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成都,一条巷子里,早上刚开门。
一个布商推着一辆独轮车进来,车上捆着十几串铁钱。
他要买一匹绢,价钱是两万文。
两万文铁钱,按当时的秤,五百斤上下。
一个人推不动,得用车。
铺子里的人把钱一串一串过秤,点完,从柜台下面取出一张纸,提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盖上一个押印,递给他。
布商把纸折好,塞进袖子,推着空车走了。
那张纸,可以在成都城里几十家铺子换东西。
这是十一世纪初的成都。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是这样从一辆独轮车上开始的。
铁钱太重
四川用铁钱,是被安排的。
宋太祖平后蜀之后,把四川的铜钱大量运出川,铜钱在四川越来越少,朝廷又规定铜钱不许入川,四川就成了铁钱的天下。
铁钱有大的,有小的。
大铁钱一千文,重二十五斤;小铁钱一千文,重十三斤。
听起来不算什么,算一下就知道麻烦。
一匹绢两万文,五百斤。
买一匹马,可能要拉一车钱。
买一栋房子,钱得用船运。
四川当时是天下最富的地方之一,茶的产量大,蜀锦有名,盐井遍地。生意做得越大,钱越难搬。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宋初四川的铜钱被大量运走,朝廷又禁止铜钱入川,四川实际上成了一个铁钱区。铁钱的价值低,一枚大铁钱的面额,抵不上同重的铜钱,可它一样要称、要串、要搬。
钱越重,交易越慢。
交易越慢,生意越亏。
宋代的铜钱一直不够用。铜钱往北流,往东流,商船带出去就回不来,东南一带常年闹钱荒,民间把不足一百文的一串当一百文花,叫「短陌」。
铁钱区更紧。
交子一出来,等于凭空多出一批能流通的凭证,钱荒被缓了一口气。
所以四川人比别处更早地想通一件事:钱的作用是记账和转账,不是那一堆金属本身。
交子具体是哪一年出现的,说不清。
一般认为是真宗初年,十一世纪开头的那十几年,在成都的民间先有的。也有人说更早,早到五代,但那没有过硬的证据。
可以确定的是,它先在商人之间用,用了几十年,才被官府看见。
于是有了别的东西来代替钱。
交子铺
最早的交子,其实是一张收据。
商人把铁钱存进铺子里,铺子给他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存了多少钱,铺子收一点保管费,一千文收三十文。
他拿着这张纸,到别的铺子买东西,对方认这张纸,也认这家铺子的信用。
后来,铺子干脆印好固定面额的纸,一贯、五贯、十贯,省得每次提笔写。
纸是楮皮纸,成都本地出的,有水纹。
正面反面都印图案,红、黑两色套印,再加上铺子的押字和只有自己人看得懂的暗记。
这套防伪办法,后来官交子全部继承,还加了一条:加盖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
纸也是关键。成都出的楮皮纸厚实,有帘纹,民间买不到同样的纸。官营以后,专门设了钞纸院,纸的配方和用量都管起来。
一张纸能不能当钱,一半靠信用,一半靠别人造不出来。
认纸,也认人。
这套东西能用,靠的是一个很朴素的发现:铺子里不需要把每张交子对应的铁钱都堆在库房里。只要平时来兑的人不超过某个数,留一部分现钱就够周转。
剩下的钱,可以借出去,可以投资。
这就是准备金,也是后来一切麻烦的起点。
十六户
铺子多了,就有人不老实。
有的铺子把存进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投到邸店、货栈、长途贩运上,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兑不出来。
《宋史》里记那时的情形:交子不能兑现,聚众争闹,官府派人去拦,一贯钱只能拿到七八百文。
景德元年,益州知州张咏出手整顿。他挑出十六家底子厚的富商,指定他们联保经营,为首的是王昌懿;统一纸版,统一印色;民间私造,严办。
张咏是宋初名臣,两次知成都,治蜀以严著称。
他定下这十六条规矩的时候,想的是把一间野铺子收进笼子里。
笼子用了十几年,笼子自己也破了。
再往后,富户家底败了,欠的钱还不上,官司一件接一件。
天禧四年,益州知州寇瑊一度下令把交子铺封了,停止发行。
但停了之后,成都的生意立刻难受起来。铁钱还是那么重,路还是那么远。
于是官员们又开始上书,请恢复交子,并且提了一个新办法:不要再让商人自己发,由官府来发。

这一步,是纸币史上最关键的一步。
在这之前,交子的信用是某个商号的信用;在这之后,交子的信用是朝廷的信用。
官交子
天圣元年,转运使薛田上书,请在益州设交子务,由官府发行。
朝廷准了。
天圣二年二月,第一界官交子发行。
数字留下来了:一界发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备本钱三十六万贯。
本钱占发行额不到三成。
这个比例,后来成了一个标准,也成了一个隐患。
官交子的规矩,定得很细。
第一,分界。一界三年,实际行用两年,到期用旧交子换新交子,换的时候要收一点工本费。
第二,限额。每界发行有定额,不许超。
第三,备本。每界发行,库里要备相应的铁钱或金银。
第四,禁伪。伪造交子,按伪造官府文书治罪;知情使用、知情不报的,一并连坐。
第五,限区。一开始只在四川行用,后来才推到陕西、京西。
印交子的纸,由专门的钞纸院造,民间不许买。
面额也改过几次:先是临时书填,一贯到十贯不等;后来固定为五贯和十贯;再后来改成一贯和五百文。
官交子在四川行了八十多年。
八十多年里,它替四川人省下了无数的车、船、扁担和人力,也替朝廷垫过军费、修过城、赈过灾。
它最后不是死在假票上,是死在印得太多上。
面额越改越小。
说明用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额买卖到大宗交易,都在用它。
交子务的编制不大。上面派京朝官一两人做监官,下面有胥吏、工匠、库子。换界的时候,旧交子收进来,点验、销号、封存,新交子发出去,每贯收三十文工墨费,算是纸钱和印工。
这门生意,官府做起来比商人稳,因为官府不怕挤兑——实在不行,可以用税粮、用盐、用度牒去撑。
也正因为不怕,后来就敢多印。
熙宁以后,交子一度推到陕西、河东。推的理由很实在:那边在打仗,军费要从四川调,运钱太贵,不如运纸。
一张纸的价钱
纸币有一个天生的毛病。
它印起来太容易了。
熙宁五年,有人建议把每一界交子的行用期从两年延到四年,等于一界当两界用。发行量翻了一倍,库里的本钱没翻。
交子开始贬值。
到崇宁年间,朝廷改了个名字,叫「钱引」,换了一套印版,重新发。改名字不改账,问题还在。
南宋接着发,叫「会子」,两淮一带还有「淮交」。
会子也分界。一界三年,到期以旧换新。问题是后来界与界重叠:旧的还没收完,新的已经发出去,市面上同时流通着好几界的纸。
纸一多,价就掉。
南宋人后来总结出一套办法,叫「称提」:用金银、铜钱、盐引、度牒去收回一部分纸币,把市面上的纸钞减少,让它的价钱回来。
这套办法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
因为打仗要钱,钱不够就印。
印到后来,一张纸换不到它上面写的数。
欧洲人后来走的路,几乎一模一样。
先是商人的存款凭证,再是商号的票据,然后是国家特许的银行券。瑞典在一六六一年发行了欧洲最早的纸币,英格兰银行在一六九四年成立。
从成都那张纸到斯德哥尔摩那张纸,中间隔了六百三十七年。
六百三十七年里,中国人把该犯的错都犯过一遍:超发、延期、改名、强制流通、拿纸钞收税、拿纸钞发军饷。
元朝把这条路走到了头。中统元年发行中统钞,纸币成了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至元二十四年又发至元钞,一当五。钞法前后变了几次,最后一次是至正年间,印出来的纸连工本都不值。
明朝初年发大明宝钞,禁用金银交易,没过几十年,宝钞就跌到没人要,民间照旧用银子。
清朝学乖了,长期只用白银和铜钱,纸钞只在顺治年间短时间试过一回。
一个发明,从成都的一条巷子出发,走了六百年,最后在各国的国库里变成了一门专门的技术:发多少、备多少、什么时候收,都要算。
算得好的时候,它让一个国家提前用上了明天的钱。
算得不好的时候,它让一个国家把明天的钱提前花完了。
北宋的交子,一件实物也没留下来。
只有一块铜版传世,学界对它是不是交子的印版,到现在还有争论。
但「交子」这两个字留下来了,连它的失败也留下来了。
成都那条巷子早就没有了。
今天成都有条交子街,街名是后人起的,跟北宋那条巷子未必是同一处。
十一世纪的那张纸,本来是给一个推着五百斤铁钱来买绢的商人开的收据。
后来它变成了一种权力:谁能印它,谁就能在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的情况下,把别人的东西拿走。
这个道理,成都的商人是最早一批弄明白的。
他们弄明白的方式,是自己被挤兑过,被官府封过铺子,也被朝廷用一张新纸换走了旧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