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1 月 3 日凌晨,东京中野区一栋公寓的二楼过道。
一个二十四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倒在这里,颈部被刺十余刀。离她两步远的那扇门关着。门是从里面锁上的。
门外的人叫江歌。门里的人没有开。

一、两个青岛姑娘
江歌是山东青岛人,独生女。母亲江秋莲一个人把她带大。
2015 年,江歌去日本读书,先在语言学校,2016 年入读法政大学的硕士课程。她在东京中野区租了一间小公寓,房号在二楼。
刘暖曦是她同乡,也是好友。判决书里写的是“同乡、好友”,并且给了一个更具体的身份——被救助者。
2016 年 9 月前后,刘暖曦与男友陈世峰分手不成,两人发生争执。她向江歌求助,江歌同意她搬来同住。
那间公寓只有一个门。这一点在后面所有的叙述里都很重要。
二、2016 年 11 月 2 日,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多,陈世峰找到这间公寓,上门纠缠。
江歌不在,出门了。刘暖曦在微信上向她求助。江歌提出报警。
按二审判决书查明的内容,刘暖曦的回复是劝阻:合住这套公寓在当地不合法,她不想把事情闹大,怕房东知道。她请江歌回来帮她解围。
江歌回来了,把陈世峰劝走。然后她回学校上课。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判决书里写得很短:陈世峰继续尾随刘暖曦,并向她发送恐吓信息;刘暖曦为了摆脱纠缠,求助一位同事充当男友;陈世峰愤而离开,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会不顾一切。
这一条信息,刘暖曦没有告诉江歌。
三、深夜十一点十三分
当天二十三点十三分左右,刘暖曦给江歌发微信:
“我没看见他,你等我一下吧,我挺害怕的。”
两个人会合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零点五分。也就是说,江歌在深夜的地铁站里等了五十多分钟。
她们一同步行回公寓。二楼过道。刘暖曦走在前,江歌走在后。
陈世峰事先藏在楼上。他带着刀冲下来,与走在后面的江歌相遇。
走在前面的刘暖曦打开房门,先进去,然后把门锁上了。
四、门外的十分钟
陈世峰在门外,用一把水果刀捅刺江歌的颈部十余刀,然后逃离现场。
法医的结论是:左颈总动脉损伤,失血过多死亡。二十四岁。
刘暖曦在门内打了两次报警电话。这两段录音后来成了民事案件里最关键的证据。
第一次报警,她先用汉语说了一句:“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警察问,门锁着吗。她回答:“是的,进来了,但是姐姐。”
第二次报警,警察问,屋子的门好好锁了吗。她回答:“我现在锁着,是的,没关系,但是姐姐危险。”警察说,你看到是警察的话,请把门打开。她说好。
她也在录音里喊过:“但是姐姐现在危险”,“姐姐倒下了,快点”。
这几句话拼在一起,是那个凌晨的全部声音。门内的女孩知道门外正在发生什么,她打了电话,她没有开门。
五、东京的判决
2016 年 11 月 24 日,日本警方以杀人罪对陈世峰发布逮捕令。
2017 年 12 月 11 日,案件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了六天。控辩双方的争点集中在两处:刀是谁的,以及有没有杀意。
被告方主张,刀是刘暖曦从屋里拿出来递给江歌的,自己属于杀人未遂;后来退一步,主张是误伤。检方逐条反驳:江歌的住处和随身物品里没有找到那把水果刀,案发后刘暖曦一直与警方在一起,没有时间处理凶器;被告在案发十八小时后的取证照片上,手上没有任何伤口,而他主张自己也有防御伤。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二十年,罪名为故意杀人罪与恐吓罪。法官给出五条依据:刀是被告带去的;他当晚洗衣服的说法不合理,说明是有计划前往;杀意强烈;作案后没有救助;始终没有悔意。
中文互联网上当时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不是死刑。
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司法框架里有答案。日本保留死刑,但适用极严,法务省每年实际执行的通常只有个位数,有的年份为零。1983 年最高法院在“永山案”中给出的量刑标准,把罪行性质、动机、手段残忍程度、后果、凶手年龄、前科、悔意、社会影响等列为综合考量因素,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很窄的口子。本案检方的求刑就是二十年,法院按求刑判了。
陈世峰在 12 月 22 日提出上诉,12 月 29 日撤回。2018 年 1 月 5 日,东京地方法院公布撤诉,原判决生效。
六、回国之后的第二场官司
刑事部分结束了,江秋莲的官司才开始。
2018 年 10 月 15 日,她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以生命权纠纷为由起诉刘暖曦。2020 年 3 月 29 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受理。
2020 年 6 月 5 日第一次庭前会议,刘暖曦一方无人出席。2021 年 4 月 15 日一审开庭,江秋莲与两名律师到庭,索赔金额从二百零三万余元增至二百零七万余元;刘暖曦一方只有代理律师到庭,答辩意见是:江歌的遇害是陈世峰的行为造成的,被告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
江秋莲拒绝调解。
这一年距离江歌遇害,已经四年半。凶手在日本服刑,而这间中国法庭要审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在危险来临前隐瞒了什么,在危险来临时关上了什么。
七、法院认定的四件事
2022 年 1 月 10 日,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判决书认定:刘暖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致使其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数额是:各项经济损失四十九万六千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十万元,共计六十九万六千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刘暖曦上诉。二审开了两次庭,2022 年 12 月 30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书把争议拆成四件事,逐条回答。
关于是否劝阻报警:微信记录显示,江歌提出报警后,刘暖曦回复“你别报警”“我在这里是不合法的”“不要报警”“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怕房东知道”。法院据此认定,她以不想把事情闹大为由阻止了报警,一审认定正确。
关于是否要求陪同返回:十一月二日二十三点十三分左右的微信是“我没看见他,你等我一下吧,我挺害怕的”;会合时间是三日零点五分。法院认定,江歌在深夜等了她五十余分钟。
关于是否锁门:第一次报警录音里,她先说“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警察问门锁着吗,她答“是的”;第二次报警,警察问门好好锁了吗,她答“我现在锁着”。她在一审答辩状里也自认,报案后警方让把门锁上、不要出屋,她是遵照警方之意行动。
关于是否知情:录音里她喊“但是姐姐现在危险”“姐姐倒下了,快点”。
八、“救助义务”这四个字
这份判决在法律上真正立住的,是一个很少被写进中国判决书正文的词:救助义务。
一般的侵权案件,要看四个要件——有过错、有损害、有因果关系、有责任能力。难点永远在因果:一个人没有开门,能不能算另一个人死亡的“原因”?
法院的处理方式是,先把刘暖曦的身份定成两个:侵害风险的引入者,和被救助者。因为她是被江歌收留、被江歌保护的那个人,江歌的救助行为是由她的求助引发的,所以她对江歌负有三项义务——注意、救助、安全保障。这三项义务没有履行,就是过错;这个过错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这个思路在英美法里有一个熟悉的对照。普通法传统上并没有普遍的“救人义务”,一个人看着陌生人溺水而不伸手,通常不负法律责任;但一旦存在特殊关系——父母与子女、雇主与雇员、经营者与进入其场所的人、以及因自己的行为使他人陷入危险的人——义务就产生了。美国侵权法重述里把这叫特殊关系下的救助义务。中国这份判决走的正是后一条路:不是要求人人见义勇为,而是要求那个把危险带进门的人,在危险发生时不要把自己的恩人挡在门外。
二审还多写了一句:刘暖曦在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对江秋莲发表过刺激性言语,有违伦常。这句话不产生赔偿数额,但它被写进了判决书。
九、六十九万六千元
判决生效后,刘暖曦没有按期履行。
2023 年 1 月,江秋莲申请强制执行。城阳区人民法院分四次执行:1 月 20 日五万零五百元,2 月 27 日三万零一百七十四元五角一分,4 月 19 日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四元二角七分,其余部分在当年 5 月底执行完毕,含滞纳金与诉讼费用,共计七十余万元。
2023 年 6 月 1 日,江秋莲在社交平台说,赔偿款已全部到位,她将把这笔钱捐出去。
她没有说“赢了”。她的原话是,虽然法院判决刘暖曦承担应有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她永远是输家,她彻底失去的是女儿。
十、后来
与这个案子有关的,还有几场更小的官司。
一个网民在案发后发布系列文章与漫画,被江秋莲以侮辱罪、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2020 年 10 月 17 日二审维持原判,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23 年 4 月 17 日,福建建瓯市人民法院对另一名被告人以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这些判决和江歌的死没有因果关系,它们是另一件事:一个母亲在女儿死后,怎样一次次走进法庭。
而那扇门的细节,最终被固定在一段报警录音里。录音里有一句汉语,是那个凌晨最先被说出口的话——“把门锁了”。
江歌没有进门。她在门外,被刺了十余刀。她的母亲用了六年时间,让一份判决书承认:那扇门本来不该锁。
至于门锁上的那一秒,那个人在想什么,判决书没有写,录音里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