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朝廷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很短，说的是一件很硬的事：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意思是，你家原来登记的是什么户，以后就是什么户。
你爷爷是匠户，你就是匠户。你儿子、你孙子，也是匠户。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一本册子。
匠册上的名字
明朝的户口，分成几类。民户种田纳粮，军户出人当兵，灶户煮盐，匠户做活。
匠户不写在普通的黄册里，另有一本匠册。册子上记着这一户会什么手艺：木匠、铁匠、瓦匠、织匠、船匠、漆匠、玉匠。
记上去，就改不了。
这些手艺分得很细。宫里有针工局，做衣裳；有银作局，打金银器；有织染局，织缎子。工部底下有营缮所，管土木。南京有龙江船厂，永乐年间下西洋的船，很多是从那里的船台上下水的。往北，临清和清江有船厂，专造漕船。
每一个衙门都有自己的一批匠户，名册分开，互不相通。
一个人被编进哪一本册子，多半是因为他祖父当年在哪个衙门当过差。
匠户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役皆永充。为了便于勾补，还不许分户。一家人不能拆成两户去过日子，因为朝廷要的是这一户的手艺，不是这两个人。
这门手艺，同时是这门手艺的牢。
还有更细的一层。匠户人家的孩子，被征进内府针工局学手艺的，叫幼匠。也就是说，一个孩子还没长到能自己选路的年纪，他的位置已经有人替他排好了。
有一件事要说清：匠户不是奴隶。他们有自己的家，有田，不当值的时候可以自己接活挣钱。明中期以后，科举也对匠户开了口子，匠籍出身的人一样可以中举做官。
但只要册子上那个字还在，你就得去当班。
而且匠户的田还要纳粮。匠籍能免的，只是一部分杂泛差役；正役和税粮，一样也免不了。
所以一个匠户家里有两笔账：一笔是田里的，一笔是册子上的。
两笔都得还。
三年一班
当班分两种。
一种叫住坐。住在京城和京城附近，隶属内府，每月上工十天。上工期间领月粮，领直米。
这种匠人后来成了最难脱身的一批。轮班匠可以交银代役，住坐匠一直到明末都不许。离皇宫越近，越赎不回自己。
一种叫轮班。人在原籍，按班次到京城服役。洪武十九年定的是三年一班，每班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重新编过，按路程远近分成五种：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一年一班。隶属工部。
景泰五年，全国划一，四年一班。
路越远，班越疏。江西、湖广的匠人，多半排在四年、五年这一档；北直隶的，一年就得去一趟。
这不是照顾，是算路费。
班期定下来，账就开始算了。
轮班匠上路，路费自理。到了京城，服役期间计日给钞——给的是纸钞，不是米，也不是银。
纸钞在明朝前期的分量，做过生意的人心里都清楚。
洪武年间发宝钞，一贯当钱一千文。几十年后，同一贯钞在市面上换不到几十文。朝廷还在按老规矩计日给钞，匠人拿到的，是一天比一天薄的一叠纸。
而三个月的活，从来不止三个月。
六七月
一个江西的船匠，接到班次，要往北京走。
从吉安到北京，走水路两千多里。顺风的时候一个多月，逆风、枯水、等闸，两个月也走不完。
上路要带文书。过关、住店、进城，都要验。文书丢了，这一趟就白走。
到了京城，去工部报到，分到作坊，做三个月。
班期不等人。
做完，再走回去。
《明会典》的编者算过这笔账：名为三月，连同往返，往往需要六七月。
一年十二个月，半年多在路上和在役。
家里的田谁种？家里的活谁接？
一个匠户人家，通常有几个男丁。一个人去当班，剩下的人在家接私活、种田、照看老小。这就是为什么朝廷不许分户——一分户，这一户的手艺就散了，班次也派不下去。
所以那本册子锁住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整个家。
还有一层。到了作坊，头上是官吏和作头。料给得不够，活派得急，验得严，罚得随意。要交差，就得自己贴钱买料，或者借钱。
借了钱还不上，就典卖田宅。田宅卖完了，还有儿女。
路费自负。
工部作坊里的日子是这样的：天不亮进门，按作头分派领料，一天做够规定的件数，做工的时候有人看着。做坏了，赔；慢了，罚；缺料，自己想办法。
三个月做满，领一张批放的单子，才可以走。
下一年，或者下四年，再来。
所以逃亡一直有。
十五世纪中叶，一次查点，逃匠三万八千余人。
朝廷的办法是两头下注：一面招抚，一面把逃匠发往卫所充军，知情不报的也充军。
人还是跑。
跑的办法不多。改个名字，投到大户人家做佃户；或者往边镇去，当兵吃粮，混进另一本册子；再狠一点的，剃了头做和尚。
朝廷也有办法。一户逃了，就在原籍追，追不到本人，就抓同族顶班。这叫勾补。
这就是不许分户的原因。户在，人总有地方找。
人跑得掉，户跑不掉。
册子上有名字。
跑的人多到某一天，朝廷发现了一件事：这套账已经算不平了。
九钱与六钱
成化二十一年，也就是一四八五年，工部上了一道奏。
奏文里有一句话，被后来的《明会典》抄了下来：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旧当班。
南方匠人每月九钱银，北方匠人每月六钱，交了银子，就不用来。
不愿交的，照旧当班。
这句话里最重要的是最后六个字：不愿者仍旧当班。
朝廷没有废掉徭役，它给了徭役一个价格。
一个班三个月，南匠要交二两七钱银。这笔钱在当时能买多少米，要看年景。按嘉靖年间的米价，一两八钱银，大约是两三石米。
对一个手艺人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所以第一批交银的人不多。有人算过账，觉得自己走一趟更划算；也有人宁可借钱交银，因为路上那半年，是他一年里最能挣钱的半年。
弘治十八年，价格改了：每班征银一两八钱，遇闰年二两四钱。
嘉靖四年又补了一条：实在没钱的，仍旧上班，不许一律追银。
嘉靖八年以后再改：南直隶这些路远的，交银；北直隶路近的，当班。各从民便。
这不是孤零零的一条规定。同一个时期，南方的赋役正在被折成银子，一条鞭法把丁、粮、差、役并成一笔，按亩征收。班匠银只是这股潮流里的一支。
银子一旦成了尺子，徭役就迟早会被量出价格。
这条改动很实在。它承认了一件事：徭役的贵，贵在路上。
十四万二千人
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办法定了型。
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行赴部投当。
所有人交银，谁也不许再自己跑到京城去做工。
数字留下来两个：当时各省工匠共十四万二千余人，每年征银六万四千一百多两。
按这个数算，一个匠人一年大约交四钱五分银。
同年还有一个数字：官手工业里剩下的存留军民匠，一万二千余名。
十四万二，剩下一万二。
这不是一个制度的胜利，是一个制度的退场。官府不再养人，改成拿银子去市场上雇人。作坊还在，人换了。
江南的织造局走得更早一步。官局把活派给民间的机户，机户领丝、领银、按期交货，叫领织。名义上官局还在织，实际上织机在人家屋里。
官府要的东西没变，做事的人变了。
留在官局的那一万二千人，活也越来越少。要什么东西，直接去市场上买，往往比自己养人做更便宜。
这不是没有代价。会做的人还在，只是不在册子上了。
银子收得上来吗？不全收得上来。
嘉靖年间，清江船厂的班匠银原额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两，实际征收不足八百两。卫河船厂原额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九两二钱，实收不足九千两。
账是账，钱是钱。
但方向已经回不去了。
万历六年，山东莱州府平度州征的一锭京班银，十二两，留到了今天。银锭上刻着征收的机构、年份和金额。
一块银子，把这条链子钉在了实物上：谁交的，交给谁，交了多少。
那本匠册修过很多次。名字一个一个划掉，又一个一个补上。
账总要有人认。
补得越来越慢。
匠籍最后是怎么没的，史书上没有一场仪式。
清朝入关以后，匠籍陆续废除，匠户改归民籍。人不再因为祖上做什么，就被钉在一个位置上。
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匠班银这个名字没有立刻消失。各省把它摊进地亩里一起征，名字却还留在《赋役全书》的账目上。
赋役全书是清朝征税的总账。人已经自由了，账上那一行还在。
再往后，雍正把丁银摊进地亩，匠班银也跟着并了进去。名目从账上抹掉，用了两百多年。
制度结束了，名目还活着。
明朝初年编匠册的人，想的是把这门手艺管住，让宫里的活、船厂的活、织造局的活，永远有人干。
他们做到了两百多年。
最后让这套账散掉的，不是哪一道诏书，是那些在路上走了半年的匠人，一年一年地不来。朝廷收不上人，只好收银子。
银子收上来，人就散了。
那本册子上的名字，最后是被自己的手艺人，一点一点用钱赎回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