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三月,汴京礼部贡院的门从外面锁上了。
锁院,一锁五十天。考官进去,吃住都在里面,不许见客,不许送信回家,不许出门。
省试分三场:诗赋一场,论一场,策一场。每场一天,题目是入院之后才出的。出题的人也在帘内,出完题就锁起来,不许跟外面通消息。
贡院里搭席舍,一人一格,用木板隔开。白天一块板架起来当桌子,晚上放下来当床。
这五十天里,帘内的人只做一件事:看卷子。看到最后,字都糊了,眼睛疼,靠茶和灯撑着。
这一年的知贡举是欧阳修。副手是王珪、梅挚,点检试卷官是梅尧臣。
贡院分帘内帘外。帘内是考官,主考、副考、参详;帘外是执事,封弥、誊录、对读、监门、巡铺。两拨人中间隔一道帘子,帘内的不许出去,帘外的没事不许进来。
几千份卷子从各州解送上来,堆在院子里。每一份先由封弥官糊掉卷首的姓名、乡贯、家世,另编一个字号;再由誊录官派人重抄一遍,朱笔,一字不改;抄本送考官,原卷封存。
欧阳修看到的那一份,没有名字,没有笔迹,只有文章。
他读到一半,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下。
五十天。
这篇文章讲的是赏罚的分寸。他说,该杀的杀了,该赏的赏了,这不算完;要在可杀可赏之间,留一点厚道。
名字是怎么漏出去的
在糊名成为制度之前,考官是知道卷子是谁的。
唐代的进士科,考生考前要把自己的诗文抄成卷子,送到权贵门下,叫行卷。送得多了,名气就有了。考官在评卷之前,往往已经听过这个名字,甚至见过这个人。
唐代进士科一年取二三十人,少的时候十几人。天下读书人几十万,考上的就这几十个,所以考场之外的功夫比考场之内更重要。韩愈考了四次才中,中之前给宰相写过三封信,一封比一封急。
及第之后,第一名叫状元,同榜的人互称同年。同年这两个字,后来成了官场上最硬的关系之一。
这不叫舞弊,这叫规矩。
糊名最早出现在唐代的制科。用过,没成定制。
还有一个更硬的门路:通榜。主考官开考前就把要取的人定下来,写在榜上,叫通榜。
通榜的意思很直白:榜还没考,人已经定了。
问题是规矩一旦成了规矩,就只剩门路。谁家门生多,谁家子弟就容易中。开元二十四年,考官李昂被落第的举子当面辱骂,闹到御前,朝廷才把知贡举从吏部员外郎换成礼部侍郎,官阶抬高,好让主考顶得住请托。
宋朝接着改。
太祖朝禁了公荐,不许大臣推荐考生。太宗淳化三年,有人敲登闻鼓,告评卷不公。
宋太祖下过诏,禁止及第的人称主考官为恩门、师门。门生座主这一层关系,从制度上先断了。开宝六年,落第的徐士廉敲登闻鼓,告主考官李昉用情。太祖把落第的人召到讲武殿,自己出题重考,从此殿试成了常制。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请求糊名。太宗采纳,这一年殿试开始糊名,按卷子的优劣分等,不再看人。
这是九九二年。
真宗景德四年,礼部省试也糊名了,同时定下《亲试进士条制》:卷子由内臣收走,交给编排官,去掉卷首的乡贯家状,另编字号,再交封弥官誊写校勘,盖御书院印。
誊录比糊名更晚一点。糊名之后,考官还能认笔迹,还能认暗记。真宗景德二年殿试开始誊录,把卷子重抄一遍,考官只能看抄本。大中祥符八年,礼部贡院设誊录院,派书吏专门抄,内侍二人监看,京官校对,用两京奉使印。
到这时候,一套机器才算装好。
一屋子抄书的人
这套机器是这样转的。
考生进场,搜检,怀挟书册的拖出去,罚停两科。卷子交上来,受卷官点清,弥封官把卷首折起来糊住,盖上印记,编字号。字号是按考场、座次打乱的,同一个考生,不同场次的号不一样。
然后送誊录院。
一科几千份卷子,誊录院要调几百个书吏。卷子按字号分下去,一人一天抄多少份,有定额。抄的时候不许说话,不许出院子,抄错了要重抄,错得多了要挨罚。
这些书吏一天抄几十份,抄到手僵。他们抄的东西决定别人一辈子的路,而他们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榜上。
誊录院里有书吏,有对读官,有监门,有巡铺。书吏抄,朱笔;抄完,对读官拿抄本和原卷对一遍,错字、漏字、改字,都要标出来。抄错得多的,书吏要受罚。
抄本进考官手里的时候,是一叠一模一样的红字。
原卷叫墨卷,抄本叫朱卷。墨卷封存,考完之后存档,几年之后才许查。
封弥官盖的那方印是御书院的印。这不是装饰:盖了印,这份卷子出了事,就能查到谁经的手。
抄错一个字,意思就可能变。所以每一份抄本都要对读,对读官签了字,出了错要负责。
考官分房阅卷,每人一房,房门上锁。卷子在不同房间之间调来调去,谁也不知道这份卷子最后归谁定。
定完了,拆号,糊名的纸撕开,名字才出来。
一叠红字。
这套流程走完,考官想照顾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他不知道哪一份是他的门生,哪一份是他仇家的儿子。
除非他自己就是那个写文章的人。
除非他自己就是那个写文章的人。
那一年
嘉祐二年这一科,欧阳修是带着火气进去的。
他五十一岁。二十四年前,他自己也是考出来的,天圣八年省试第一。
省试之后还有殿试。四月,仁宗在崇政殿亲试,苏轼中乙科。
当时的文风叫太学体:句子越怪越好,字越生越好,读起来像猜谜。欧阳修最恨这个。他早年和宋祁一起推古文,讲的是明白晓畅,把话说明白。
太学体的代表人物叫刘几,写文章专挑生僻字,一句能绕三层。国子监里的年轻人跟着学,学得像的就能出名。
他决定用这一科改文风。
凡是写太学体的,一律黜落。
放榜之后,落第的举子在路上堵他,围着他的马头起哄,巡逻的人赶不开。有人写了祭文送到他家里,有人当面骂他。
榜一贴出来,炸了。
榜贴出去三天,汴京的纸贵了一回。中的人家里摆酒,落第的人收拾行李,准备下一科。
欧阳修没有改。
刘几这一科落第了。据说他后来把文章全改了,改得平实,嘉祐四年再考,中了第一。
这一科取三百八十八人。
名单里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后来的人把这一榜叫龙虎榜。

苏轼那年二十一岁,从眉州来,走了整整一个月。
他是跟着父亲苏洵来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再沿江出三峡,到汴京时已经是春天。
省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先看到,读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拍了一下桌子,拿给欧阳修。
欧阳修一口气读完,说这个人该第一。
然后他犹豫了。
然后他犹豫了。
那一年曾巩也在考。曾巩是他的学生,文章的路子他熟。糊名的纸还在,他看不见名字,只能猜。他猜这一篇是曾巩写的。
自己的学生拿第一,外面会怎么说。
他把这份卷子放到了第二。
他猜错了。
拆号那天,他才知道作者是苏轼。
同一年,曾巩也中了。曾家一门六人同榜,曾巩、曾布、曾牟、曾阜,还有两个妹夫。
欧阳修后来做到参知政事。他提拔过的人里,有王安石、曾巩、苏辙、程颢。
欧阳修后来给梅尧臣写信,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出人头地这四个字,就是从这封信里来的。
宋人笔记里还记着另一件事:苏轼文里那个尧与皋陶的典故,欧阳修翻遍书也没找到出处,问他,他答:何必有出处。
这话是不是真说过,说不准。但那一年的考官确实被一个二十一岁的考生难住了两次:一次是文章,一次是典故。
糊住的与糊不住的
糊名和誊录,从宋一直用到清。
一千年里,这套办法被抄来抄去,加了很多层:锁院、别头试、复试、磨勘、搜检、弥封、誊录、对读。清朝的顺天乡试、江南乡试,案发之后主考官砍头,家属流放。
加得越多,说明越有人想钻。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考官李振邺收了钱,把两个行贿的举人取中,事发之后,考官、行贿的人全部处斩,家产抄没,家属流放。
它管用。
它让南方人和北方人、寒门和世家,坐进同一间屋子,答同一道题。
它让一个四川眉山的年轻人,和宰相的侄子,坐在同一张卷子前面。
但它只管名字。
苏轼中第二,后来的路是另一回事: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然后是乌台诗案,一百三十天御史台狱,黄州五年,再往后是惠州、儋州。
考场上糊住的那张纸,出了贡院就撕掉了。
撕掉之后,文章还是文章,人还是人。
糊名保的是程序,不是结果。
一九〇五年,科举停废。糊名、誊录这些词,从公文里消失,只剩下考试院里还留着一点影子。
明代洪武十七年定下科举程式,四书文、五经义,格式也定死了。糊名和誊录照旧,一直用到清末。
明清两代,乡试在省城,会试在京城,殿试在宫里。三级考完,糊名誊录走三遍。
今天的高考,卷子是密封的,阅卷是匿名的,分数出来才对应名字。这套办法和嘉祐二年那间贡院里的,是同一条路。
那一年取中的三百八十八个人,名字都还在,写在《宋史》的选举志和一堆墓志铭里。
他们的卷子抄本,一张也没有留下来。
一张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