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 5 月,河南平顶山,一份手写的约定在一间办公室里签下。
签字的一方是中级人民法院,另一方是一个失去了女儿的母亲。
纸上没有一个钱字,只有一句承诺:这个案子,尽量判死刑。

一、河堤
2001 年 8 月 2 日夜里,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湾李村,村北的沙河河堤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遇害了。
她姓郭,村里人叫她的小名。这个年纪的孩子在乡下,傍晚出门是常事,家里人不会多问一句。等到夜里人没回来,再出门找,河堤上已经晚了。
同村的李怀亮那天晚上从现场附近经过。
这是全部的分量所在。没有任何人指认他看见了他做了什么,也没有人证明他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位置之外的地方。他只是路过,而路过在那个夜晚变成了一种身份。
8 月 5 日、6 日,叶县公安局连续两天对他留置盘问。8 月 7 日刑事拘留。9 月 13 日逮捕。
留置盘问和刑事拘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警察法上的当场处置权,一般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四十八小时,人关在派出所;后者是刑事诉讼里的强制措施,要出示拘留证,人要送看守所,从这一天起才算正式进入刑事程序。卷宗上那个日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 8 月 7 日起,这个人的时间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这一天起,李怀亮人生里接下来的四千二百八十二天,都在看守所的高墙里度过。
二、三次死刑
案子办得并不顺。
从 2001 年到 2013 年,这个案子在河南省、市、县三级法院之间来回走了七次审判程序,作出过三次判决——一次有期徒刑十五年,一次死刑,一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三次都被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或者发回重审。
中国法院网后来在报道里用了四个字概括这段过程:七审三判。
七次审理,三次判决,零次生效。
这三次判决的分量并不一样。有期徒刑十五年是县法院能给出的;死刑和死缓是中级法院给的。死刑要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执行——二〇〇七年以后,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是说,那两次死刑判决在纸面上还有两级关卡没过。关卡帮了他,也拖了他:案子在两级法院之间来回,人就在看守所里等着下一道程序。
这在司法统计里是一组很难看的数字。一次判决被发回,可能是证据有瑕疵;三次判决都被发回,说明这个案子的证据从一开始就没有达到可以定罪的刻度。而人一直关在里面。
看守所不是空的。一个人在里面待着,案卷在外面转着,时间对两边的作用完全不同:卷宗可以等,人不能。
三、一张纸
2004 年 5 月,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了一个决定。
据新华社《半月谈》2012 年的报道,法院在这一月与被害人的母亲杜玉花签订了一份约定,内容是:李怀亮一案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死刑,如果省高院发回,杜玉花也不再上访。
这份东西后来被叫作“死刑保证书”。
它不是判决书,不是调解书,不在任何一部诉讼法规定的文书种类里。它是一份为了换取“不再上访”而写下的承诺,承诺的对象不是被告人,是受害人的家属;承诺的内容不是赔偿,是另一个人的命。
要理解这份纸为什么会出现,需要知道当时的语境。那些年,涉诉信访是压在基层法院头上的一块石头,进京上访的数量直接影响考核,“案结事了”被当成比“依法裁判”更硬的目标。一个证据不足的杀人案,如果判无罪,被害人的母亲一定会上访;如果判死刑,她会安静。于是法院选了后者,并且把这件事写在了纸上。
这里面最冷的一层是:写这张纸的人并不认为李怀亮有罪。恰恰是因为证据不足、争议较大,才需要这张纸来兜住后果。
报道发出之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的回应是:该案二〇〇七年就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从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三年这六年,人本不该继续关在这里。可他一直关着,直到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检察院提交起诉补充意见、建议恢复审理。
值得留意的是那份约定里的条件句:如果省高院发回。写这句话的人清楚地知道死刑要走几道关——中院判,高院复核,最高法核准,任何一道关上卡住,案子就退回中院。所谓保证,其实只是保证在中院这一层把话说到底。
那几年,命案侦破率被列为硬指标,破了要报,没破也要报。指标压在办案单位头上,案子就容易从“查清”滑向“结掉”。李怀亮这个案子卡在中间:既结不掉,也放不了。
四、2013 年 4 月 25 日
2012 年,《半月谈》的报道把这个案子推到了公众面前。
2013 年 1 月 18 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补充意见,认为对李怀亮故意杀人罪的定性没有异议,建议法院尽快恢复审理。
4 月 22 日,免费为李怀亮辩护的北京律师王永杰在微博上发出了开庭消息。两天后,4 月 25 日上午,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因为涉及被害人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
同一天,法庭当庭宣判: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宣告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判决书列了三条理由。第一,公诉机关提交的现场勘查笔录、尸检鉴定、物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只能证明那个女孩被害的情况,或者某些物品属于她所有,不能证明这件事是李怀亮做的。第二,公诉机关提供的物证属于被害人所有,与认定李怀亮犯罪没有关联性。第三,李怀亮归案后作过有罪供述,随后翻供,有罪供述前后不一致,与其他证据也有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和“疑罪从无”的原则。
当天傍晚六点,李怀亮被送到叶县看守所办理出所手续。记者问他,他说:“我相信法律最后一定是公正的,感谢法官,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能出来。”
晚上八点,他走出看守所大门。姐姐和两个女儿眼睛红肿,三个人抱在一起。
“这么快”这三个字,是四千二百八十二天之后说出来的。
五、不是清白,是不能证明
无罪判决之后,被害人的家属提出抗诉申请。
2013 年 5 月中旬,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抗诉。理由说得很清楚:依据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李怀亮的重大作案嫌疑,此案与赵作海案有本质不同;对法院的判决不予抗诉,贯彻的是“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公安机关将重新立案侦查,尽最大努力缉拿真凶。
这段话值得逐字读。它同时承认了两件事: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怀亮杀了人;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他没有杀。
“疑罪从无”不是“查明无罪”。它是一道举证责任的分界线:控方拿不出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法院就只能宣告无罪,哪怕真相仍然悬着。这个制度设计的代价是,有些真凶会漏过去;它的收益是,国家不能用“可能就是他”关一个人一辈子。
法律上那个“证明标准”是有具体字样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十几个字听起来抽象,落到案卷上就是很实在的追问——现场勘查笔录里有没有他的痕迹,物证能不能和他连上,有罪供述和其他证据对不对得上。三条只要有一条空着,就不能判。
李怀亮案就是这条线的样子。他不是被新证据洗清的——没有出现另一个人认罪,没有出现新的物证;他是被时间与程序逼出来的:证据始终不够,人始终关着,最后依法只能放。
必须说清楚的是:这不等于真凶另有其人,也不等于真凶就是他。案子回到了起点,公安机关重新立案。那个女孩的死,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经审判确认的答案。
六、四千二百八十二天
2013 年 12 月 17 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李怀亮申请赔偿三百八十万一千二百四十七元,列了十四项,包括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房屋修理费、异地生活安置费,以及家人十二年的奔波费。
法院认定他被限制人身自由四千二百八十二天,按当年国家赔偿标准每日一百八十二元三角五分计算,赔偿七十万八千零二十二点七元;结合羁押时间、工作生活受到的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平均生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十万元。两项合计九十八万余元。其余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围,不予支持。
钱的事情到这里就算完了。人的事情没有。
他被带走那年,母亲还在。2011 年 5 月,母亲因劳累过度去世,到死没有见到儿子一面。妻子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来。两个女儿因为父亲的事,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不到十七岁先后嫁人。他回去住的那间老屋,长期无人居住,屋顶上长满了草。
这三个人的十几年,不在赔偿决定的任何一栏里。
同一个时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给记者的通稿里写了一句:赵作海案之后,河南三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九十九起案件依法审理,依法宣告一百一十五名被告人无罪。
九十九起,一百一十五人。这是一份纠错的账,也是一份曾经出错的账。
案子办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没有着落:河堤上那个十三岁的女孩,究竟是谁杀的。
法院的判决只回答了一个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李怀亮。它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现在挂在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的卷宗里,也挂在湾李村北边那条河的河堤上,二十多年了,没有人替她答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