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江西吉安府,一个姓周的农户家里来了一册黄纸。
册子上写着三户人家的名字。周家是正户,另外两家是贴户。按《垛集令》,民户三户编成一个单位,正户出一丁去当兵,正军死了,贴户的壮丁顶上。
从这一天起,周家不再只是民户。他们的户籍上多盖了一个印:军。
这个印,会跟着他们家两百年。
周家这个名字是我编的。档册里的名字太多,写不完;但下面每一条规矩,都能在《明史·兵志》和《明会典》里找到出处。
先说这张册子怎么来的。
三户抽一丁
明朝的兵,一开始不是招的,是派的。
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手上有几种人:跟他起兵的「从征军」,元朝和割据势力投降的「归附军」,犯罪发配的「恩军」,还有从民户里按比例抽的「垛集军」。天下定了以后,前三种不再增加,第四种成了大头。
垛集的规矩,史书写得很清楚:三户为一单位,一户出丁,另两户帮贴。为什么是三户?因为一个人去当兵,家里就少一个劳力,三户分摊,才不至于一户垮掉。
还有一路人,是从牢里来的。犯了罪,判「充军」,发到卫所当兵,这种人叫「恩军」,有些地方也叫「长生军」。名字好听,意思是这一去就不回来了。
抽中的那一户,从此叫军户。
军户和民户不是一个系统。军籍归都督府管,地方官管不着;正军本人免全部差役,家里还可以再免一丁。听上去是优待,实际上是交换:你免了徭役,你的儿子、孙子、曾孙,就都是兵。
军籍不能随便退。除了丁尽户绝、家里出了大官、或者皇帝特旨,一般没有别的路。
有人估算,明初军户占全国户数的五分之一上下。这个数字各家算得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每五户人家,就有一户的男丁在某个卫所里站着。
北方更密。边地卫所一个挨一个,有的县一半人家是军籍。
一卫五千六百人
人抽出来,往哪儿放?
明朝的办法是把全国摆成一张网。府一级设所,府以上设卫。一卫五千六百人,辖五个千户所;一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辖十个百户所;一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再往下是总旗五十人、小旗十人。
这套数字非常整齐,整齐到像一张表格。它确实是表格: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定为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兵额连屯田军算进去,两百七十多万。
到永乐以后又加:内外卫四百九十三个,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个。
两百七十万人,不领工资,吃什么?
先说要紧的一条:这三百多个卫,谁也不归谁。
调兵的权在兵部,统兵的权在五军都督府,打仗时临时派一个总兵官,发印信,带兵出去;打完了,印交回来,兵回卫所。
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八个字,是这套制度真正的目的。
再说吃。
吃自己种的。
卫所都配屯田。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军士分两拨,一拨操练守城,一拨下地种粮,按份交粮。洪武到永乐年间,全国军屯有八九十万顷。
这笔账当时算得很漂亮:养兵不花百姓一粒米。朱元璋自己就很得意,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士的月粮,洪武年间定的是每月一石,屯田的另算。一石米,一个人吃,勉强够;养家就不够了,所以军户在原籍还要留人种地,往卫所送钱送粮。
跟着正军去的兄弟子侄,叫「军余」,也叫余丁。他们不算兵,但要操练、要种地、要替正军跑腿。
一个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有地,有仓,有匠人修兵器,有学校教军余子弟读书,有军官管着婚丧嫁娶。军士带着妻子上任,住在卫城里的营房,生了儿子将来当兵,生了女儿嫁给别的军户。
这套设计里,最要紧的一条是:兵是职业,也是身份。你生下来就在这个格子里。
它在边地确实顶过事。辽东、大同、云南,一个卫就是一座城,城里有田、有仓、有学、有庙,几代人住下来,跟内地县城没什么两样。
跑
问题出在这个格子上。
洪武三年十一月,天下刚定,兵部报上来一个数字:逃亡军士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
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
这个数字精确到个位,说明它是从册子上一笔一笔数出来的。
开国第三年,还没打仗,人就开始跑。
跑的理由很实在。军士在卫所,月粮常常不足,衣服自备;军官私役军士,让他们给自己种地、盖房、跑买卖;屯田的份粮交不上,就得自己贴。军户在原籍还有一份差役要应,两头拉扯。
跑的办法各色各样:改名换姓另立一户,投到豪强家里做佃客,剃头出家当和尚,或者干脆往山里一躲。
于是有了「勾军」。
正军逃了,或者死了没人补,官府就到原籍去勾他家的壮丁。勾军的差官带着册子下乡,一户一户查:这家还有几个男丁,谁该去,谁不该去。补不上,就勾同族;同族也没有,就勾贴户。
听起来很严密。
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
一个差官下乡,吃住都要村里供。查到一个壮丁,家里要凑钱打点,求他放过;凑不出钱的,人就带走。有的军户为了避勾,把儿子过继给别姓,或者举家搬走,户籍册上留一个空名。差官勾不到人,交不了差,就在路上找流民顶替。
明代人把这叫「勾军之扰」。它不是一件事,是两百年的日常。
档册之外,也有别样的故事。后来创立罗教的罗清,本来是密云卫的一名戍军,据说他找了个替身顶了军籍,才离开军伍,一路往南传他的教。
一个制度要逼得人去找替身,说明它已经不太管得住人了。
百无一二到卫
到了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了一道疏,把这件事说透了。
他写:天下都司卫所,每年派出去勾军的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勾回来的军,一百个里到不了两个。
后面还有一句更要命的:有些人从洪武、永乐年间就被派出去勾军,到那时已经三十多年,在外地娶了妻、生了子、置了业,跟军户串通一气,窝着不回。
派出去抓逃兵的人,自己也成了逃兵。
数字一路往下掉。
正统三年,逃亡官军一百六十三万余人;嘉靖八年,桂萼清查兵籍,全国只剩九十七万。有些卫所,逃亡的占到在册的七成、八成。
在册一千,实到三百,是嘉靖年间不少卫所的样子。
剩下的人也不操练。修城、运粮、守仓、给过往官员抬轿,什么都干,就是不练阵法。
屯田也没了。军官把军屯的地占成私产,军士成了佃户。
地还在,粮不进仓。
京里的兵也不行了。永乐时京军七十二卫,分三大营;土木堡一战,京营几乎打光,营制从此一改再改,改到没人说得清谁归谁管。
后来谁在打仗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
京营在那一仗里几乎打光,于谦在北京城下临时募兵守城。从那时起,明朝的兵制就开始换轨:募兵顶上来。
募兵和卫所军不一样。不世袭,给饷,来去相对自由,打完仗可以走。
战斗力也强。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都是募的。
但募兵有募兵的账。养一个募兵的钱,够养好几个卫所军;兵越多,饷越重。万历末年辽东一年军饷五百多万两,户部拿不出来,加派到田亩上。
再往后,欠饷、哗变、逃亡,还是那几件事,只是换了名字。
到崇祯年间,真正在战场上的是募来的兵和练出来的营,卫所军几乎不见踪影。
卫所制并没有一刀切地废掉。
它变成了一层空壳:番号还在,册子还在,人也还在册子上。清军入关以后,顺治元年重建卫所,只保留屯田和漕运的职能,军官由世袭改成任命。清朝留着它,主要是为了漕运和屯田:卫所管船、管丁、管粮,跟打仗已经没关系了。
这套架子一直挂到宣统三年才裁掉,前后两百六十多年。
回头看,卫所制最厉害的地方,不在兵多。
在于它把「当兵」这件事写进了户籍。
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知道自己将来站哪个垛口,他的儿子也是,孙子也是。国家不用每年征一次兵,只要守住那本册子。
这套办法在开国那几十年是真好用:兵源稳定,开销极低,边疆一下子就填满了。
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推行,差役折成银子上交,军户那点「免役」的优待,也就折成了越来越不值钱的数字。
可册子管得住名字,管不住人。
人会用脚投票。
制度是会老的。
先是几百人跑,后来几万人跑,最后跑掉一半。国家再去勾,勾军的成本越来越高,勾回来的人越来越少。等到派人去抓逃兵的人也开始逃,这个制度就只剩下纸了。
明朝人自己看得很清楚。王琼那道上疏里没有一句议论,全是数字。
数字比议论狠。
一道疏里全是「一万六七千」「百无一二」这样的词,读起来像账,其实是判词。
这些册子当年存在南京后湖的岛上,就是今天的玄武湖。据说最多的时候,库里堆着上百万册,一册一册按年份、按布政司排好。
后来战乱、搬迁、霉烂,剩下的不到千分之一。
今天在档案馆里还能看到明代的军黄册,纸已经发脆,字是工整的小楷,一页一页写着某卫某所、某户某丁。名字后面跟着「逃」「故」「绝」几个字。
一个字,就是一个人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