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 3 月 17 日晚上十点,广州天河区黄村街,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被民警带上了车。
他身上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暂住证。
在那个城市,这两样东西的性质,比一张车票重要得多。

一、一条街,一个晚上
孙志刚是湖北人,一九七六年生,二〇〇一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
他到广州还不到一个月。
三月十七日晚上十点前后,他出门上街,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那天晚上,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正在执行统一清查任务。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询问,随后以“三无”人员的名义,将他送往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再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三无”是当时的一个口头简称: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三样都拿不出来,就符合收容遣送的条件。
这套制度的正式名字叫《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一九八二年由国务院发布。它的初衷是救济——把街头流浪、乞讨的人收起来,送回家乡。但在实际执行中,它变成了另一件东西:一个不需要经过检察院批准、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也没有明确期限上限的关人程序。管它的人不是法官,是民政和公安。
制度变形的关键在适用范围。这部办法的标题写的是“流浪乞讨人员”,可到了九十年代末、二〇〇〇年代初,被送进收容站的人绝大多数不是乞丐,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证件不全。证件不全的原因也很实在——办暂住证要交钱,要单位证明,要跑几趟,很多人干脆不办;而一旦被查,不办证这件事就从“省事”变成了“违法嫌疑”。
一个原本针对街头流浪者的行政措施,就这样套在了几千万流动人口的脖子上。它的执法成本极低: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审批,只需要查一次证。
一个大学毕业、在一家服装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因为一个晚上没带证件,走进了这条管道。
二、七十二小时
三月十八日晚上,孙志刚说自己有心脏病,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
救治站是卫生系统管的,收治的是收容人员中有病的人。它名义上是个医疗场所。
三月十九日晚上,他在救治站里大声呼叫。
这一声呼叫,引起了护工乔燕琴的不满。乔燕琴随后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八名被收治人员去打孙志刚。
三月二十日凌晨,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先后两次轮番殴打他。当天上午,孙志刚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的结论是: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这段事实里最值得停下来看的一处,不是殴打本身,是“授意”这两个字。动手的八个人,和被殴打的人一样,都是被收治在救治站里的人。护工没有自己动手,他让被关在里面的人去打另一个被关在里面的人。
这是所有封闭场所里最古老的一种管理办法:把被管理者的一部分变成管理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权力,让他们替你去维持秩序。代价由最底层的那个承担。
孙志刚在里面待了三天。从派出所到收容待遣所,到收容遣送中转站,再到救治站,他换了四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属于司法机关。
四月三日,他的遗体被送到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家属不接受最初的结论,要求重新鉴定。后来的尸检报告成了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份材料。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软组织损伤致死,体表往往看不出致命伤——这在本栏目写过的宋代案子《洗冤集录》里就有专门一章讲。一千年前的仵作和今天的法医面对的是同一个难题:伤口在里面。孙志刚的尸检之所以能推翻前一个结论,靠的就是切开背部之后看到的东西,靠的是一份写清楚了“什么部位、多大范围、什么性质”的报告。没有这份报告,这个案子在纸面上只是一起“收容人员突发疾病死亡”。
三、两份名单
案子在四月末被媒体披露,随即进入司法程序。
六月五日到六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致孙志刚死亡一案。
六月九日一审宣判。这份判决书上有两份名单。
第一份是十二个被告人:乔燕琴,故意伤害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海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钟辽国,无期徒刑;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龙生,有期徒刑十二年;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其中李文星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依法从轻。
法院认定乔燕琴是主犯——他指使、纠合其他人实施伤害;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两度轮番殴打致死,罪行严重;李龙生等六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
同一天,另一份名单在另外两个法院宣判。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六个人,玩忽职守罪,分别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十二个人加六个人。一份是打人的人,一份是应该管而没管的人。
六月二十七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十二名被告人的上诉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核准主犯乔燕琴死刑,当日执行。同一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耀辉等五名上诉的渎职被告人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一名被告人张耀辉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从案发到执行,一百零二天。
这个速度在当时的死刑案件里是罕见的。命案从发生到核准执行通常要走一两年,这一次三个多月就走完了全部程序。速度本身说明了一件事: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伤害致死案。
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程序细节。终审裁定里那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核准”,是二〇〇七年以前的老规矩——那时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直到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才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的死刑复核,实际上是在省高院同一个合议庭里、紧接在二审之后完成的。三年半之后,这套沿用了二十多年的授权核准制度被废止。
四、一张纸的废止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一九八二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办法自八月一日起施行。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改的不只是名字。
收容遣送是强制性的:人可以被抓、被关、被送回原籍,不需要经过司法审查。救助管理是自愿的:受助者可以来,也可以走,救助站不能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强制遣送。前者是治安手段,后者是民政服务。
一个国家的行政强制权力,从一条街上退回了一间办公室里。
这件事之所以能发生,靠的不是某一级机关的自觉,而是三样东西叠在一起:一份站得住的尸检报告,一家敢发稿的报纸,和一群愿意为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发声的人。三者缺一,这个案子就会变成一起普通的伤害致死案:几个人判刑,一个人偿命,制度照旧。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收容遣送并不是没有争议。二十多年里,它一直是信访、投诉、学者批评的对象,也一直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废除。但这些声音都没有推动它。真正让它停下来的,是一个人的死亡被完整地讲了出来——包括他叫什么、在哪家公司上班、为什么上街、在哪一天哪一个小时被送到哪个地方。
制度的改变往往不是因为道理讲得不够,而是因为事实还没有被讲清楚。
五、三个字
孙志刚死后,有人在网上写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说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终结了一部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法规。
这句话说得重,但不算夸张。二〇〇三年之后,“三无人员”这个词从执法文书里消失了,暂住证慢慢被居住证取代,收容遣送站改成了救助管理站,门口挂的牌子换了,里面的人可以自己走出去。
但另一些东西没有跟着一起改。那些在封闭场所里靠“让被关的人管被关的人”来维持秩序的做法,并没有因为一部法规的废止而消失;它换了很多形式,出现在别的场所、别的行业、别的名字底下。孙志刚案留给后来者的,不只是一条被废掉的法规,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提醒:当一个人被关进一个不受外部注视的空间,他最先失去的不是自由,是被人看见的资格。
案子结束之后,乔燕琴被执行死刑,李海婴在监狱里服死缓,六名公职人员服完了两年到三年的刑期。孙志刚的家人拿到了赔偿,具体数字没有公开。
二十多年过去,广州天河区黄村街那一片已经改了几轮。当年那个清查的夜晚,路口站着哪些人,谁也说不清了。
唯一还清楚的,是那个晚上他身上少了三样东西——身份证、暂住证、用工证明。三样纸片。少一样都不至于,三样都少,就够把人送进那条管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