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山里写字。
桌子是破的,腿用石头垫着。砚台缺了一个角。灯油要省着点,天黑得早的时候就早睡。
写完一段,他会停下来想一会儿。想的不是词,是那些已经不在的东西:谁家的园子,哪一年的灯,某个人的一句话。
这些东西没有人记了。
他决定自己记。
少为纨绔子弟
张岱是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所以他自称「蜀人」。
家里是世家。高祖做过官,曾祖张元忭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父亲都做过官。
张元忭做过一件在绍兴很有名的事:徐渭下狱,他在外面奔走营救。
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分量,一半靠功名,一半靠这种事。
这样的家在江南不算最显赫,但足够让一个孩子什么都见得到、什么都玩得起。
他后来给自己写墓志铭,把年轻时候的爱好一条一条列出来: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还有两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翻成白话就是:茶喝到过分,橘子吃到过量,书里蛀着,诗里魔着。
这些话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别人编排他。
家里养着戏班,不是一个,是几个。他在《陶庵梦忆》里记过自家的家班,从「可餐班」到「苏小小班」,前后换过六七个,每一班都有几个能上台的角色。
有一年他带着戏班路过金山寺,天已经黑了,就在大殿里点起灯,唱了起来。
唱的是韩世忠击鼓战金山那一出。
殿里的和尚本来都睡了,听见锣鼓,一个个爬起来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
唱完,天快亮了,一班人收拾东西上船走了。
和尚送到岸边,站在那儿看着船走远,还不敢确定刚才那是不是真的。
他写过一个姓闵的老人。老人在桃叶渡卖茶,脾气古怪,客人来了爱理不理。
张岱去喝了一回,说了几句话,老人把茶具一收,请他上楼,重新烧水。
两个人从茶说到水,从水说到产地。老人考他,他一条一条答上来。
老人最后说了一句:我活了七十年,见过的人里,懂茶的只有你一个。
他答上来了。
这类事他做了很多。
他写过绍兴的灯。家家门前挂灯,街上搭灯棚,灯上画人物,走马灯转起来,一街的人跟着转。
他还写过一个说书人,姓柳,人称柳麻子,说武松打虎,说到紧要处,声音一沉,满座的人连茶都不敢端。
他考过一回乡试,崇祯八年(1635),没中。
没中就没有功名。没有功名,他也不用去做官,就在江南的园子、湖、山、茶楼、戏台之间过了三十多年。
甲申那年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
这一年三月,李自成进北京;四月,吴三桂开关;五月,清军入关。
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张岱四十八岁。
家道跟着国事一起断。
他在《陶庵梦忆》的序里写过自己那时候的样子: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
「駴駴」是惊恐的样子。
他还写了一句更难受的: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
老朋友看见他,像看见毒药和猛兽,愣住,不敢靠近。
这不是比喻。一个前朝的世家子,忽然变成山里一个披头散发的人,谁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也不知道跟他说话会不会惹上事。
他的朋友里,祁彪佳在乙酉(1645)年清军到杭州时投水自尽。
张岱没有走那条路。
他躲进剡中,后来又躲到四明山里。
在这之前,他写过两首自挽诗,想过死。
没死成。
因为一本书没有写完。
破床碎几
山里的日子,他也写下来了。
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一张破床,一张碎了几案,一只断了腿的鼎,一张弹不响的琴,几捆残书,一方缺角的砚台。
布衣蔬食,常至断炊。
粗布衣服,蔬菜粗粮,常常做到没米下锅。
他试着种地。养蚕、养鱼、舂米、挑粪,样样都干过,样样都不在行。他自嘲说,这些事做起来比读书难。
债主也来过。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人,前半生没有算过账,后半生开始算每一文钱。
这一段,后人读起来常常觉得反差太大。但反差正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他不掩饰,也不抱怨,就把两边都摆在那里。
一部没有印出来的史书
他要写的那本书,叫《石匮书》。
「石匮」两个字,出自「石室金匮」,是古人藏重要典籍的地方。也是向司马迁致意——《史记》就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
他写明朝的史。
动笔是崇祯元年(1628),那年他三十出头。写到甲申国变,写了十六年。
国变之后,他把副本带进深山,又写了十年。
在自序里,他给这件事找了个理由,三句话:
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
官修的史书失真,家族的史书奉承,民间的史书瞎猜。
这三句话,把三种写史的人都得罪了。他说的是他自己看到的一代:二百八十余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所以他要自己写一部。
他的方法写在同一篇序里: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
稿子改了五遍,错处校了九次,有一点没核实的,宁可空着不写。
这是他自己定的标准。
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开明史馆,请了一批人。那时候他八十三岁。
没有在被请的名单里。
一个没有官职、没有史馆、没有助手的人,在山里,用这样的标准写一部两百多卷的明史。
他一个人写。
他写到天启朝就停了。崇祯一朝,他说「后皆阙之,以俟论定」——留空,等后人评。
这话说得客气,意思很明白:他自己就是崇祯朝的人,写不下去。

湖心亭那一夜
书稿在写,记忆也在写。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他住在西湖边。
那一年下了三天大雪。湖上没有人,也没有鸟叫。
夜里,他撑一条小船,裹着皮衣,带着炉火,一个人去湖心亭看雪。
这一段他后来写成一篇不到两百字的小文,是中国散文里最有名的一篇之一。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四个量词,把天地写空了。
到了亭上,发现已经有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一个童子在烧酒,炉子正沸。
两个人看见他,大喜,说: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他同饮。他勉强喝了三大杯,告辞。问姓名,是金陵人,客居于此。
下船的时候,船夫嘟囔了一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别说您痴,还有比您更痴的。
这篇文章写在明亡之后,收在《陶庵梦忆》里。
序里有一句话: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五十年的日子,做了一场梦。
他这一辈子写的书不少。除了《石匮书》,还有《石匮书后集》《琅嬛文集》《西湖梦寻》《快园道古》,还有一部百科式的《夜航船》。
《夜航船》开头有一句话,被人引了一辈子: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夜航船是江南的客船,走一夜水路,舱里什么人都有,读书人、生意人、和尚、走江湖的。谁都能说两句,谁也都能被问住。
他编这本书,就是给坐船的人备着,免得被人问倒。
《陶庵梦忆》记的都是一些小事。
绍兴的灯,扬州的清明,西湖的七月半,金山寺的夜戏,一个姓闵的老人怎么泡茶,一个说书人怎么开口。
单看每一篇,都是闲笔。放在一起,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
他写这些,不是为了怀旧。他说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不写下来,就没有了。
《石匮书》是给一个朝代留档,《陶庵梦忆》是给一种生活留档。
前者没人肯印,后者他自己也未必想过能印。
康熙四年(1665),他六十九岁,给自己写了墓志铭。
开头是那句被引了无数遍的话: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写到这儿,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前半截交代完了。后半截只有几句: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
他活了九十来岁。卒年有争议,一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一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
《石匮书》没有在他在世时刊行。
没有人肯印。
只有抄本流传,今天还能见到的有几种。后来修明史的人参考过这部书,清代也有抄本进了藏书楼。
《西湖梦寻》记的是西湖边每一处名胜,一处处写过去,写它从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倒是传了下来,一版再版,成了晚明那一段生活最细的一份记录。
《陶庵梦忆》最早的刻本,出现在他死后近一百年。
一个人在山里写下的东西,要等一个世纪,才被人印出来。
他在清代文坛上一直不显。把他抬到「小品圣手」这个位置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批文人。
今天去西湖,湖心亭还在。
游客坐船上岛,站在亭子里拍照。
没有人会想起,三百九十多年前的一个雪夜,有一个人划船到这里,遇到两个同样睡不着的人,喝了三杯酒。
那三杯酒,是他后来在破床上、缺砚边,一点一点想起来的。
欧洲也有过类似的事。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批希腊学者带着手稿往西走,在意大利的抄书坊里把希腊文重新抄了一遍。他们带走的是纸,保住的是一个已经失去的国家的声音。
张岱带走的是记忆。他没有船,也没有地方可去,就把那些东西写在纸上,塞进一部没人肯印的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