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九年，北魏的朝堂上，一个叫李安世的大臣上了一道疏。
他说，如今地权乱得不成样子。南边逃回来的百姓，田宅早就被别人占了，告到官府，一年也判不下来；豪强把荒田圈起来，写一张假的契书，就成了自家的产业。请重新丈量，按人口分田。
皇帝准了。
这一年，是公元四八五年。
一道诏书。
一张纸。
一纸诏书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
三八六年复国，三九八年定都平城，四三九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到太和九年，这个政权在北方已经站了六十多年。
孝文帝那年十九岁。朝里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冯太后。
均田令、三长制，都是这几年里一口气推出来的。出面的是皇帝，拿主意的是太后和她身边的一批汉人臣子，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叫李冲。
六十多年里，北方的户籍是空的。
战乱之后，大量人口依附到豪强大族门下，做他们的「荫附」，不再向国家纳赋。地方上管事的是「宗主督护」，一个大族管一片地方，户口册在族长手里，朝廷要看，得先跟他商量。
国家没有户口，就没有赋税。
没有赋税，就养不起兵。
均田令就是从这个窟窿里出来的。
它先解决「地」，紧接着解决「人」。
地不等人。
转过年二月，李冲请立三长：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各设长。三长管户口、管赋役、管治安。
它要解决的不是「让穷人过得好」，而是「把人和地重新登记到国家名下」。
三长一立，荫附就藏不住了。
户口重新编了一遍。清出来的人，比原来册子上记的多出许多。
有了册子，田才分得下去。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的两头。
十五岁到七十岁
均田令的条文很细。
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露田是种谷子的田，不许种树，不许买卖。
奴婢和良人一样受田。
牛一头，受露田三十亩，以四头为限。
露田要还。人到了七十岁，或者死了，田交回官府，再由官府分给别人。
还田和授田，一年办一次，都在正月。
正月里，县里的吏把册子摊开，一户户过。谁家添了丁，谁家老人过了七十，谁家的牛死了。
条文里还有一句「倍田」：露田按定额加倍授给。
北方旱地，种一年要休一两年，不歇地就打不出粮。加倍的那一份，不是多给，是留给地里歇着的。
另有一份桑田，男夫二十亩，种桑、榆、枣，三年之内必须种上。桑田是世业，不用还，可以传给子孙，也可以买卖——但只能卖多余的，不足的可以买进。原话是「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不产桑的地方，给麻田，男夫十亩，妇人五亩。
地方官另有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和别驾各八顷，县令和郡丞各六顷。离任的时候，田交给下一任，不许卖。
这套条文里有一个前提：政府手里得有大片无主的荒地。
北方的荒地，总有分完的一天。
四八五年的北方，正好有。
永嘉之乱以后，北方打了一百多年仗，大片耕地荒着，很多地方没有人种。均田令分的，就是这些地。它不是把地主的地拿出来平分，是把国家掌握的荒地，按人头租给农民种。
条文颁下去，各地执行得并不一样。有的地方真按丁口重新划过，有的地方只是把现有的田重新登记一遍，换个名目，数字凑上。
北魏的吏治不算清明，这种事少不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说得直白：这个制度的用意，并不在求田亩的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狭乡
分田这件事，在纸上是均的，在地上是不均的。
因为地有好有坏，人有多有少。
均田令里已经写了两句话：人口多、地不够的地方叫狭乡，人少地多的地方叫宽乡。狭乡的人可以迁到宽乡去，但不许借此逃避赋役。
到唐代，条文索性把这句话写成了折扣：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一句话，等于承认了有些地方永远分不够。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这个制度所有麻烦的源头。
隋开皇二年，重颁均田令。
开皇十二年，隋文帝派人到各地去看均田的情形。使者回来说：京畿和三河一带，人多地少，每一丁只能分到二十亩。
二十亩。
按规定该是一百四十亩。
差了七倍。
文帝于是议迁民到宽乡，又派人重新均田。结果是「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
这是开皇十二年，距离均田令第一次颁布，一百零七年。
纸上的数
唐代的均田令，是武德七年（六二四）定下来的。
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每人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和残疾人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经商的减半；僧道也有对应的份额。
永业田可以传，可以卖；口分田原则上不许卖，只有迁往宽乡、或者用来做宅基地、开店铺、置碾硙的时候，才允许处置。
条文到了这一步，已经很像一份产权说明书。
问题是纸上的数对不上地上的田。
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了一批唐代户籍残卷。那些纸上记着每一户的丁口、年龄、应受田多少、已受田多少、每一段的四至。
这些残卷本来是要作废的。
唐朝的户籍一式三份，县里留一份，州里一份，尚书省一份。敦煌出的这一批，多半是县里的旧档，用过就堆在库房，后来被人拿去做了纸背、糊了经卷。
一千多年后，它们从洞里被翻出来。
纸上记的应受数目，是按丁口算出来的；已受的数目，是实际划到名下的。
两个数常常差得很远。应受一百亩上下的人家，实受的往往只有一两成到三四成。
研究者把这些残卷排起来算，得出一个结论：永业田授足的户还有一些，口分田授足的，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制度还在，田已经分不出来了。
分不出来的原因不复杂。
一是人多了。唐初户口不到三百万户，到天宝年间是八百九十多万户。地还是那些地。
二是兼并从来没停。永业田可以买卖，寺院的田不纳赋，官员的职分田、公廨田另算，贵族和官僚总有办法把田挪到自己名下。均田令管得住编户，管不住权势。
到会昌年间，朝廷清查寺院，收上来的田数以千万计。这个数字怎么算的，史书没写清，但一件事是明白的：那些田，原本都在均田的账外。
三是逃户。赋役压下来，农民把田丢下就走。人走了，田还在册上；册上有人，地上没人。
到开元年间，宇文融搞括户。
他派人分道清查逃户，允许他们就地附籍，免几年赋役。一次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也称是。
八十万户。这个数字的意思是：全国每十户里，有一户不在均田的册子上。
建中元年
建中元年（七八〇），杨炎上疏，请行两税法。
那道上疏里有一句话，把前面三百年一笔勾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不再问你是丁还是中，不再问你该受多少田。
只看你现在住哪儿，家里有多少，按贫富定九等，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地税按亩征，每亩二升；户税按户等征；行商的钱，三十取一。
税从「人头」挪到了「财产」。
从这一年起，租庸调废了。
均田制没有下过一道废止的诏书。
它只是从某一年起，再也没有人去查「你该受的田分了没有」。
田没了，条文还在。
地还在，册还在，只是那个「该受一百亩」的说法，没有人再提。
户籍还是要造的。唐代三年一造户籍，每年一造手实，户主自己申报家里几口人、几亩地。
申报的还是那些项。只是「应受田」那一栏，填的人越来越少。
从太和九年到建中元年，二百九十五年。
七个政权，一套条文。
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七个政权，同一套条文，改了又改，一直往下传。
北魏的行了，北齐接着行，北周接着行；隋拿了北周的架子，唐又拿了隋的架子。
这套条文还养了一支兵。
隋唐的府兵，三年一点，农隙训练，出征自备弓刀粮糗。这种兵制能行，靠的就是每个兵家里有田。
它成功过：把大量荫附人口从大族手里拿回来，让北方的荒地重新长出庄稼，让隋唐的府兵有田可依、有粮自备。
这套条文还出过海。
日本在七世纪搞律令制，班田收授法几乎是照着抄的：六年一班，男子授口分田二段，女子减三分之一，死后收回。
朝鲜半岛的户籍田制里，也能看到相近的影子。
它也失败过：田地越分越少，条文越写越细，最后细到只能写「狭乡减半」。
有意思的是，「均田」这两个字，后来又被用过很多次。
北宋有「均田」之议，明末有「均田」之议，清末还有人提。每一次提，都不是要恢复北魏那一套，而是拿这两个字去说另一件事：田都在少数人手里，得想个办法。
条文早就没了，那个念头还在。
今天，这些户籍残卷分藏在北京、伦敦、巴黎的库房里。
纸已经发黄，字很小，一行一行写着某乡某户、丁男几人、应受田若干、已受田若干。
每一段田还写着四至：东至谁家，西至哪条渠，南至路，北至坟。
今天我们知道的不是「均田制大概是怎么回事」，而是某一户某一年的具体数字。史书给的是概括，这些纸给的是一户人家的账。
写得很实在。
最后那个数字，往往比前一个小。
小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