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的夏天,胡同里到半夜还是热的。土墙白天晒了一整天,夜里慢慢往外吐热气。墙根底下摆一张矮桌,桌上压一盏油灯,灯罩熏得发黑,光只够照亮桌面那一小块地方。
桌后坐一个人,面前铺一叠黄纸,一支秃笔。他不吆喝,也不挂招牌,就那么坐着。有人蹲下来,他就抬一下眼皮,问生辰八字。报完了,他低头在纸上画几笔,笔尖走得极慢,像在数日子。
那年月找他的人不少。有个妇人问出门三年的儿子,他画了几笔,说人还在,腿上有伤,入秋前能进门。妇人哭着走了,走的时候把腕上一只银镯子褪下来放在桌上,他没推。后来入秋前八天,那儿子真回来了,一条腿瘸着,说在河南摔断了。这种事传开一两回,一条街的人都当他半个神仙。
那年于公也在京师。山东人,从小练武,能举石锁,走夜路不带灯,性子直,不信这一套。同住的人拉他去算一卦,说灵得很。他就去了,蹲在桌边报了生辰,末了加一句:我什么时候死。
算命的抬头看他,看了很久,久到灯芯爆了一声。然后说,三天之内。
于公没接话。算命的又添一句:出十两银子,我有法子替你解。于公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土,说没钱。走出十几步,身后传来一句:舍不得这几个钱,到时候别悔。
声音不高,可是街上还有别人。有人回头看了看于公,又看了看那盏灯。
这故事收在《聊斋志异》里,题目叫《妖术》,不到一千字。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考了一辈子举人没考上,在路边摆过茶棚——这是传说,未必真,但他书里那些事,多半是听来的,一个人讲,他记下来,等于替一村一县的人做了一本账。
《妖术》记的账有点特别:来找人的不是鬼,是人。一个算命的,用术把不肯出钱的主顾弄死,好让满城的人相信他算得准。这套生意里的货,就是别人的命。
蒲松龄写得很干净,只说于公那三天怎么过。三天里他做了一件事:把剑磨了。磨得很慢,用的是院里那口井的水。
拉他去算命的那后生,听说算命的给了三天期限,当天就把铺盖搬到对门去借宿。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不是不信你,是这院里就两间屋,我怕夜里分不出哪一间是你的。于公笑了笑,把院门闩上,自己睡在里屋。

第一夜,一更。于公把灯点上,剑横在膝头,坐着不动。屋里静,能听见院里那口缸在渗水,一滴,一滴。
窗纸上有一点响。不是风。风是一整片地推,这个是点在纸上戳。于公先当是贼——这条胡同里翻墙的事常有。他站起来,把灯吹了,赤脚走到门后,手里握着剑柄,手心出汗。
窗扇底下裂开一条缝,一个东西滚进来,落地就站直了。
很小的一个人,一尺来高,手里横着一支戈。它站了一会儿,忽然往上长,长到与腰齐,脸也大起来,眉眼模糊,像用指甲掐出来的。于公不动。那东西一点点挪近,戈尖抬到心口的高度。
于公一剑劈下去。剑到,人就倒,倒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散了形——是一张纸人,剪出来的,边缘还带着剪子的毛口。他拿起来对着灯照了照,纸是黄裱纸,剪得很整,连靴子都剪出了纹。
第二夜来的东西大一些。它从窗棂中间挤进来,肩膀先过来,然后是头,进屋站定,脸朝着床,脸上五官都在,可都是画上去的。它一进屋,屋里就多了一股味——湿土,还有熬过的浆糊,像谁在墙角糊了一夜的窗户。
于公还是等它走近。它走到三步之内,他起身,一剑从肩到腰劈开。落地的是一堆碎土,几片干裂的泥块,里面还夹着一根草。土是新的,还带着潮气,攥一把能捏成团。
那夜他没睡。他把碎土扫到墙角,坐在门槛上,看天。天快亮的时候起了风,土块被吹得散开,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指甲印——有人捏它的时候,指甲掐进了泥里。
第三夜,没有东西进屋。院子里有响动,像有人在墙外牵一头很大的牲口,喘气又粗又慢。于公把窗推开一条缝,看见一个东西站在院心,高得遮住了半个天。头已经过了屋檐,肩膀顶着两面的厢房,胸口一起一伏,像一堵墙在呼吸。它低头找门,找不到,就伸手来扒屋檐,瓦片一片一片掉下来,砸在阶上碎了。
于公知道躲不过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灯,伸手想吹灭,手停在半空,又收回来——留着亮,至少能看清那东西的脚在哪儿。他把门拉开,冲出去,剑往那东西的脚踝上砍。砍进去的时候手感不对——不是肉,是木头。木屑溅在脸上,那东西往前栽,倒下来把院墙压塌了一角。
天快亮了,院里一片狼藉。地上横着三段东西:一张纸人,一堆碎土,一段削出来的人形木头,手臂和腿都用绳子扎上去的,绳子还在。
于公提着剑,顺街走。走了一夜,褂子上全是木屑和泥。
算命的还在原来的墙根底下。桌、灯、黄纸,摆得整整齐齐。他大概是听见脚步了,抬头看了一眼,忽然低头去收桌上的东西。于公隔街喊了一声。那人不应,把纸往怀里塞,塞到一半,人就不见了——原地只剩一张桌子,灯还亮着。
于公绕过去,走近,伸手一摸,摸到肩上的一块骨头。那人就在那儿,站着,只是看得见桌子看不见他。
后来于公提了一桶脏水来。这法子是跟一个老差役学的:凡是隐身的东西,都怕脏。水泼过去,墙根下慢慢显出一个人形,先是一双脚,然后是湿透的衣角,最后是整张脸——脸上一片水,眼睛还睁着。
对门的老太太半夜被瓦片声惊醒,隔着墙喊了两声,没人应。她把门闩上,抱着孙子坐到天亮。第二天她跟人说,那一夜院里像有人在拆房子,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人话。
街坊都围过来看。有人蹲下去翻那段木头,翻过来看见衣裳——不是刻的,是真布,一件旧褂子裹在上头,用麻线一道一道缠紧。布店掌柜挤进来看了一眼,认出来了:去年秋天他铺子里丢过一匹青布,短了六尺,一直当是伙计带走的。
官差把他捆走。审的时候他招了:纸剪的,土捏的,木头削的,都是他在家里做好的,做好了压在褥子底下,夜里念一遍,东西就出门。已经做过几回,每回都是不肯给钱的主顾。他杀人不要别的,只要人知道他算得准。
差役到他家里搜,褥子底下翻出一个小木匣:剪剩的纸边,半块干硬的浆糊,一把卷了刃的剪刀,几根扎人用的麻线。匣子盖上还压着一本册子,记着人名和日子,一共七行,最后一行是于公的名字,日子写的是三天后的夜里。
官问他,那三天里你本可以收手。他说,收了手,往后谁还信我。
《聊斋》里记到这里就完了。于公后来当了差,做一户人家的护院,主人家待他极好——这是另一段,按下不提。
那年夏天京师很热,胡同里很多人睡不着,坐在门口摇扇子。有人看见一个练武的山东人拎着剑,从街东走到街西,褂子上沾着东西,走近了才看出是木屑。
墙根下那张桌子空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桌还在,灯灭了,黄纸散在地上,被风翻过来,正面朝上,上头一笔字都没有——他算命从来不写,只画几笔,画完就揉掉。
后来有人说,那人算命是真准的。他算得准,不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是因为他打算让事情按他说的发生。这话没写进书里,是街上的人自己想出来的。他们想明白了,也没再去找他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