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三年，五月，长安。
刘祎之在家里，看见肃州刺史王本立走进来。
王本立手里拿着一份文书，说是太后的旨意，要刘祎之接。
刘祎之看了一眼，没有跪。
他说了一句话：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意思是：这份东西没有经过中书省起草，也没有经过门下省审核，它凭什么叫圣旨。
王本立答不上来。
刘祎之被赐死在家里，就在这个五月。
一道敕书
要听懂这句话，得知道唐代的一份命令是怎么造出来的。
唐沿隋制，中央有三个省。
隋朝那套叫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内史省的长官叫内史令，门下省的长官叫纳言。唐改内史省为中书省，改纳言为侍中。名字换了，分工没换。
三省的根，其实更早。尚书省从汉代的尚书台来的，中书省从曹操设的秘书令来的，门下省从晋代的侍中寺来的。一步一步，从一个替皇帝传话的小班子，长成了三个衙门。
中书省管出令。里面最要紧的官是六个中书舍人，五品，官不大，笔杆子硬。军国大事下来，六个人各写一份，各自署名，这叫「五花判事」。
六份草稿送到中书侍郎，再送到中书令。中书令定稿，送进宫。
皇帝看了，在文书上画一个「敕」字。
这个字必须是皇帝的亲笔，叫「御画」。有时候皇帝懒得走这道程序，直接写一张条子发下去，叫「墨敕」。墨敕一多，三省就成了摆设。
注意，这时候它还不是命令。
它要送到门下省。
门下省有四个给事中，也是五品。他们的差事是挑毛病：这句话有没有越权，这个钱从哪儿出，这个人该不该升。挑出问题，就把文书送回去，叫「涂归」。
涂归这个说法很形象：拿笔在纸上涂掉，退回中书省重写。
过了门下省，才轮到尚书省。
门下省不只是挑毛病。大祭祀、大朝会，侍中要在皇帝身边赞礼；文武百官的奏抄，要经侍中审定、给事中读一遍再署名。它是一个天天跟文书打交道的衙门，不是清贵闲职。
尚书省是干活的。它下面六个部：吏部管官，户部管钱粮户口，礼部管礼仪科举，兵部管军务，刑部管刑狱，工部管工程。六部之下二十四司，一件事落到一个司的案头，才算真正开始办。
尚书省是三省里人最多的一个衙门。都省加上六部二十四司，官员几百员，吏员更多。天下的钱粮、官员、刑狱、工程，全从这一个院子里分出去。
出令、审令、行令。三道手。
一道命令，从纸上下来到有人去做，中间要过三个衙门、十来个人的手，任何一环都可以说「不行」。
这不是效率最高的办法。
这是故意的。
用手续换安全。
把诏书涂回去
贞观四年，太宗下诏修洛阳宫。
理由很正当：他要去洛阳巡幸，得有地方住。
诏书到了门下省，给事中张玄素把它退了回去。
他不只是退，还写了一封奏疏，话说得很难听：如今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还没缓过来，陛下征发这些刚受过伤的人，去修一座宫殿，这是接着前朝的毛病往下走。照这样看，陛下的过失，比隋炀帝还重。
太宗看完，把他叫来问：你说我不如炀帝，那比起桀、纣怎么样。
张玄素回答：要是这座殿真的修起来，那也就差不多了。
殿没修。
太宗赏了他彩帛二百匹，说了一句：我没想到这一层，是我想得不熟。
一个五品官，用一张纸，拦住了一座宫殿。
张玄素后来去辅佐太子李承乾。太子奢靡，他几次上疏劝，话说得很直。太子怀恨，派人去行刺他，他差点没命。
敢拦皇帝的人，未必拦得住太子。
一百多年后，元和年间，又一个给事中做了同样的事。他叫李藩，看见一份不合适的制书，提笔就在黄纸的末尾批了几个字，退回。
属吏吓坏了，说这样不合格式，请另外连一张白纸。
李藩说：连一张白纸，那就成了公文，还叫什么批敕。
说完，他直接把字写在原纸上。
涂了。
同一个衙门，隔了一百多年，还是这个脾气。
这件事在贞观朝不是孤例。太宗自己下过一道话：诏敕颁下去，如果觉得不妥，必须执奏，不许顺着旨意就办。
把「不许照办」写进规矩里，这是唐代中枢最特别的一处。
这就是封驳。
凤阁与鸾台
刘祎之那句话里的两个名字，是武则天改的。
光宅元年，她把中书省改叫凤阁，门下省改叫鸾台，尚书省改叫文昌台。名字换了一套，机构还是那套机构。
刘祎之当时是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等于宰相。
他出事，不是因为贪。有人告他收了归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还跟别人的妾有私情，这些都是由头。真正的由头是他跟人说过一句话：太后该把朝政还给皇帝了。
告发他的人，是他的属官中书舍人贾大隐。
武则天让王本立去查。王本立拿的是一份没有经过两省的文书。
刘祎之那句话，从制度上讲，完全站得住。
可他还是死了。
这是三省六部这套东西最要命的地方：它管得住正常的皇帝，管不住非常的时候。制度的效力，靠的是上面那个人愿意让它有效。武则天不愿意。
刘祎之死后十四年，凤阁鸾台这两个名字又被改了回去。
政事堂
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可唐代的宰相不止三个。
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是正任。此外还有一批官，加一个衔就能进宰相班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加了衔的人，官可能只有四五品，实权却和正相同。
为什么这么办？因为皇帝不想让相权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
贞观一朝二十三年，做过宰相的有二十多人。有人做几个月就罢，有人罢而复起。宰相换得勤，谁也没法在朝里扎根。
宰相们每天要碰头。碰头的地方叫政事堂，起初设在门下省。
每天早上，宰相们在政事堂会食——一起吃饭，边吃边说事。吃完饭议事，议定了，一处一处往下发。
发下去的文书叫「堂帖」，比正式的敕书轻，比口头的吩咐重。一道堂帖能办的事，就不必再走三省的全套。这是效率，也是漏洞。
开元十一年，张说做宰相，把政事堂搬到中书省，改名叫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各管一路文书。
一套班子，就这样在制度之外长出来了。
三省是法定的，政事堂不是。
钱穆有个说法，讲得很准：汉代的宰相是首长制，唐代的宰相是委员制。
首长制是一个人对皇帝负责。委员制是一群人对皇帝负责，谁也独大不了。
代价是慢。
慢在文书上。
一份文书在政事堂里转一圈，十天半月是常事。边关急报等不了这个。
所以唐中后期又长出了另一套东西：使职。
节度使、转运使、盐铁使，都是差遣，不是正官。它们绕开三省，直接对皇帝负责。安禄山身上的三个节度使，就是这么来的。
三省还在，权力从旁边流走了。
尚书省
再说回尚书省。
尚书省的长官叫尚书令。这个位置在唐初一直空着。
原因是太宗李世民在做秦王的时候兼过尚书令。他做了皇帝以后，臣下谁也不敢坐这个位子。于是尚书令成了一个空名。
实际管事的是左右仆射。
一个机构的长官，因为皇帝当年做过，就永久空缺。这种事只有在这种制度里才发生。
六部的分工，是一套很清楚的账。
吏部管官员的品级、铨选、考课。一个县官做满几年，能不能升，升到哪儿，由它定。
户部管土地、户口、赋役。天下的丁有多少，田有多少，租庸调怎么收，由它算。
礼部管礼仪、祭祀、学校、贡举。科举的会试归它。
兵部管武官的选授、地图、驿站、军械。它不管打仗，打仗归节度使；它管的是兵的名字和兵的东西。一件事要办成，得先有人，再有物，两样都在它手上。
刑部管律令、复核刑狱。大理寺审，刑部复核，两个衙门互相看着。
工部管山泽、屯田、水利、营缮。修渠、修城、造船，都在它手里。
二十四司分下去，一个司三五个人，管一摊很具体的事。
六部的长官叫尚书，正三品；副手叫侍郎，正四品。这两个品级在唐代已经算重臣，可他们管的是一摊很琐碎的账：某个县少交了多少石米，某个驿站的马死了几匹。
这套架构的好处是：任何一件事都能找到负责的衙门。坏处是：任何一件事都能在衙门之间推。
三省六部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废掉的。
隋文帝定下三省六部的时候，六部的名字里还有「都官」和「度支」。唐改成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民部，后来又因为避讳改叫户部。
武则天用北门学士，绕开南衙的三省。中宗时安乐公主卖官，写一张墨敕斜封了事，连中书门下都不进。
到了宋代，三省还在，名字也还在，可真正的权分到了别处：政归中书门下，军归枢密院，财归三司。三个省的长官成了荣誉头衔。
政、军、财，三家分掉了三省原来的活。
元代行省权重，中央的三省时设时废。
真正的终点在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杀胡惟庸，废中书省，废丞相，把中书省的活分给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
一千年的宰相制度，到这里断了。
一千年。
但六部没断。
六部一直用到光绪三十二年改新官制，才改成十一部。
从隋开皇年间算起，到那一年，一千三百多年。
王朝换了十几个。
一千三百多年。
一个王朝通常两三百年。
这套衙门的名字，比绝大多数王朝都活得久。
刘祎之死的那一年，他四十几岁。
《旧唐书》记了他最后一句话，是对家里人说的：太后威福由己，这一去，只会让祸来得更快。
他说对了。
一份文书要过三道手，这件事本身不能救人。它只能保证：在没有人为难它的时候，事情按规矩办。
规矩能拦住的，从来只是愿意被拦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