:检察院指控的是侵犯个人信息,法院认定的是公然侮辱。同一条视频、同一批帖文、同一个后果,法律上落到了另一个筐里。
七、为什么是侮辱,不是“泄露信息”
这个区分值得说清楚,因为它决定了这个案子的分量。
如果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要说清的是:她们获取并提供了哪些信息、数量多少、情节是否严重。安某某的姓名、单位、职务、照片,是公众号和公示栏上公开的——公开信息能不能算“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本身就有争议。
如果定侮辱罪,法院要说清的是另一件事:她们是不是公然贬损了一个人的名誉,手段是不是恶劣,后果是不是严重。
法院选的是后一条路。它认定:三人在网上煽动网络暴力,公然侮辱他人,致被害人自杀身亡。
这里有两个词要拆开看。
“公然”,指的是面向不特定的人。微信群、微博、推给媒体记者——都算。
“致被害人自杀身亡”,在侮辱罪的实践里,是被当作“情节严重”来认定的。这一条把结果接了进来:不是因为骂得难听所以有罪,而是因为骂的后果是一个人死了。
八、判了什么
三个人,三个刑期。
常某一,一年六个月,实刑。她是那个拍公示栏、查公众号、定标题、推给媒体的人。法院认定她是主犯性质的实行者。
常某二,一年,缓刑二年。她是堂妹,参与了辱骂、参与制作和推送。
孙某某,六个月,缓刑一年。她是表妹。
一个人实刑,两个人缓刑。这个结构说明法院对三个人的作用作了区分:发起者、主要参与者、跟随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新闻在 2021 年 8 月 6 日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才一年半”。
这个反应是正常的。一条人命,一年半。但放在侮辱罪的法定刑里看,三年是顶格,一年六个月已经是中间偏上。法院没有认定故意杀人,没有认定故意伤害,也没有认定“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外更重的情节。
换句话说,这个判决的力度,是被罪名决定的,不是被舆论决定的。
九、三天和三年
有一个时间对照,读这个案子的时候很难忽略。
事发是 2018 年 8 月。判决是 2021 年 8 月。中间整整三年。
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案子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立案,侦查,起诉,开庭,然后在审判阶段变更罪名,最后宣判。
对家属来说,这三年是等。对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来说,这三年没有意义。
但对法律来说,这三年留下了一样东西:一个可以被引用的判例——在网上组织、推动一场针对特定个人的辱骂,导致这个人自杀,可以构成侮辱罪。
在此之前,“网暴致死”这四个字在司法实践里一直很尴尬。骂人的话是分散的,一句一句拆开看都不算重;转发的人是路人,主观上只是想“说两句”;平台在中间,只是提供了场地。于是一个人的死,被切成了几千份,每一份都不够定罪。
这个案子把其中一份切了出来:那三个把视频、身份、标题拼在一起,并且主动推给媒体的人。
十、判完之后
2023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这份意见里有一句话,正好补在这个案子的位置上: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案件,如果行为人实施相关行为,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可以依法适用公诉程序。
也就是说,那条“告诉的才处理”的缝,被正式补上了一块。
从 2018 年到 2023 年,五年。
这五年里,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又发生过很多次类似的事:一个人被剪成十五秒,被配上一行标题,被推上热搜,然后被几万条评论淹没。其中有的人关了手机,有的人搬了家,有的人死了。
安某某是其中一个。她的名字现在还在一些法学文章里出现,作为“网暴入刑”的一个坐标。
她的丈夫当年报警的时候,说的是“泄露隐私”。
法院最后给的说法,是“公然侮辱”。
两个说法之间,隔着三年,也隔着一个国家对一种新式伤害的重新理解:把一个人的信息公开出去,本身不一定是最重的那一刀;把信息公开出去、并且配上让所有人一起骂她的那句话,才是。
那句话是什么,判决书没有抄。
它只说:带有明显负面贬损、侮辱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