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四月，兰州，河桥。
河桥是黄河上的一座浮桥，用船连起来，上铺木板。北岸是兰州城，南岸是往河州去的官道。
过桥的货车要验引——茶引上写着斤数、商人姓名、销往何处。没有引，或者引对不上，茶就扣下。
五十辆牛车排在桥头，车上是茶。
五十辆车，装的全是茶。
押车的人叫周保，是驸马都尉欧阳伦的家奴。他要过桥，巡检司的人要验。
后面的事，《明史》和《殊域周咨录》都记了：周保把巡检司的吏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打人的是驸马的家奴。
被打的人回去写了一道奏本。
两个月后，他的主人被赐死。
这个主人，是皇帝的女婿。
一碗茶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说清一件事：西北那些人为什么要茶。
他们吃的是乳酪、羊肉，很少有菜。茶能解腻，能助消化，喝了舒服，不喝就难受。这条不是后人猜的，明朝人自己写在奏疏里：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
番人离不开茶。
中原有茶，西北有马。这笔买卖从唐代就开始了。
宋代把它做成了官营。熙宁年间开熙河，朝廷设茶马司，把川茶收归官买，专门换马。一驮茶出去，一匹马进来，账算得很细。
明朝接过来的时候，做法又变了一层。
宋人主要是买马。明人把这个买卖改成了赋。
番族按族分牌，按牌纳马，叫做差发马——不是你想卖就卖，是每年该交多少，牌子上写着。朝廷收马，给茶，茶价由朝廷定。
所以这不是贸易，是赋税，只不过用茶来付。
明朝接过来的时候，把它做成了一套制度。
洪武四年，朝廷先定陕西汉中的茶课：茶园每十株官取一株，没有主的茶树让守城军士去采，收上来的茶一百斤打一包，两包为一引。
朱元璋自己算过这笔账。他跟户部尚书郁新说过一句话：用陕西汉中的茶三百万斤，可以得马三万匹；四川松潘、茂州的茶，也是这个数。
三百万斤茶，三万匹马。
一百斤换一匹。
这话不是空口说的。洪武年间，川陕的军人每年往边上的茶马司运茶，一运就是上百万斤。茶从汉中、保宁、松潘、茂州、碉门、黎州、雅州收上来，一部分是茶课，一部分是官买。种茶的叫茶户，茶户有茶课，茶园每十株官取一株。
洪武二十三年，制度紧了：甘肃、洮州、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川陕的军人每年往那边运茶，官茶入库，专门用来换马。
同一年定的还有价钱：上马一匹，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小马五十斤。
也定了刑：私茶出境，斩。关隘没有查出来，处极刑。民间存茶不许超过一个月的用量。
四十一面
茶价和马价都在朝廷手里，中间就有人想插手。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做了一批金铜信符，派人送到西凉、永昌、甘肃、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岷州、巩昌这些沿边的地方，一族发一面。
规矩是：朝廷有使者来征发，两边把符对上了，才许听命。
洪武三十一年，又做了一批金牌信符。
这一批做得讲究。牌上刻篆文，上面一行是「皇帝圣旨」，左边一行是「合当差发」，右边一行是「不信者斩」。
一共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四面，纳马三千零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零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十六面，纳马三千零五十匹。
四面加二十一面加十六面，正好四十一面。三千零五十加七千七百零五加三千零五十，一万三千八百零五匹。
换回来的马，一部分送京营，一部分给边镇。
马到了军中，先烙印，再分群，再立册。一匹马在军中能做什么，比它在账上值多少更要紧。
牌子是铜的，字是刻上去的。
金牌分两号：下号发给各族，上号藏在宫里，作为凭据。三年派一次官，去合符收马。
合符的场面不难想象。朝廷的官到了，番族首领把牌子拿出来，两块一对，字对上了，齿对上了，才开始点马。
马要烙印，要记数。茶要过秤，要装驮。
一套程序走完，官在册子上写一笔。
写一笔，这一族的差发就算完了。
从河州走一条路，从碉门走一条路，两边一年运出去的茶五十多万斤，换回来的马一万三千八百匹。
这套东西的道理，说穿了很简单：马是战力，茶是必需品。
可天下必需的东西不止茶。盐也是必需品，铁也是。
盐到处都有，海盐、池盐、井盐，谁都能煮。铁也不难找。
茶不一样。能让番人喝的茶，只有中原产。这个「只有我这里有」，才是整套制度的底。
谁拿着茶，谁就能定马价；定得住马价，就定得住边上那些部落跟谁走。
五十辆车
禁令越紧，私茶的利就越厚。
茶从汉中到河州，一千多里。
茶包一百斤，两包为一引，驮在骡马背上，一批一批往西走。押运的是川陕的军士，一年一趟，路上一个多月。走到茶马司，交秤，入库，等番族来。
一匹上马，官价是一百二十斤茶。可官茶的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运到边上，有的已经受潮发霉。番人拿到茶，转手就去找私商。
私商给的茶新，价也活。官茶就堆在库里。
茶在库里发霉。
朝廷知道这个道理，可它能用的办法只有一个：查。
查的办法有三层。
第一层在茶园。茶户的茶要报，要验，要打引。第二层在路上。第三层在桥头、在关口。
三层都用同一样东西：引。一张纸上写着斤数与去处，对得上就放，对不上就扣。
一张纸管不住人。可除了纸，明朝没有别的办法。
朝廷也知道。洪武年间，从三月到九月，每个月派四批行人去河州、临洮、碉门、黎州、雅州巡查，半年之内派了二十四批。
派出去的人再多，也挡不住有人从里面开门。
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
安庆公主是马皇后生的。洪武十四年出嫁，嫁的这个人，一下子从读书人变成了皇亲。
明朝的驸马都尉是个位子高、事情少的官。不用上朝议政，也不用去地方上任。他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面子。
面子在地方上很值钱。
他派人去陕西，布政使司的人不敢拦；他要车，州县得出车；他的家奴在驿站上骂人，驿丞得赔笑。
他开始派人往陕西贩茶，卖到番地。地方官知道，不敢问。
洪武三十年四月，事情做大了。他让陕西布政使司行文，叫下属州县起车装茶，运往河州。
他的家奴周保更不客气，一路索要民车，要了五十辆。到兰县河桥巡检司，税吏照例要查，周保动手打人。
税吏写了一本，送到京城。
朱元璋的处理，史书上写得干脆：赐伦死。周保和沿途放行的官员，一起诛。茶货没入官。陕西布政使司的官因为不上报，一并坐罪。告发的人，派使者带了敕书去嘉奖。
河桥那个巡检司，是个很小的衙门。
巡检司是明朝最基层的关卡，一个司多则十几人，少则几个人。他们查的不只是茶，还有盐、铁、硝。
这一顿打，就是打在这个小衙门的门口。
一个驸马，为了五十车茶，把命丢了。
这件事在明代被人反复说起，说的不是茶，是那句话：国初行法之严，虽贵戚不少贷。
有意思的是时间。
杀欧阳伦是洪武三十年六月。第二年是洪武三十一年，朝廷又铸了四十一面金牌，派曹国公李景隆送到番地，重新立约。
一个皇帝在死前一年，还在给一套已经被人从里面蛀空的制度加固。
那年闰五月，朱元璋死了。
茶马的事没有跟着他一起停。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怀柔，主动加茶，市马的人多了，茶不够，禁就松了。碉门茶马司有一次用八万多斤茶，只换回七十匹马，还多半瘦。
不是番人不想要茶了。是私茶比官茶好，马也比从前少。
牌子丢了
金牌信符这套办法，用过，也松过。
永乐年间，朝廷要怀柔远人，主动加茶。茶给多了，马就换得少——碉门茶马司有一次用掉八万多斤茶，只换回七十匹马，还多半是瘦的。
茶禁也跟着松，私茶又出去了。
宣德十年，朝廷把金牌信符重新发了一遍。
再往后，牌子就不管用了。番人被北边的势力侵扰，往内地迁，部落散了，金牌也散了。
《明史》写到这儿，只有一句：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
牌子丢了，制度也就没了。
剩下的只有路。
明中期以后，茶马的事慢慢变成了银子的账。商人纳银，官府折茶，牌子的用处越来越小。
到了清代，茶还是往西北走，马却不再按牌子来了。
牌子上的字，没有人再对。
后来的人只记得茶马古道这个名字，记得马帮、驮子、悬崖上的栈道。
很少有人记得，这条路上曾经有一种铜牌，刻着「不信者斩」，三年一次要对上齿。
也没有人记得，这条路上死过一个驸马，起因是五十辆牛车，和一个被打的税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