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四年,一支队伍从汴京出发,往西南去成都。
带队的人叫张从信,内侍省的高品,宫里的人。
他去成都不为巡查,不为采买。他带的是皇帝的敕令:在益州开雕一部佛经全藏。
成都那时叫益州,是宋朝雕版最盛的地方。后蜀在这一带刻过九经,刻过《文选》,刻过《初学记》,刻工、纸匠、墨户都是现成的。
张从信到了之后做的事,史书只有一句:往益州雕造。
实际上要做的事很多。选底本,校文字,写版样,备梨木,招刻工,管饭,记工,一块一块地刻。
这一干,是十二年。
十二年里,成都的作坊没有停过一天。
益州来的匠人
先说为什么要刻。
佛教传进中国,经书最初靠抄。抄了一千年,抄本越抄越多,也越抄越乱。
乱了不止一处。同一部经,有的本子多出几十字,有的少一段;同一个译名,前面叫「涅槃」,后面叫「泥洹」。同一个字,这本作「得」,那本作「德」;同一段,这本有,那本无。
唐代出了雕版印刷。刻一块版,刷墨,覆纸,一压,就是一页。一页可以印一千次,一千次都一样。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印本,是敦煌出的那一卷《金刚经》,卷末写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八六八年。
五代时,印刷已经能印整部书。后蜀的毋昭裔自己出钱刻《文选》《初学记》,刻完印了送人。南唐、吴越也刻,吴越印的佛经、咒语,几十万份地散出去。
宋朝接了这套手艺,也接了这个问题:天下的佛经,到底以哪一本为准。
宋太祖信佛,也懂一个道理:一部书要定,就得有一个定本;要传,就得印。
所以他下的令不是「抄一部藏经」,是「刻一副版」。
一副版,十三万块木头。
是个大工程。
版是硬的。刻一次,可以印几百上千次;错了,改一块;对了,一直用。
一版二十三行
刻经的规矩,从底本开始。
底本是账。
底本用的是《开元释教录》的入藏目录。这部目录是唐代智昇在开元十八年编成的,二十卷,著录当时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宋初刻藏,就照这份账来。
照账刻,是省事的办法,也是稳的办法:哪一部收,哪一部不收,早有定论,不必重新吵一遍。
一个字不差。
这就是定本的意思。
一部藏经,按「帙」分装。一帙十卷上下,用《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起,到「英」字止,一共四百八十帙。
编号是为了找书。一个「天」字,就是第一帙;一个「英」字,就是最后一帙。会背《千字文》的人,看见帙号就知道该往哪一架找。
版的尺寸,一套书要统一。
《开宝藏》的版式: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版首另刻一行小字,写经题、版号、帙号。卷末刻雕造的年月和干支,有时还盖印工的名章。
墨用松烟,加胶,调得稠。印的时候一版刷两次,纸覆上去,棕刷一擦,揭起来就是一页。
纸用黄麻纸,厚的叫硬黄,印出来墨色发亮。一卷印完,裱成长卷,一头粘竹轴,一头系丝带,卷起来,用布帙包好。
纸是卷子本:印出来的纸一张一张接起来,粘在卷轴上,卷起来就是一卷。
一套书,一副版。
这套格式不是随便定的。它照着写本的款式来:写本一行多少字、一纸多少行,读的人习惯了,印本照着做,读起来不别扭。
统一格式,是这部书最要紧的地方。
一块版,一页纸。此后几百年,中国、高丽、日本的刻本藏经,版式都从这一副版上脱出来。
十三万块
刻版用的木头,多是梨木、枣木。选直、选细、选不裂的,锯成板,阴干,刨平,两面磨光。
作坊里分工很细:有人写样,有人上版,有人刻字,有人校字,有人补版。刻工按字计酬,一天刻多少,账上记着。
刻工不算。
一天一天刻。
写样的人把字写在薄纸上,字要正,要匀,要照着定本,一笔不能错。写好的纸反贴在版上,刻工照着刀刻:先刻直线,再刻横画,最后剔空。
一块版,一个熟练的刻工要刻几天。写样的人一笔错,刻工就跟着错;校字的人一眼没看见,错就留在版上,印一千次。
雕版的好处是能改。错一个字,把那一小块挖掉,嵌一个木楔,重刻,叫「挖补」。一副版用一百年,挖补过多少次,没人记得。一部五千卷的藏经,要刻的版是十三万块。
十三年?不是,十二年。
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七一到九八三,整整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成都的作坊天天开门。刻工吃住在里面,一天刻多少字,记在账上,按字付钱。
十三万块版刻完,从益州装船,顺着水路往北,运到汴京。
印经院
汴京有一座译经院,是朝廷组织译经的地方,印度、西域来的僧人在里面把梵文译成汉文。
印经院就建在译经院西边,专门藏这副版,专门印。
院里除了印工,还有裱褙匠、装轴匠。版怕潮、怕火、怕虫,每年要翻晾。
木头会裂。
十三万块版码在架子上,一屋一屋,是汴京最占地方的一件东西。
第一批印本出来,先给译经院用:新译的经,要对着旧本看,看用词一不一致,看译名有没有前后打架。
译经院是太平兴国七年设的,天息灾、施护、法天这些僧人在这里把梵文译成汉文。他们手边有了定本,译名就能统一。
这一步很重要。有了定本,译经才有参照;没有定本,每一代译师都从头造一套词。
印本还往外送。
宋朝把这副版印出来的书当礼物:赐日本,赐高丽,赐女真,赐西夏。
印本不卖,是赐。赐寺院,赐外国,赐大臣。民间要读,还是抄,或者去买福建、两浙书坊印的单本经。
雍熙元年,日本僧人奝然入宋,带了印本回日本。淳化二年,印本传到高丽。元丰六年,熙宁年间的校订本又传到高丽。
高丽后来自己刻藏经,刻完之后拿宋本对校,把缺卷、错简、脱文、衍字一条条挑出来,记在《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里。
这一行字很小,分量很重。他们管这部宋版叫「宋本」。

一部在成都刻的书,成了别国刻书的校对标准。
这句话不是虚的。高丽再雕藏经的时候,逐卷拿宋本对,对出来的差异写成一本书,叫《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哪一卷宋本缺,哪一页宋本错,都记下来了。
版子的下落
版在汴京放了一百多年。
一屋一屋。
中间修订过几次。
它也不是刻完就完事。咸平、天禧、熙宁三次修订,每次都动版,改动记在卷末,一行小字。咸平年间补入宋代新译的经和太宗的著述;天禧年间又校改了一次,增补《贞元释教录》里收的典籍;熙宁四年,又出了一版校订本。
熙宁四年这一年,版还挪了地方:朝廷把大藏经版赐给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此后四十来年,印经的事由寺院管,成了半民间的事。
到北宋末年,全藏已经增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多卷,比初刻多了一千五百多卷。
版越印越多,字也越改越细。一副版养了一百五十年,成了活的。
靖康元年,金兵破汴京。显圣寺被烧,版也没了。
一副刻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版,就这样断了。
木头烧起来很快。十三万块版,烧一夜就没了。
版没了。
印本留下来的极少。国内公私收藏的残卷,合起来大约十二卷,分在几家博物馆和图书馆。
十二卷。二〇〇七年,国家图书馆从民间收了一卷《大宝积经》第一百一十一卷,是近年最重要的一件。
山西高平市博物馆藏两卷《大云经》,一卷残长四米多,一卷十二米多,卷尾有「大宋开宝四年辛未岁奉敕雕造」「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的字样。
字口还清楚,墨色发亮,纸是宋代的黄麻纸。
这些残卷分在国家图书馆、山西省博物馆、高平市博物馆几处。
看一次要预约,隔着玻璃。
纸会黄。
高丽的那一次对校,留下来的记录比中国还完整。
十三世纪,高丽又刻了一次藏经。这一次刻了十六年,刻成八万多块版,为的是求佛保佑退敌。刻的时候,用的校本里就有宋本。
那八万多块版两面都刻,一块版两页,刻成之后放在海印寺,八百年来搬过几次,没烧掉。它们今天还在韩国陕川的山里,一块一块码在架子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套汉文大藏经版。
一部书的命,有时候要靠别人替它记着。
从开宝四年到古登堡印《圣经》,中间隔了四百八十四年。
比那卷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晚了整整一百零三年。
十三万块版,刻工的名字一个也没留下。
没有一个字是随便的。留下名字的是监工的内侍、编目的僧人、写序的文人。刻工只在版末偶尔盖一个名章,多数连章也没有。
宋太祖刻藏,和他刻《九经》、修《太平御览》是一路的事:用印刷把文本定下来,让天下读同一本书。
那副版早就没了。
字是刻上去的。这部书的价值,不在它印了多少,在它定了一个格式。此后刻藏的人,先看它怎么分帙、怎么编号、怎么排行,再动手。
《开宝藏》三个字是后人的叫法。当时只叫「大藏经」或「一切经」;因为开雕在开宝年间,后世才给它这个名字。
刻本在今天叫「宋版」,一页值钱。可它印的时候,没人想到会变成古董。它当时就是一个工具:给寺院读,给译经用,给外国当礼物。
可它定下的行款,还在后来所有刻本藏经的第一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