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年间，牟州。新任刺史辛公义下车那天，没有进州衙，直接去了监狱。
他在牢房旁边找了块空地，露天坐下，让人把在押的人一个一个带过来，他一个一个问。问完一个，记一个；记完一个，接着问下一个。
这一坐，是十多天。
牟州在今天的山东莱阳一带。隋代的州刺史是一州之长，管民政、财政、司法，也管狱。到任的头一件事通常是接印、见属官、看账册。辛公义先去看牢房。
这件事在他看来大概不算特别。因为在这之前，他在岷州做过一件更不像地方官该做的事：把全州的病人都抬进了自己的衙门。
一、岷州：把病人抬进衙门
辛公义，陇西狄道人。祖父辛徽做过北魏的徐州刺史，父亲辛季庆做过青州刺史。他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母亲亲自教他读书。北周天和年间，朝廷选良家子弟入太学，他以勤苦出名；武帝时被召入露门学，每月在御前与大儒讲论，屡次受到赞叹。入隋以后，他做过主客侍郎、驾部侍郎，开皇七年奉命检查马牧，得马十余万匹，文帝高兴地说了一句：“唯我公义，奉国罄心。”
后来他随军平陈，因功授岷州刺史。
岷州在当时是边地，风俗与中原不同，最让辛公义受不了的是这一条：当地人怕病。一个人得了病，全家人立刻躲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不再照看，任他一个人躺在屋里。史书的评语只有八个字：“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
病人不是病死的，是没人管死的。
辛公义要改这个风俗。他的办法很笨：派官人巡查境内，凡是有人生病的，用床抬来，安置在州衙的厅堂里。夏天疫病流行的时候，抬来的病人多到几百个，厅堂和廊下都住满了。
那些日子州衙不像衙门。厅堂里铺着草席，一张挨一张，廊下也铺满了。几百个人躺在一处，气味散不出去，白天是咳嗽和呻吟，夜里是说胡话。有属吏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把文书递到门边就退开。辛公义自己搬了一张矮榻放在中间，坐下去就不动了。
然后他自己设了一张榻，坐在病人中间，从早到晚，一边对着这些病人办公，一边处理政事。他把自己那份俸禄全部拿出来买药，请医生，亲自劝病人吃东西。
他一天的分法是：天刚亮先绕一圈，看夜里谁没了、谁烧得厉害；上午坐在榻边见官属、批文书，中间随时停下来给病人喂水；下午请来的医生逐个诊脉，他在旁边听；夜里再绕一圈才睡。有几个病人抬来时已经生了褥疮，他和从人一起擦洗换布。
抬来的人里，有的是官人巡查时从反锁的屋里抬出来的——门是从外面锁的，家里人搬到别处去住了，每天送一碗饭放在门槛上。这样的人抬到衙门时，多半已经不能说话。
后来这些人都好了。他把病人的亲属召来，说了一段话：“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
——生死有命，跟照不照看没有关系。以前你们把人扔下，所以他才死。现在我把病人聚在一起，我天天坐在他们中间，如果真会传染，我怎么可能不死？可这些病人都好了。你们不要再信那套了。
病家的子孙惭愧地道谢走了。此后有人生病，争着往刺史这里送，家里没有亲属的，就留下来养。“合境之内呼为慈母。”
这一段要说明白：辛公义的做法在医学上并不严密。不同的病传染性差得远，他坐在病人中间没有染病，可能只是运气。他证明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把病人扔在空屋子里，没人喂水、没人换衣、没人请医，人才会死。这一层他证对了。
二、牟州：把公堂搬到牢房门口
到了牟州，他换了对象：不是病人，是在押的人。
他下车先到狱中，露天坐在牢房旁边，亲自验问。十多天里，把积压的案子全部问完、断完，才回到大厅。
那十多天大致是这样过的：天亮开牢门，按房号依次带人，一个问完带下去，再带下一个。他面前只有一张矮案，一支笔，一叠纸。问到吃饭的时候停一停，饭后接着问。天黑了点灯笼，把白天问过的口供一条一条对，对不上的第二天再问一遍。属僚轮班陪着，他本人没有换过地方。
这十多天具体怎么过的，史书没有细写。能确定的是他不用文书堆案：此后受理新的诉讼，他“皆不立文案”，只派当值的一个属僚坐在旁边一起问。案子问不清、必须羁押的，他就睡在厅里，不回家。
有人劝他：“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打官司有章程，有程序，您何必这样折腾自己？
他答：“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
——我作为刺史，没有德行可以教导百姓，才让他们被关进牢里；哪有把人关在狱中，自己心里却安稳的道理？
史书接着写了一句：“罪人闻之，咸自款服。”
——在押的人听到这话，都主动认了罪。
后面还有一段，写得很有意思：此后有人想打官司，乡里的父老赶紧劝——“这点小事，何必去劳烦使君。”争执的双方往往互相让一让就算了。
“不立文案”这四个字值得停一下。隋代的衙门办事靠文书：状纸、口供、勘验、判词，一层一层往上走，每一层都可以卡、可以改、可以拖。文书越多，中间人越多。辛公义把文书减到最少，让人当面说，自己当面听，等于把中间那几层抽掉了。
也正是在这十多天里，会遇到问不清的案子。史书没有举例，但“必须羁押的，他就睡在厅里”这一句是可以推回去的：并不是所有人问完就能放。有的人关在牢里等着一个始终不来的证人，有的人的案子牵涉到别的州，文书来回要走几个月。这类人他放不了，只能继续关着——他能做的，是把理由写清楚，把下一次该问什么写清楚，然后自己留在厅里。
但这一段也有必须说破的地方。“罪人闻之，咸自款服”这句话，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不是一件可以照抄的经验。一个人被关在牢里，听见长官说“是我无德才让你进来”，然后认罪——这里面有多少是悔悟，有多少是压力，史书分不出来，我们也不该替他分。这一段的价值不在于它证明了什么审讯方法，而在于它留下了一个态度：把人关起来的人，应该睡得不安稳。
三、这套办法的账
辛公义的办法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它靠人，不靠制度。
一个刺史可以露天坐十多天，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一个州。换成天下几百个州、上千个县，谁能保证每一处都有一个愿意睡在厅里的长官？他一走，这套东西就跟着走了。
这也是中国历代狱政反复出现的情形：盛世出几个循吏，牢里就干净几年；循吏调走，牢里又恢复原样。真正能留下来的，是制度：录囚的日期、案件的审限、羁押的条件、上级的巡查。这些东西不感人，但它们不依赖某个人的良心。
隋唐以后，录囚成了一项常制，皇帝和上级官员定期巡察监狱、清理积案；唐代对审判期限也有规定，大事、中事、小事各有日限。这些制度的精神，和辛公义坐在牢门口那十多天是同一个方向——把“关人”这件事，放到一个必须定期交代的地方。
录囚这件事也不是隋代才有的。汉代就有刺史在八月巡行郡国、查问狱事；唐代把它写进令里，改叫“虑囚”，皇帝有时亲自到监狱里问；宋代设提点刑狱司，专管一路的刑狱；明清有朝审、热审、秋审，一年几次把该杀的、该留的、该放的案子重新过一遍。形式各不相同，动作是同一个：把已经关进去的人再拿出来看一次。
四、后来的事
仁寿元年，辛公义被任命为扬州道黜陟大使，职责是巡察吏治、考核官员。
豫章王杨暕是隋炀帝的儿子，当时镇守江都。他怕自己部下的官员被查出问题，在辛公义还没进扬州境的时候，就先派人去打招呼，请托照顾。
辛公义回了一句话：“奉诏不敢有私。”
到了扬州，他一个也没有放过。杨暕从此恨他。
本传写到这里，后面的仕途起落记得很简略。一个以“不敢有私”闻名的人，在隋末那样的年头，大致能猜到会遇见什么。
五、没有名字的人
辛公义在岷州抬进衙门的那些病人，没有留下一个名字。在牟州牢里被他问过、断过、放过的那些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名字。连那个劝他“何必自苦”的属官，史书也只写了“人或谏之”。
《隋书》把这些事写进《循吏传》，用的是一个很省字的办法：只写他做了什么，不写他面对的是谁。
记岷州，他给了一个数字：几百。这个数字里没有一个人有姓名。记牟州，他给了一个数字：十多天。这十多天里断了多少件，也没有写。
尾声
“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过。它之所以被反复引用，是因为它说的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一个位置的责任：你有权把一个人关起来，你就得为这段被关起来的时间负责。
一千四百年后，这件事变成了具体的条文：羁押要有理由，要有期限，要有人定期审查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关。制度比人可靠，但也比人冷淡——它不会像辛公义那样，抬一张榻坐在病人中间。
所以那句话还是得有人说。谁坐在那个位置上，谁就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