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7 月 15 日傍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挂出一则不到千字的通报。通报指向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那天晚上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孩子的接种证,一支一支对批号。
长春长生的厂区在长春高新区。1992 年,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出资 1500 万元发起成立长生实业,那就是它的前身。此后二十多年,它长成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叫高俊芳。有媒体给她起过一个称号,叫“疫苗女王”。这个称号后来被反复引用,但她本人从来没有认过,判决书里也没有这四个字。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讲,不在于那笔后来被称为天价的罚款,也不在于它曾经霸占过多少天的热搜。值得讲的是八年之后那纸判决里一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组合:抽检结论说,涉案狂犬病疫苗的抗原含量、效价都符合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它存在实质性质量缺陷;定罪结论说,这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一个东西,检测是合格的,法律上是不合格的。这中间那道缝,就是这篇要讲的地方。

一、一次没有预告的检查
2018 年 7 月 6 日,一支检查组进了长春长生的厂区。这种检查在药品监管里有专门的名字,叫飞行检查——不预先通知,直接到现场,看的是企业平时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准备好给人看的样子。
检查持续到 7 月 8 日。三天里,检查组看的不是成品,是记录: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设备使用日志、原液领用台账。
看出来的东西,通报里用四个字概括:记录造假。
具体是什么?后来公开的信息拼出一幅图:生产流程被改动过,记录是按改过的流程补写的;本该分罐培养的原液被混在一起配;检定数据不是测出来的,是填出来的;有些批号,是改过的。
这些动作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改变产品的外观,也不一定改变产品的效果。它们改变的是“这一批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件事的可追溯性。
在药品这个行业里,可追溯性不是文书工作。它是一条链子:这一批用了哪一罐原液、在哪一台设备上、由谁操作、什么时候做的、中间有没有偏离工艺、偏离了怎么处理。链子完整,出了问题能追到根上,能回收,能通知到具体的人。链子断了,产品还在,但是它变成了一样“说不清来历”的东西。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通报:责令停产,立案调查,收回药品 GMP 证书。
二、那两个批次
通报之外,还有一件事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2017 年 11 月,一批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在抽检中被判定效价不合格。这一批的数量是 25 万余支,已经流向山东。据当时的报道,山东方面表示该批次已经封存。
百白破是给婴幼儿接种的,防的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效价不合格,意思不是“有毒”,而是“保护力达不到标准”。它不会让孩子立刻生病,它只是可能让孩子在真正遇到病原体的时候,没有得到本该有的保护。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2018 年那个夏天的全貌:一边是记录造假被当场查住,一边是更早的一批货已经出了门。
也是在这个阶段,事情从一家企业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系统的问题。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监管责任调查。2019 年 2 月公布的处理结果是:6 名中管干部被免职、责令辞职或要求引咎辞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被开除党籍、移送检察机关;此外 42 名非中管干部被处理。
2018 年 10 月 16 日,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 91 亿元,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高俊芳等人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91 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被反复提起,因为它远超此前所有药品案件的罚没金额。但罚没款是可以算的,链子断了多少年,算不出来。
三、硬盘和储存卡
还有一个细节,后来单独成了罪。
2018 年 7 月 15 日之后,检查组第二次进驻。这一次,企业里有人做了另一件事:把内部监控录像的储存卡换掉,把部分计算机硬盘处理掉。
做这件事的不是一个人。后来被起诉的名单里,有 4 名员工因为这一节被单独定罪,罪名是帮助毁灭证据。
这个细节的意义,比它看上去要大。
一家企业在被查之后销毁证据,这在刑法上是一个独立的动作,它和原来的造假是两件事。原来那件事,可以解释成“为了过关”;后一件事解释不了,因为它发生在事后,发生在已经知道自己在被查的时候。它说明这家企业对自己的记录是什么,心里非常清楚。
在办案的逻辑里,这一节往往比前面那一节更硬。因为它不需要证明动机,只需要证明行为:卡换了没有,硬盘处理了没有,谁让换的,谁动的手。
四、八年后的一审
案子拖了很久。2026 年 1 月 30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高俊芳被认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她的丈夫、原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友奎,因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原董事、副总经理张晶,长春长生副总经理刘景晔等 12 人,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十五年至七年。另有 4 名员工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判二年十个月至二年九个月。
判决还披露了行贿的一节:2006 年至 2014 年,长春长生为谋求药品注册提速、规避行政处罚,由高俊芳主导,向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监管司司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王立丰行贿 2090 万元。
2026 年 9 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 2018 年 7 月到 2026 年 9 月,八年。这八年里,这家公司已经从深交所退市——2019 年,它成为 A 股首例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从行情软件里消失了,案子还在走。
五、合格与“合格”之间
现在回到那道缝。
法院在一审判决里写得很清楚:涉案狂犬病疫苗经抽样检验,抗原含量、效价均符合国家标准,无证据证明疫苗存在实质性质量缺陷。
然后它又说:企业长期系统性篡改生产流程、编造记录、违规混配原液、虚构检定数据、更改批号,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销售金额数额巨大,因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别扭:既然疫苗是有效的,为什么是“伪劣产品”?
要理解这一点,得先分清两个词。
一个是“结果合格”。抽检抽的是样品,样品合格,说明被抽到的那几支在那一刻达到了标准。抽检从来不是全检,它靠的是概率,也靠一个前提:这批货是按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原液、同一个流程做出来的,所以抽一支能代表一批。
另一个是“过程合规”。过程合规说的是,这批货是按批准的工艺做的,记录是真的,偏离有记录、有评估、有处理。
这两个词的关系不是并列,是后者支撑前者。抽检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上:这一批是均质的。而“这一批是均质”这件事,只有记录能证明。
如果记录是假的,那么抽检合格只能证明“这一支合格”,不能证明“这一批合格”。也不能证明“这一批里的另外九十九万支合格”。链子断了,样品合格就只是一个孤立的点,不再是一个面。
这就是为什么判决可以同时说两句话。它没有说疫苗无效,它说的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有效——不是因为你没有效果,是因为你把能证明的那套东西做掉了。
这个逻辑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药品管理法要求企业按 GMP 组织生产,GMP 的核心不是设备多先进,是“一切有记录、一切可追溯”。在这套制度里,记录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它不是产品的说明书,它是产品的另一半。
一家企业可以把记录造假理解成“补个手续”。制度不这么看。制度看的是:当你把一个不能追溯的东西贴上“合格”的标签卖出去的时候,你卖的到底是什么。
六、桥:从兰伯西到“数据完整性”
这套逻辑不是中国独有的。
2013 年,印度最大的仿制药企业兰伯西(Ranbaxy)在美国认罪,承认在生产中伪造数据、隐瞒检测结果,支付 5 亿美元罚金。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里用的词是“data integrity”——数据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兰伯西的很多药品在检测中也是合格的。问题不在含量,不在溶出度,在于那些数据是编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立场是:如果一家企业能对数据造假,那么它报上来的每一个合格都不可信。这不是对某批药的否定,是对整套证明体系的否定。
同样的逻辑在汽车行业也出现过。2015 年,大众汽车承认在柴油车上安装了识别检测状态的软件,检测时排放达标,上路时超标。车能开,油耗也不差,但它只在被测量的那几分钟里合规。
三个案子的共同点是:被追究的不是“东西坏了”,是“证明坏了”。
在一个靠文件运行的世界里,文件不是纸。文件是那个东西的身份证。
七、接种证
2018 年那个夏天,很多家长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把接种证翻到最后一页,找到那几个手写的批号,对着手机上的通报一条一条看。看完之后,多数人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看不懂 GMP,也不关心 GMP。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我孩子打进去的那一支,是不是那一批。
八年之后,判决给了他们一个奇怪的答案:你孩子打的那一支,检测是合格的;但给你孩子打这一支的那个体系,是假的。
这两句话可以同时成立,而且必须同时成立。前一句是科学,后一句是法律。
2026 年 9 月,二审裁定书下来,案子结了。长春长生的厂区里,那条生产线早在八年前就停了。深交所的屏幕上,002680 这个代码也不在了。
留下来的是那一本接种证。它还在很多家庭的抽屉里,纸已经发黄,批号是手写的,字迹潦草。
那几行字证明过一件事:这个孩子打过这一支。至于这一支是怎么做出来的,本来应该由另一份记录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