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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生案:妻子死在家里,他在监狱里过了十七年

作者:孟付良    发布时间:2026-11-17 12:21:38


2013 年 8 月 13 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个五十一岁的男人站在法庭中间,听完了整段判词,只记住两个字。

无罪。

他叫于英生。进去那年三十四岁,是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出来这天五十一岁,头发白了一半。

暖棕调插画:1996年小城办公室内景,木桌上码着用麻绳捆扎的牛皮纸卷宗,旁边一只小玻璃片盒、一把放大镜、一只绿色暖瓶,铜质台灯亮着暖光,铁栅窗外是光秃的杨树,桌角立着一只空相框,画面里没有人


一、1996 年 12 月 2 日,早上七点半

蚌埠的十二月,天亮得晚。

那天早上,于英生照常出门上班。妻子韩某三十三岁,留在家里。

后来的判决书记下了那个时间:早上七点三十分左右,于英生走后,有人敲了这扇门。

门开了。来的人叫武钦元,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1996 年通过朋友认识韩某。他进门以后提出要求,被拒绝。

接下来是捆绑双手,是捂压口鼻。

强奸结束之后,他发现人已经没有呼吸。机械性窒息——这是后来法医给出的死因:堵住口鼻,人是在几分钟里慢慢缺氧死掉的,身上不会有大伤口。

然后他做了第二件事。

他去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割断死者的颈部;剪断屋里的电话线;把抽屉一只只拉开、翻乱;把液化气罐拧开,搬进房间;点了一支蜡烛。

这一整套动作只有一个目的:让这间屋子在某个时刻炸掉,让所有痕迹跟着火一起消失。

判决书只写到“点燃蜡烛,意图制造爆炸彻底毁灭犯罪现场”。蜡烛是什么时候灭的,罐里还剩多少气,那天有没有人闻到味道——都没有记。这是这间屋子里第一处没有答案的地方,但不是最后一处。

二、案子落到了丈夫头上

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死在自己家里,颈部被割开,现场被翻得像入室抢劫,屋里还有一只被打开的气罐。任何一个办案单位看到这个场面,第一反应都会落在“谁最方便进这个门”上。

于英生是最方便的那个人。他是丈夫,他那天早上从这间屋子出去,他是公职人员,单位、邻居、亲友都认识他。

1996 年 12 月 22 日,于英生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

此后是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次审理。最后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他没有被枪毙。这在当年不算好消息——无期徒刑意味着这个案子在案卷上已经“结”了,剩下的事只有服刑。终审裁定生效后,他被送到阜阳监狱。

从这一天起,这个案子在纸面上结束了。真正没结束的,是两件东西。

一件是于英生和他的家人。另一件,是卷宗里那些没有对上的东西。

三、卷宗里的矛盾

2013 年 8 月 13 日,安徽高院再审宣判的核心理由只有几句: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害其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

“排他性、唯一性”是刑事证明的语言。它的意思很朴素:如果现场的情况还有第二种解释,就不能把第一种解释当成定论。

这个案子里,第二种解释一直存在。

在 1996 年,“疑罪从无”还不是办案单位习惯用的词。当时更常见的做法叫“留有余地”——证据差一点,死刑不判,判个无期;案子在纸面上结了,人关着,等以后再说。于英生的无期徒刑,就落在这个区间里。

“留有余地”这四个字听起来像谨慎,实际上是把不确定性转嫁给了一个具体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要关多久,也不知道要等什么。

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中,有一份精液样本。这份样本不属于于英生。

十七年后,正是这份样本,比中了另一个人。

再审开庭时,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提交了新证据;2013 年 8 月 5 日,因涉及个人隐私,安徽高院在阜阳不公开开庭审理。八天后宣判:撤销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宣告于英生无罪。

这一天,距他被批捕,过去了十七年。

四、两个人在跑

于英生在监狱里申诉,他的父亲于道欣在外面跑。

父亲的信一封一封寄出去,跑法院、跑检察院,一年一年。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于英生被宣告无罪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

哥哥于先生接着跑。十七年里,他为这件事花了数十万,跑了十多年。他对记者说,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值得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现在就是天亮了。

2013 年 5 月 31 日,安徽省高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院长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决定对本案立案复查;6 月 27 日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6 月 27 日到 8 月 13 日,四十七天。

一个人用十七年没有推动的东西,在四十七天里走完了全部程序。这不是说程序忽然变快了,而是说,推动它的那个东西此前一直不在——一份被认真对待的疑问。

宣判之后,于英生当庭说了两段话。一段是感谢;另一段是请求:

“我万分恳请并衷心期盼检察院、法院能够运用司法建议、司法监督职能,督促公安机关尽快侦破此案,以缉拿真凶,告慰怨灵,抚慰苍生。”

一个刚刚被证明无罪的人,出来第一件事是替死者催办案子。

五、2013 年 11 月 27 日

于英生无罪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启动重新侦查。

路径并不复杂:现场物证,技术分析,以及那份保存了十七年的精液样本的 DNA 比对。

2013 年 11 月 27 日,武钦元被控制。他当时的身份是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四次讯问之后,他供述了十七年前那个早上。

这个细节值得停一下。他不是翻墙进来的陌生人,不是随机挑选目标的过路人。他认识这家人,他穿着警服,他知道这条街上谁家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这种“认识”,在案发当年没有成为侦查的方向;十七年后,它成了 DNA 比对结果落地时最合理的解释。

六、强奸罪,还是故意杀人罪

因为武钦元原是蚌埠公安系统的民警,案件由安徽省高院指定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015 年 1 月 5 日,芜湖中院不公开开庭;5 月 15 日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的罪名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公诉机关还指控了故意杀人罪,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给的理由很短: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故意杀人的动机。

这里有一条必须讲清楚的分界线。

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是分档的:一般情形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案落在最后一档,而这个档次里,死刑与无期之间没有一条自动的线,要看手段、后果和情节。

同一个人,同一个早上,两条命案线路:捂压口鼻导致窒息,发生在强奸的过程中;割颈、断电话线、翻抽屉、开气罐、点蜡烛,发生在人死之后。

前一段,法院评价为“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致被害人死亡”,属于强奸罪的结果加重;后一段,是毁尸灭迹、伪造现场,法律上叫事后行为。

所以这不是“杀了一个人只判强奸”,而是“致死发生在强奸过程中,事后的毁证行为没有独立的杀人故意可证”。死刑仍然判了——因为强奸致人死亡,本身就是这个罪最重的一档。

民事部分,于英生及家属请求赔偿 147 万元,法院判赔 5.2 万余元。

武钦元上诉。2015 年 11 月 13 日,安徽高院二审不公开开庭;2016 年 1 月 15 日宣判,驳回上诉,维持死刑,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差。1996 年,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还在省一级高级法院手里;2007 年 1 月 1 日起,这项权力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武钦元案判在 2016 年,所以它必须走完北京那一道复核——判决书上的“死刑”,要等另一份裁定才算数。

七、疑罪从无这条路

中国的重大刑事冤案,过去被纠正,通常走两条路。

一条叫“亡者归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被认定杀死的人自己走回来了。

一条叫“真凶再现”:杜培武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另一起案子破了,销赃的人供出了当年的凶器。

于英生案走的是第三条:既没有人回来,也没有人供出真凶。法院只做了一件事——承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是他干的,然后放人。

2013 年 8 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重申审判环节的疑罪从无:定罪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于英生案,是这份意见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例。

这条路比前两条难走。前两条路有一个外部的、可以用手摸到的东西——一个活人,一把枪。第三条路只有一句判断:这些证据不够。

而“不够”是可以被拖很久的。

于英生拿到了国家赔偿,一百余万元;公职恢复,在蚌埠市民政局工作。

八、那份样本

这个案子里最难受的一点,不是有人撒谎,也不是有人偷懒。

是那份样本一直在。

它在 1996 年 12 月 2 日的现场被提取,被封存,被写进卷宗,跟着案卷从一个办公室搬到另一个办公室,搬了十七年。它不属于于英生——这件事在当年就可以知道。它属于另一个人——这件事要等到 2013 年才被确认。

十七年里,它一直是“在案证据”。而“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这句话,是 2013 年才写进裁定书的。

于英生出狱后,有记者问他这些年在里面做什么。他说得不多。他的哥哥说,弟弟现在只想过回正常人的生活,不要打扰他了。

这个人的故事停在 2013 年 8 月 13 日:一个五十一岁的男人站在法庭中间,听见“无罪”,哭了。然后他走出来,站在八月的太阳底下,替一个死了十七年的女人,请求公安去抓那个真凶。

那份样本后来被用上了。它证明了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人可以在一间屋子里被杀死,而凶手可以穿着制服,从门口走进来,再走出去,十七年。

它也证明了另一件事:证据不会自己说话,得有人愿意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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