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三月初一，南京，贡院门前。
榜贴在西墙上。
三月，南京已经暖了。
号舍的墙还没干透。
榜贴出来了。
看榜的人挤成一片，前排的人念名字，后排的人跟着念，念着念着，声音就变了。
有人开始骂。
没有人回答。
榜上五十几个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北平只有一名，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一个没有。
一张榜
这是洪武三十年的会试。二月里考完，三月里放榜。
主考官是刘三吾，湖南茶陵人，翰林学士，那年八十五岁。副主考是白信蹈。这一榜取中的五十多人，籍贯全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江苏、湖广。
榜上的人数，各家记载不一样。有的说五十一，有的说五十二，《皇明大政纪》里又说会试只取了三十八人。哪个对，今天说不清。能说清的是那五个字：北士无预者。
三月初一放榜，接着殿试。第一名陈安，福建闽县人；第二名尹昌隆，江西泰和；第三名刘仕谔，浙江山阴。
进士榜上，南方人从头排到尾。
榜发之后，状子递到了通政司。有人写「科场不公」，有人直接骂主考「私其乡」。
北方举子不干了。他们堵在礼部门口，拦住官员的轿子，喊的话很难听。核心就一句：主考是南人，偏袒同乡。
这话在那个年代不是小事。明朝开国才三十年，北方归附的时间更短。北方读书人刚刚学会按明朝的规矩读书、考试、做官，一榜下来一个不收，等于当面告诉他们：这条路你们走不通。
消息传到宫里，朱元璋发了火。
他没有先杀考官，他下令复查。
一支笔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看科举这台机器怎么转。
洪武年间的会试，规矩已经很严。考生进场，一人一间号舍，三尺宽，进去就锁门，三天不出来。卷子要糊名，把名字封住；还要誊录，另找人用朱笔抄一遍，考官看到的只是抄本，看不到笔迹。糊名防人情，誊录防认字。
会试之前还有乡试。乡试在秋天，各省自己考，中了叫举人；举人进京赶考会试，中了叫贡士；贡士再殿试，才定进士名次。三级考试，一级比一级窄。
洪武十七年颁行的科举程式，把日子也定死了：三年一科，子、卯、午、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天下读书人的一辈子，就按这十二个字转。
科举这东西从隋唐开始，本来的意思就是打破门第。到了明代，它要打破的东西多了一个：地域。
按理说，这样的卷子摆在一起，取谁不取谁，看的是文章。
问题在于文章之外还有一层东西：教育。
江南从唐宋以来就是财赋重地。书院多，刻书多，家族里出过进士的多。一个江西吉安的农家子弟，从小到大身边都是读书人，族里有人教他破题，有人给他讲程文，他手里有的是范本，写坏了有人改，改完了有人评。
北方不一样。元末的战乱主要打在北边，人口锐减，学宫废的废、塌的塌，读书人死的死、散的散。洪武初年，朝廷下诏修学宫、派学官、给学田，可师资这种事物，得一代人才能长出来。
同一场考试，同一套题，两种准备。
这一榜全南，从程序上看不出问题。从结果上看，问题就大了。
刘三吾是茶陵人。茶陵在湖南，属南方。这个细节后来被人反复提起：你一个南人，取的全是南人。
可这个人在当时名声很好。《明史》说他博学，善属文，朱元璋写《大诰》、注《洪范》，序都是他做的。他自号「坦坦翁」，说是为人慷慨，不设城府。他的女婿、户部尚书赵勉犯了贪案，他没有去求情，反倒上书自责，请求辞职。
这样一个人，会为一榜之私去作弊吗？
后来的史家大多认为，他没必要，也犯不着。
这话说得通。
可他要的不是这个。
可那时候没人听这个。
复阅
朱元璋下令，让翰林院侍读张信领头，带一批人重新看落榜的卷子。
张信是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浙江定海人。一起参与的有戴彝、王俊华、张谦、严叔载、董贯、黄章、周衡、萧楫等十来人，加上陈安、尹昌隆、刘仕谔三个新科进士，每人分十卷看。
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复查。
复查的结论是：刘三吾录取得没错。
张信他们的说法是，北方卷子里文理通顺的不多，有些还有犯忌的字句。
这话在朱元璋那里，等于火上浇油。
他要的不是文章。
他要的不是「谁的文章好」。他要的是「北方人心怎么安」。
有人趁机上告，说刘三吾私下嘱托过张信，让张信故意挑最差的卷子呈上去，好显得北方人确实不行。
这一句，把事情的性质改了。从「考得公不公」，变成了「结党欺君」。
性质一变，就不是复查能了的事了。
朱元璋的处理很快。他没有再让人看卷。张信、白信蹈等一批阅卷官下狱处死；刘三吾八十五岁，免死，充军戍边；陈安、刘仕谔被处死；一榜录取的贡士全部作废。
《明史》给这些人安的罪名，是胡惟庸党、蓝玉党。
那两个案子是洪武年间最让人害怕的两个案子。胡惟庸案在洪武十三年，蓝玉案在洪武二十六年，前后牵连数万人。沾上就死，不问文章。
这一榜，后来被叫作南榜。
事情就定了。
六十年后
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再考一次。
这一次，他自己看卷。
他取中的六十一个贡士，全是北方人：山东、山西、北平、河南、陕西、四川。六月殿试，第一名是山东人韩克忠。
这一榜，后来被叫作北榜。两榜合起来，就是「南北榜案」，也叫「春夏榜」之争。
这也是朱元璋办的最后一科。第二年他死了。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七十岁。太子朱标死了五年，皇太孙朱允炆才二十岁出头。他要交出去的，是一个刚打完仗、还没长稳的国家。
这件事最要紧的地方，不在于死了几个人。那年头杀人是常事。
最要紧的是，朱元璋在告诉天下人一件事：科举取士，考的是文章，定的是配额。
考文章，是给读书人一个公平的样子；定配额，是给这个国家一个稳当的结构。
这两件事从此一直在一起。
这是一笔账。
朱元璋没有把配额写进制度，他死后这事悬着。洪熙元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提了个办法：会试取士不超过一百名，南卷取十分之六，北卷取十分之四，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
仁宗同意了。可是那年五月仁宗就死了，事没办成。
宣德二年，宣宗正式定下来：分南、北、中三卷，以一百名为率，南卷五十五，北卷三十五，中卷十。南卷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凤阳、庐州一带。
清朝接着用。顺治年间把中卷并入南北，康熙五十一年废南北卷，改成分省录取，名额按省定。各省的数额差得很远：直隶、江浙多，云贵少，一直用到清末。
一九〇五年，科举废。
可是「按省分配名额」这件事，没有跟着废。
今天的高考，招生计划是按省下的。一九五二年全国统一高考，一九七七年恢复，名额一直按省往下分。同一个分数，在这个省能上，在那个省不一定能上。每年都有人问：为什么。
往上追，能追到洪武三十年三月初一那张榜。
一张纸的重量
这场风波里，最容易被忘掉的是那些落榜的北方举子。
他们赢了。朱元璋替他们出了气，还替他们重开一榜。那六十一个人成了洪武三十年的进士，做官、入仕、光宗耀祖，名字刻在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
国子监里还立着一百多通明代题名碑。从洪武到崇祯，一通接一通，碑上刻名字、籍贯、名次，是给后人看的。洪武三十年那一通，上面只有北方人的名字。
死掉的那批南方人，名字也留在各种记录里。
刘三吾被充军的时候八十五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南京往边地走，路上是什么样子，没有记载。他后来死在戍所，还是被赦回来，各家说法不一。
张信死的时候二十四岁。他是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做官三年。
陈安死的时候多大，不知道。他中状元到被杀，中间隔了不到三个月。
他的卷子还在。据后来的记述，文章写得不错。
名字也还在。
这件事过去六百多年了。
南京的贡院早就没了，原址上现在是中医院一带，还有一段明远楼的旧基。夫子庙那边有江南贡院，是明清两代的考场，号舍一排一排，每间三尺宽。
去看的人很多。
碑还在。
大多数人看的是那些小格子，想的是「古人考试真苦」。
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小格子里曾经装过一个国家最难的问题：怎么让不同地方的人，都觉得自己能在这张纸上赢一次。
明代有籍贯可考的状元八十九人，南方七十五人，占八成四。
这个数字，是那张榜的另一半答案。
洪武三十年那次，给了一个很粗暴的答案。
后来的六百年，一直在改那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