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 5 月 19 日早上，杭州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有人在路边的水沟里看见一个人。是个年轻女人，已经死了。
前一天夜里，她搭过一辆货车。开车的是两个安徽歙县人，叔叔张高平、侄子张辉。
十年后，这两个人在浙江乔司监狱被宣判无罪。
一、那趟顺风车
2003 年 5 月 18 日晚上九点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着自家的解放牌货车，车牌皖 J-11260，从歙县出发，拉货去上海。
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日子是按趟算的：装货、赶路、卸货、再找下一趟货。歙县到上海，走国道，一夜能到；两个人轮着开，困了就在路边停一会儿。这一趟多带了一个人，是熟人托的。
出发前有熟人托付：有个同乡的女孩要去杭州找姐姐，能不能捎一段。叔侄俩答应了。女孩姓王，十七岁。
车到杭州，在艮秋立交桥附近，女孩下车。她要转乘出租车去三桥那边。叔侄俩看着她上了车，然后继续往上海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她。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她的尸体在留下镇的路边水沟里被发现。
那段路一边是山，一边是田，夜里没有路灯，过往的车很少。发现她的是一个路过的人，报了警。现场留下的东西不多，法医从她的指甲缝里提取了一份人体组织——这份东西在卷宗里躺了八年。
二、从证人和解到嫌疑人
案子一开始并不复杂：一个女孩在深夜搭车后死亡，最后接触她的人是货车司机。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被再审判决一条一条写了出来。
公安机关根据当时初步搜集到的一些证据，综合分析后认为张辉、张高平具有可疑形迹，将两人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2003 年 5 月 23 日，两人被刑事拘留；6 月 28 日被逮捕。2004 年 2 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家里人一直不相信。两个跑长途的司机，把同乡的女孩捎到杭州，人下车了，后来出了事，怎么就变成他们干的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之后的十年里问过无数遍。
再审判决后来指出：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从同监犯处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行为不规范、不合法。
这几句话，是十年之后才写进判决书的。在当时，它们只是卷宗里没人细看的部分。
三、两纸判决
2004 年 4 月 21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同年 10 月 19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从死刑到死缓，从无期到十五年，看起来是“留了余地”。但对两个始终不认罪的人来说，这份判决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张高平被送到新疆服刑。他不认罪，也不肯写认罪材料，一封一封往外寄申诉信。服刑的人都知道，不认罪在减刑、假释的评审里意味着什么：别人一批一批往上报，他的名字总是搁在最下面。
他的哥哥张高发在外面跑了七年，从安徽跑到杭州，从杭州跑到北京，得到的答复大多是“正在复查，请等待”。七年里他学会了一件事：申诉材料要一式几份，寄给不同的机关，留好回执。
四、一个出现在两份判决书里的名字
转机来自一个名字。
张高平在监狱里看到一篇报道：河南鹤壁浚县发生一起灭门案，被告人马廷新后来被平反，案子里有一个“牢头狱霸”，名叫袁连芳。
他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在他自己的判决书里，也有一个证人叫袁连芳。
张高平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的检察官张飚。张飚和同事去查，查出来的是同一个人。
时间线后来被媒体还原得很清楚：2002 年 5 月 30 日，河南鹤壁第一看守所，袁连芳被调进“拒不认罪”的马廷新所在的监室，当号长，逼诱马廷新抄写“自首书”。2003 年 4 月 8 日，他离开鹤壁，被押回杭州。一个月后，他出现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成了张辉同监室的号长，用同样的手法让张辉抄写了认罪材料。
一个人，两个省，两起后来都被证明有问题的案子。
张飚把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这个发现，一份一份寄往浙江。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石河子市检察院先后五次寄出材料。张飚在 2011 年初退休，退休前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快要退休了，有一个案件存有疑点，有可能是一起冤假错案。
五、指甲缝里的那一份鉴定
2003 年案发时，法医从被害人王某的指甲缝里提取过一份人体组织，做过 DNA 混合斑鉴定。那份鉴定一直躺在卷宗里。
2011 年 11 月，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和律师朱明勇的助手到新疆见了张飚，又去监狱见了张氏叔侄，随后刊发了两篇报道。报道引起浙江方面注意。
杭州市公安局把那份 DNA 鉴定重新拿去做比对，输入公安机关的 DNA 数据库。结果出来了：混合斑分型中包含一个已决犯的 STR 分型——勾海峰。这份鉴定又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确认了这个结果。
勾海峰是谁？2005 年 1 月 8 日晚，他杀害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学生吴晶晶。那起案子当年轰动杭州，三个月内走完一审、二审并被核准，勾海峰被执行死刑。
也就是说，在王某指甲里留下人体组织的人，已经在 2005 年因为另一桩命案伏法。而他从未就王某的案子受审。
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件事：法院再审的表述是“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不是“认定勾海峰杀害王某”。勾海峰已经死了，死无对证，王某案至今没有经过审判的凶手。
六、再审
2012 年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的申诉立案复查，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并派人到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提审两人。2013 年 1 月，两人被换押回杭州。
2013 年 3 月下旬，浙江高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3 月 26 日上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当庭释放。
判决的理由，前面已经引过：主要证据是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笔录，而这些证据的取得过程存在不合法情形，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庭上，检察员也发表了意见——这起案子的复查，本来就是检察机关一条一条推着往前走的。
值得一提的是时间。2010 年，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关于刑事证据的规定；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把“非法证据排除”写进法典。张氏叔侄案的动作，正好落在这两个节点之间：它不是一个依据新规则纠正的案子，而是一个用旧案卷、旧鉴定、旧口供，靠检察监督和一次 DNA 比对翻过来的案子。
从 2003 年 5 月 23 日被刑事拘留，到 2013 年 3 月 26 日无罪释放，两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 3596 天。
2013 年 5 月 17 日，浙江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 110.57306 万元，共计 221.14612 万元。其中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各 65.57306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各 45 万元。律师费、医疗费、车辆转卖差价等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没有支持。
65.57306 万元除以 3596 天，大约是每天 182.35 元。这是 2013 年刑事赔偿的日标准，按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得出。数字是清楚的、可核算的；不能核算的是那十年里错过的东西。
七、走出来以后
张高平回到安徽老家，第一件事是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拍照前他问工作人员，原来的记录会不会进档案；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才放心拍照。拍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了一句：把腰杆挺起来。
日子并不好过。他借住在大哥家，找不到工作，地已经被征走，当地一套房子要一百多万。他对着记者说的愿望很具体：希望能有人帮自己、侄子和女儿找份工作。十年时间不是一句“无罪”就能补回来的——它变成了一身病、一份空白履历，和一个再也接不上的生活。
浙江省高院副院长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两人鞠躬道歉。浙江省公安厅表态，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据报道，当年负责预审的民警被舆论反复点名，她的律师后来对媒体说，她只是案件的指导者，没有参加一线审问。
至于那个在两份判决书里都出现过的名字，袁连芳在接受采访时拒绝回答，只说自己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
八、没有物证的案子
把这起案子拆开看，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出过问题。
没有物证：全案定罪的实质证据是两名被告人的审前供述，和同监室“证人”的书面证言。那份 DNA 鉴定在当时被认定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
没有合法取得的供述：不在规定羁押场所审讯、录像不完整、指认现场镜头频繁切换。
没有及时纠错：从 2003 年到 2011 年，家属申诉了八年，材料一次次寄出，一次次没有下文。
最后一个环节是运气：如果张高平没有在监狱里看到那篇河南的报道，如果他没有记住“袁连芳”三个字，如果石河子的检察官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这份 DNA 鉴定可能永远躺在卷宗里。
一个案子平反，靠的是一个人的记忆、一个检察官的坚持、一个记者的两篇报道，和一次数据库比对。这四样东西，缺一样，张辉和张高平现在还在监狱里。
2013 年 3 月 26 日宣判那天，两个人从法庭里走出来。从看守所到监狱，再回到法庭，这条路他们走了三千五百九十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