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0 月 9 日下午,北京,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独自走进一家公馆,开了一间房。
她没有带行李。她在网上买过药,药已经在她手上。
那天中午,她刚和男朋友吵过一架。
四个多月后,2020 年 4 月 11 日,她在医院去世。法医鉴定:口服药物中毒,呼吸循环衰竭。

一、一个从来没人解释过的词
这件事后来被反复讨论,是因为一份判决书里的一句话。
2023 年 6 月 15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赔偿被害人母亲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七十三万余元。
虐待罪,写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里。条文开头是六个字:虐待家庭成员。
问题就卡在这里。
他们是男女朋友。没有结婚,没有登记,户口不在一本上。按最朴素的读法,她不是他的家庭成员。那么,一个男人把女朋友骂到自杀,刑法管不管?如果管,用哪一条?
这个案子之前,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里一直没有一把统一尺子。有的地方法院把它推到故意伤害,有的干脆认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家庭成员”四个字,法律从来没定义过。
海淀法院给出的答案是:算。
二、2018 年 8 月
法院查明的事实从 2018 年 8 月开始。
那个月,两个人确立恋爱关系。男方牟林翰,当时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女方陈某某,也是北大学生。媒体后来给了她一个化名,叫包丽。判决书里,她始终是“陈某某”。
2018 年 9 月 16 日到 2019 年 10 月 9 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两个人共同居住过三个地方: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公寓、陈某某的家、牟林翰的家。
2019 年 1 月到 2 月,他们先后去了广东和山东,见了双方家长。
海淀法院在判后答问里,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把这段同居史一条一条列出来:见家长的时间点、双方家长的态度、共同居住的地点与频次、经济往来——这些不是背景材料,是构成要件。
从 2019 年 1 月起,事情开始变质。
起因是一件在法律上完全不属于“事”的事:牟林翰纠结陈某某过去的性经历。
法院的表述是:心生不满,多次追问细节,与陈某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并表达过让陈某某通过“打胎”等方式以换取其心理平衡的过激言词。
判决书没有把那些话逐条抄下来。庭审记录里有,判决书里没有——因为法院要认定的不是“他说了多难听的话”,而是“这些话在什么频率上、持续了多久、造成了什么”。
三、两次自伤
2019 年 6 月 13 日,两个人在争吵之后,陈某某割腕。
8 月 30 日,又一次争吵之后,她吞了药。牟林翰把她送到医院洗胃,医院下了病危病重通知书。
这两次,是案子在后来的讨论里最容易被跳过、也最不该被跳过的部分。
因为它们意味着:在 10 月 9 日之前,风险已经出现过两次;已经有一次进了抢救室;已经有一张病危通知书签出来。
从 8 月 30 日到 10 月 9 日,中间隔了四十天。
这四十天里发生了什么,公开的司法材料写得很简略。我们能确定的只有结果:10 月 9 日中午,两个人再次争吵;下午,陈某某独自外出,入住某公馆,服用了网购的药物。
四、那六个小时
10 月 9 日 16 时 19 分,牟林翰开始联系、寻找陈某某。
从 16 时 19 分到 22 时 30 分,六个多小时。法院的表述是“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寻找”。
22 时 55 分,他把陈某某送到医院。
这段被写进判决书,不是为了给谁记功,而是因为它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他到底想不想她死。法院后来正是从这段过程里,读出了“不希望、也未放任”的意思。
但那六个小时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在找另一个人的六个小时里,最后一次打通电话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没有人告诉过公众。
五、为什么不是故意杀人
案子在网上被叫成“虐待致死”,但一开始,很多人希望它被定为故意杀人。
法院没有这么定。判后答问里,主审法官把理由讲得很直白:
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从他联系、寻找、救治陈某某的过程看,均显示他不希望、也未放任死亡结果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
这段话其实划了一条很硬的线:骂人骂到对方自杀,和“教唆、帮助对方自杀”,在刑法上是两件事。前者的因果关系要走“虐待致人死亡”,后者的入罪门槛要高得多——要有教唆的内容、要有对死亡的追求或放任。
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前者。
六、为什么是“家人”
要理解这一段,得先看清条文的结构。《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讲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第三十七条用的却是“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参照和适用,在立法技术上是两个词。适用是直接套用,参照是照着办、但不等于同一。这一字之差,给法院留出了把同居者纳进来的空间,也留下了争议的余地——反对的意见认为,刑事定罪不能靠“参照”完成,罪刑法定要求条文自己说话。
这是全案最关键、也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段。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把“家庭成员”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但第三十七条补了一句: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也写明:家庭暴力犯罪可以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
顺带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对比:在不少家暴致死案件里,检方选择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虐待罪。原因很直白——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虐待致人死亡只有二到七年。
选哪个罪名,直接决定了量刑的天花板。本案之所以只能落在三年上下,根子在立案与起诉时的罪名,不在法官手里的那把尺子。
海淀法院据此认定: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
法官给了五条理由,一条比一条具体:
一是二人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二是一系列客观行为能证实两人确实在为共同组建家庭做准备;三是从双方家长的态度看,是准女婿与准儿媳的态度与要求;四是自确立关系之日起经常共同居住,购买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做家务,营造共同生活氛围;五是经济往来较为频繁,用于双方生活消费支出。
结论是: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客观上已具备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
于是,那六个字被撑开了。“家庭成员”不再只等于一张结婚证,而等于一段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关系。
这个解释出来后,有婚姻家事律师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我们只是谈恋爱”不再是家暴案件里的挡箭牌。
七、骂人怎么会是“虐待”
第二个难点是行为。
虐待罪的传统形态是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人身自由,其中本来就有“凌辱人格”。问题是,单纯的语言算不算虐待?
法院的回答是看四件事:言语内容、发生频次、持续时间、造成的后果。
从这四项看,牟林翰的辱骂被认定为“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达到了“情节恶劣”。
再往下一层是因果关系。法院的表述是:在被害人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是制造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制造风险、强化风险、升高风险”——这三个动词连在一起,是这份判决里技术上最吃功夫的地方。它没有说“骂一句就等于杀一个人”,它说的是一条逐步升级的链条。
八、三年二个月是怎么来的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法定刑是二到七年。判了三年二个月,是这条量刑区间的下段。
法院说,量刑时综合考虑了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态度。
这个数字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说太轻。但从法条结构上看,它并不意外:法院既然没有认定故意杀人,也没有认定“特别残忍手段”,那就只能在二到七年里选。
换句话说,真正被争的不是这三年,而是这个区间本身。
九、两个人都上诉了
2023 年 7 月 25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
上诉的不是一方,是两方:陈某某的母亲蔡某某,和牟林翰本人,都提了上诉。母亲一方要的是更重的罪与刑,牟林翰一方要的是无罪或更轻。
北京一中院在 7 月 10 日和 17 日两次不公开开庭,然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定书的理由是标准表述: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赔偿数额合理,审判程序合法。
案子到此生效。
十、还剩什么
关于赔偿,有一个数字值得记下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医疗费与丧葬费,共七十三万余元;法院同时认定,牟林翰一方此前已支付的二十万余元医疗费应予扣减,丧葬费中过高部分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也就是说,那七十三万,是一个在现行程序里被一条一条抠出来的数字,不是“一条人命的价钱”。
这个案子后来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选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3 年度十大提名案件”。
推荐理由里有一句话,写得很克制:本案判决认定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同居男女可构成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反复、持续、长时间辱骂,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积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化。
“社会结构变化”这五个字,指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实:在结婚之前长期同居,已经是这个国家大量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法律如果只认那张证,这些人被打了、被骂到崩溃,就落在一条缝里。
现在这条缝补上了一部分。
补上的方式是:先把“家庭成员”解释宽,再把“辱骂”认定为虐待行为,再用“制造并升高风险”接上因果关系,最后在二到七年的区间里落下一个数字。
陈某某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去世三年多以后,判决才下来。
她的母亲在两审都提了上诉。二审宣判那天,法院说,当事人双方亲属旁听了宣判。
旁听席上的人听到了什么,没有报道。
判决书里留下的是另一件东西: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刑法里,“家庭成员”这四个字,多了一个版本——不写在户口本上,写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
至于那些日子里到底有多少句话,判决书没抄。它只写了一个词:高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