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山西。
一个县的粮柜前，农户把碎银倒在秤盘上。差役看过成色，报一个数：正税一两，加火耗三钱。
农户问，为什么加。
差役答得也很干脆：银子熔成大锭要损耗，路上押运要盘缠，衙门里办事的人要吃饭。
三钱是轻的。
有的地方加四钱。
有的加五钱。
个别县加到正税的一半。
银子过秤，用戥子。
熔银有炉，倾出来的官锭要打上州县和年份的戳。
戳一打，这块银子就能上解了。
可炉子边上那笔账，没有人打戳。
这笔钱不进国库，也不上账。
收多少，怎么用，全在州县手里。
「火耗」两个字，本来是技术词。
碎银要熔成锭，熔一次有折耗，所以叫火耗。
技术词用久了，就变成了一个筐。
这一年冬天，山西巡抚诺岷和布政使高成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把全省的火耗统统解到布政使司的库房，先拿一部分补上历年亏空，剩下的按品级发给各级官员。
奏折送到北京，雍正看了，批了四个字：交议。
一两银子加几钱
要弄清这道奏折动的是谁的饭碗，得先看官员工资。
清朝的俸禄沿明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一年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往下递减，到从九品，一年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
一百八十两是什么概念？
当时一户中等人家，一个月开销二三两。一品大员的年俸，够一家人过六七年——听起来还行。可这笔钱不是净收入。
一个州县衙门，要养的人不止官一个人。
刑名、钱谷两席幕宾，也就是俗称的师爷。
绍兴出师爷，一府之内，学刑名的读律例，学钱谷的算钱粮，学成之后受聘于州县，一年束脩几百两。稿案、书办、长随、门子、轿夫、厨子，几十号人的工食都从官的口袋里出；上宪过境要招待，同僚婚丧要随礼，京城的部费、地方的规礼，一年下来数目不小。
从九品那三十一两，连自己都养不住，更不用说一衙门的人。
所以从明到清，地方官靠两样东西活着。
一是火耗。
二是陋规。
陋规的名目，能列一长串。
有按节令送的，叫节礼；有按生辰送的，叫寿礼；有上司到任送的，叫到任礼；有考试、巡查、过境时送的，叫程仪。
送出去的钱，回头再从火耗里补。
一圈转下来，谁也没白干，最后付账的是粮柜前那个人。
火耗的名目是真的。民间交税用碎银，官府要熔成官锭上解，熔一次有损耗，叫火耗。这个损耗确实存在，问题在比例。熔一两银子的实际损耗不过几分，收的却是二三钱。
多出来的部分，是薪水。
这笔钱在账上不存在。它没有定额，没有票据，上级知道，朝廷也知道。康熙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清官也取火耗。意思是，不取就没法过日子。
为什么康熙不做
不是没人提过改革。
康熙末年，陕甘总督年羹尧就上过奏：把陕西的火耗由总督衙门统一征收，一部分上缴，一部分留在本省补亏空，剩下的分给各官。康熙没准。
不准的理由，写在「永不加赋」四个字上。
康熙五十一年，朝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银总额固定下来。这是他对天下人立的誓。火耗一旦由朝廷统一征收，就等于承认它是税；承认它是税，就等于加赋。
皇帝不愿意背这个名。
于是这笔钱继续在体制外流动，一年一年地养着整个地方行政，也一年一年地烂下去。
到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成了大问题。户部的账上收不齐，地方库房里是空的，追问下去，一层推一层，最后推给「上司勒索」和「官员侵贪」。
雍正即位的时候，接手的就是这个局面。
山西先试
雍正元年，他先做了一件事：设会考府。
这个机构专查钱粮奏销，由怡亲王允祥主持，户部三库也交给他管。凡亏空，一律革职，由本人赔补；挪用一万两以上充军，二万两以上照侵盗例拟斩。抄家的旨意一道接一道。
堵住漏，还得给官员工资，否则堵完还会漏。
诺岷的奏折正好撞在这个点上。
山西一省，一年火耗大约五十万两。他的方案是：全部提解司库，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其余分给各官，叫养廉。
朝议的时候有人反对，说这是把陋规变成正税，名不正。雍正回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
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
意思是，钱放在州县手里，是州县拿去孝敬上司，那是私相授受；钱放在上司手里，是上司按定额发给州县，这叫发工资。
同一笔银子，过一道手，性质就变了。
雍正二年七月，山西的办法推行各省。
推行得并不齐。
有的省报上来的火耗率，比原来的还高。
有的省把公用那部分算得很少，几乎全发给了官。
有的省拖着不定额，等别省先报。
雍正的脾气是，你不定，他替你定。
他给各省的批复里，反复出现一个意思：这件事不许含糊。
河南的田文镜、浙江的李卫，是推得最硬的几个。雍正五年，各省督抚奉命按本省情形酌议，把数额定下来，着为定额。
定额一共定过几轮。乾隆朝还调过，有的省加，有的省减。
一分为三
归公之后的火耗，分成三份。
一份给官员，叫养廉银；一份补历年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修城、修渠、赈济、驿站。
养廉银的数额按品级和省份定，差距很大。
总督一万三千两到三万两，巡抚一万到一万五千两，布政使、按察使三千到九千两，道员二千到六千两，知府八百到六千五百两，知县四百到二千二百两。
武职另有一套，从提督二千两一路降到把总九十两。
全国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加起来，二百八十余万两。
对比一下：一个知县的正俸是四十五两，养廉银可以到一千两上下，是正俸的二十多倍。一个总督的正俸一百八十两，养廉银两万两，是一百多倍。
这不是加薪。
这是把整份工资重发了一遍。
发法也有讲究。
养廉银按季支给，从司库出，有印领，有奏销。
它名义上不是俸，是「办公之费」，所以不入正俸的册子，也不算入常例的加俸。
换句话说，朝廷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哪天不想发了，可以说这不是工资。
钱从哪来？还是从纳税人身上来。区别在于：以前是州县自己伸手，收多少没个数；现在是朝廷定率，收上来入公账，再发下去。
对百姓来说，短期确实轻了一些。因为归公之后，火耗有了上限，州县再加征就得多写一笔账。
银子去哪儿了
制度设计得很整齐，麻烦在后头。
第一件麻烦：亏空补完了，那二十万两的份额还在收。
第二件麻烦：公用那部分，用不完的怎么算？各省的做法不一，有的存库，有的挪去办差，有的又变回了官的补贴。
第三件麻烦最要命：火耗合法了，别的新名目又长出来。
乾隆朝以后，地方上陆续出现平余、杂派、捐摊这些名目。平余是熔银、解运时另收的一点「余平」，名义上是补秤头的差；杂派是临时摊到里甲的各种费用。名目不同，道理跟火耗一样：正项之外，还得有一笔活钱。
养廉银本身也在缩水。后来的摊捐、罚俸、扣廉，一层层扣下去，实发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少。到道光年间，有些州县拿到的养廉银，还不够填前任留下的亏空。
打个比方。
一个中等的县，一年地丁银两万两。火耗按三钱算，是六千两。这六千两里，按当时的惯例，送上去的要占一半，剩下的才归衙门开销。
归公之后，这六千两全部解省。省里按定额发下来，知县拿一千两上下，剩下的补亏空、充公用。
知县手里的钱，未必比以前多。
但他不用再算那笔送人的账了。
这就是这场改革真正的算法：不是让官变富，是让账变清。
一个叫「耗羡归公」的办法，把一种灰色的加派变成了白色的正税。
七十年后，白色的正税旁边，又长出了新的灰色。
回头再看这道奏折。
它没有消灭加派，也从来没有打算消灭。它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把一笔谁也说不清的钱，摊在账面上，让朝廷看得见，让数目定得下来。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这已经是财政技术上能走的最远一步。
山西那年冬天，粮柜前的农户交的还是那一两加三钱。不同的是，从这一年起，这三钱的去处，户部的册子上有了一行字。
诺岷后来因事去职。高成龄升了。田文镜在河南一直推到雍正十年他死。
追亏空那几年，被革职抄家抵补的不止小官。
江宁织造曹頫就是在这时候倒的。他家管了六十多年的织造，康熙南巡接驾四次，亏空越滚越大。雍正五年他被革职，第二年抄家，家产折银抵账，还不够。
曹家后来出了一个人，叫曹雪芹。
雍正还设了一个封桩库，把追出来的赃款、羡余银两都存在里头。据说到他晚年，这笔银子积到三千余万两。
雍正十三年，皇帝驾崩。
那套办法没有跟着他一起走。乾隆即位，火耗照旧归公，养廉照旧发。此后一百七十多年，清朝的财政一直靠这套架子撑着，直到宣统三年。
二百八十余万两的养廉银，发到了最后一个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