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个院子,春天。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坐在小凳上,仰着头。
医生从一个小瓷瓶里倒出一点灰白色的粉末,装进一根银管。
银管的一头,塞进孩子的鼻孔。
医生鼓起腮帮,一吹。
孩子打了个喷嚏,揉鼻子,眼泪出来了。
母亲在旁边站着,手攥着衣角。
她知道接下来十几天会发生什么:孩子会发几天烧,身上会出几十颗痘,会哭,会不想吃饭。
然后,绝大多数时候,他会好。
好了以后,这一辈子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一场过不去的病
天花在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在四世纪。
葛洪《肘后备急方》里写:近来有一种病,叫「天行发斑疮」,头面全身,很快就会长满,像水疮,顶着白浆,破了又长,不马上治,重的人几天就死。治好了以后,留下的疤是紫黑色的,一年才褪。
书上还说,这种病是「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所以民间叫它「虏疮」。
名字不好听,但它说明了一件事:这是外来的病,从边境传进来的。
此后一千多年,天花在中国反复流行。
不只是中国。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上它。染上的人里,大约三成会死;活下来的,脸上留下麻点,有的人眼睛会瞎。
五位在位的君主死于天花,其中包括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它不分贵贱,也不分国界。
它有一个特点:得过一次、活下来的人,不会再得第二次。
这个特点,让所有做医生的人都记住了一件事:如果能让一个孩子得一次轻的,他就能换一辈子的安全。
问题是怎么让他只病一点点。
十七世纪的满洲人,对天花怕到骨头里。
皇帝也怕。
顺治帝就是死于天花。
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
他留下的几个儿子里,第三个玄烨出过痘,于是被立为皇帝,就是康熙。这个选择,据说是听了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
一个帝国选谁做皇帝,理由里有一条:他得过天花,不会早死。
清初的满洲贵族,死于天花的不止顺治一个。清初封的八个铁帽子王里,岳托和多铎都是出痘死的。
所以入关之后,宫里对「痘」这个字怕得厉害。出了痘的人要隔离,没出过痘的人不许进宫,连蒙古王公来朝都要先问一句:出过痘没有。
一撮痘痂
种痘的办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说不清。
清代医家俞茂鲲在一七二七年写的《痘科金镜赋集解》里说: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隆庆年间是一五六七到一五七二年。
也就是说,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安徽南部的太平县已经有人在种痘。
太平县在今天的黄山市黄山区,山多,田少。
一个山里的小县,后来成了这门手艺的中心。俞茂鲲说「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几十年后,天下种痘的人里,还是宁国府一带的人最多。
一门手艺,变成了一个地方的产业。
发明人姓什么,俞茂鲲说「姓氏失考」。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说是从「异人丹传之家」学来的。
这句话很老实:来路不明,但法子是真的。
方法有四种。
痘衣法:让健康的孩子穿天花病人穿过的内衣,穿两三天。
痘浆法:用棉花蘸病人痘疱里的浆,塞进健康孩子的鼻孔。
旱苗法:把病人痊愈后的痘痂研成细末,用银管吹进鼻孔。
水苗法:把同样的痘痂末用净水调湿,用棉花蘸了塞进鼻孔。
四种办法,本质是同一件事:把活的病毒,用最小的量,送进一个最合适的身体。
后人的解释是:从鼻子进去,走的是呼吸道,比从皮肤划破接种温和,发的痘轻,人容易扛过去。
当时的人不知道病毒,但他们知道从哪儿进去更安全。
一七四二年,官修的《医宗金鉴》对四种办法做了评价: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
它还说,水苗「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
一部官修医书,把技术细节写到这个程度,说明这件事已经做了很久,而且做的人很多。
熟苗
种痘最怕两件事:种了不出,或者出得太重。
出得太重,是会死的。
所以选苗变成了这门手艺的核心。
清初医家张琰在《种痘新书》里写:我做了几十年痘科,苗顺的,十个里没有一个死;苗凶的,十个里能活八个。种痘的人家,一定要取吉苗。
他算过自己的账:几十年里,经他手种的,不下八九千人,救不回来的,不过二三十个。
不到千分之四。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硬的成绩。
选苗的办法,叫「熟苗」。
朱奕梁《种痘心法》里说: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
意思是:把这一批痘痂种到下一个孩子身上,取下一位的痘痂,再种下一个,如此传七代,毒性一代比一代轻,最后得到一种「熟」的苗。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在做减毒。
没有显微镜。
不知道病毒是什么。
但他们知道「传几代就轻了」。

配套的规矩也很细。
败苗不能用,「用之则杀婴儿」。
孩子身体弱、正在生病、身上有疮疖,不能种。
一年之中,只有二、三、四、八、九、十这六个月温凉适中,适合种。
种完之后,床铺要洁净,屋子要明亮,要洒扫,但不能扫得太勤,怕惊着孩子。
这些规矩,一条一条,都是拿人命换来的。
一道旨
康熙是种过痘的人,也是种痘最有力的推广者。
他在《庭训格言》里写过一段话,是讲给皇子们听的: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这段话里有几个信息。
第一,他是「得种痘方」之后才开始大力推的。
第二,他先给自己的子女种,再给蒙古各旗种。
先给自己家的孩子种。
第三,一开始有人反对,觉得是怪事,他坚持了。
反对的理由,不只是怕。
有人说,人会不会出痘,是命里注定的,用人工去改,是「逆天行事」。
写《痘科金镜赋集解》的俞茂鲲,自己就一边记下这个法子,一边说它「逆天」。
一门救人的技术,先在「天命」这两个字下面挣了几十年。
一六八二年,朝廷下令各地种痘。
京城设了「查痘章京」,专门管查出痘的人。外地来的人,先查有没有出痘;出洋贸易的船回来,船上的人要等痘好了才许上岸。
这套做法,是中国最早的检疫制度之一。
蒙古王公来京朝见,也有麻烦:没出过痘的,叫「生身」,进京有风险。
康熙后来在热河修避暑山庄,立「围班」制度,让这些王公在塞外见驾,避开了京城的痘气。
一场病,改变了一座行宫的位置,也改变了一套朝见制度。
出关
种痘的办法,从中国往外走。
一六五二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带去了种痘术。
一六八八年,俄国派人到中国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记了这一笔: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
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到日本长崎,把种痘法传给当地人。
再往西,是土耳其。
一七一七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蒙塔古在君士坦丁堡学了这门法子,第二年给自己的儿子种了,回英国后又给女儿种。
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人可以主动给自己种一场病,来换一辈子的安全。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第十一封信里专门谈了这件事,说中国人一百年来就有这个习惯,这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
他还说,如果法国早一点施行种痘,也许能救下千千万万人的命。
一七九六年,英国医生詹纳改用牛痘,风险更小。
那年五月,他从一位挤奶女工手上的牛痘疱里取了浆,接种给一个八岁的男孩。六周之后,他再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男孩没有出痘。
牛痘是牛身上的病,传到人身上,只发一两个疱,人几乎不难受,而且从此不怕天花。
种痘在欧洲也遇到过反对。有人说,把人的病种进人身上,是干预上帝的旨意;还有人说,种了牛痘的人会长出牛的样子。
这些话说了几十年,直到牛痘铺开,才慢慢消下去。
据说詹纳八岁的时候,自己接种过人痘。
牛痘在一八〇五年传入中国,广东人邱熺后来写了《引痘略》,把牛痘的种法编成册子。
最后一位自然感染天花的人,是一九七七年十月索马里的一位医院厨师。
他活了下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委员会在日内瓦签字确认:天花已经消灭。
一九八〇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
这是人类第一次靠自己的手段,把一种传染病从地球上抹掉。
从隆庆年间太平县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到日内瓦那间会议室,中间隔了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里,这门手艺换过名字,换过疫苗,换过说法。
但它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根银管,一点粉末,一个仰着头的孩子。
那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母亲也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村里去年死了几个孩子,今年要让自家的这个,先病一场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