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一，黄昏，浑河边。
河面上还漂着冰碴。杜松骑在马上，看着手下的兵一个一个下水。水到腰，到胸，有人被冲走，喊了一声就没影了。
他没有等。他催马下去了。
这一天，比原定的出兵日期早了两天。
一支箭
杜松是陕西榆林人，边军出身，在边镇打了几十年仗，身上伤疤多得数不清。他性子急，跟同僚处不好，可手下的兵服他。这一回他是山海关总兵，手里三万人，是四路里最强的一路。
他急着立功。
后金的都城叫赫图阿拉，在今天的辽宁新宾，四面环山，路窄，马车走不顺。杜松认为，谁先到城下，谁就是头功。
所以他提前出关，提前渡河，把大军和辎重分成了两截。
前面是他自己带的万把人，后面是留在萨尔浒山下的车营。
这两截之间，隔了一条河。
四路出兵
这一仗，明朝准备了快一年。
1618 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抚顺。守抚顺的游击李永芳开城投降，成了后金第一个投降的明将。消息传到北京，明廷震动。第二年，朝廷从全国调兵：宣府、大同、山西、延绥、甘肃、宁夏、浙江、四川、福建、山东，一路一路往辽东开。又向朝鲜要兵，向叶赫部要兵。朝鲜是属国，光海君不愿出兵，可又不能不出；叶赫与后金有世仇，出人最痛快，也最少。加派的军费叫辽饷，从田亩上出。万历四十六年先加每亩三厘五毫，第二年加到七厘，第三年加到九厘，此后十几年没减过。
调来的兵，水土不服的不少。浙江兵从海边调到辽东，正赶上化雪，冻死冻病的一批一批往下减，还没打仗就先少了人。到出兵的时候，账面上号称四十七万。
实际上阵的，是十一万上下。
主帅叫杨镐，当过辽东巡抚，二十多年前在朝鲜跟日本人打过仗，蔚山那一仗败得很惨，被革过职。这一次是重新起用。
他的打法是八个字：分进合击，四路会师。这个打法在纸面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需要四路人同时到达，而「同时」这两个字，在 1619 年的辽东，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西路由抚顺关出，杜松带三万人，是主力。北路由三岔儿堡出，马林带一万五千人，加上叶赫的援兵。东路由宽甸出，刘綎带一万多人，加朝鲜军一万三千。南路由清河出，李如柏带两万多人。
四路约定：三月初二，同时到赫图阿拉城下。
这个计划有个要命的地方。
四路之间，隔着山，隔着林子，隔着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会儿没有电报，没有旗语能传几十里。一路挨打，另一路不会知道；一路被打完，第三路还在按原计划往前挪。
后金那边，一共六万人。八旗的兵平时种地打猎，战时按旗点集，骑马就走。他们的好处不在人多，在于能合在一起走，也能一天跑八十里。
努尔哈赤听完各路情报，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西路的火把
三月初一，杜松到了萨尔浒。萨尔浒是一座小山，山前是苏子河，河东是界凡城，河西是明军大营。水把这块地方切成了三块。
他把营盘扎在萨尔浒山下，自己带一万多人继续往前，去打吉林崖上的界凡城。崖不高，但坡陡，城是新筑的，守军不多。
那天天黑得早。明军点起了火把。
火把在夜里是靶子。
后金军从三面压上来的时候，先打的是萨尔浒山下那座大营。明军的车营摆成环形，车前有拒马，车上有炮——大将军、二将军、灭虏炮，还有一排排的鸟铳。这种阵本来最难啃。可是那天起了雾，火药受了潮，点火不顺，一炮打出去，声大，弹近。
后金骑兵冲进车营，用的是短兵。
大营破了。
杜松在吉林崖下，背后就是浑河，前面是山，两边是林子。他带着人往回冲，冲不出去。史书上说他中箭而死，也有人说他力战到最后，自己被自己的乱军挤下了崖。
西路军，三万，一天之内没了。
尚间崖与阿布达里冈
三月初二，北路的马林到了尚间崖。
他还不知道杜松已经完了。等探马把消息带回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退，是分营。
他把兵分成三处：尚间崖大营、斐芬山、斡浑鄂谟，三处互为犄角。这个安排看着稳，其实是把一万多人又切成了三块，而对面来的，是六万人。
后金军先打斐芬山。
守斐芬山的是监军潘宗颜，带的是一批从开原、铁岭临时招来的兵，火器不少，勇气也有。他们打退了两次冲锋，第三次没顶住。
潘宗颜死在山上。
尚间崖大营接着破。马林带着几个亲兵跑了，跑回开原。叶赫的兵在半路上听说前头败了，掉头回去了。
北路军，也没了。
东路最远。
刘綎从宽甸出发，走的是山路，一路要砍树开路，走得最慢。他手上一万多人，加朝鲜军一万三千，队伍拉得极长。这个人不是无名之辈：平过播州杨应龙，打过朝鲜之役，手里一把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军中叫他「刘大刀」。
他不知道西路、北路都败了。他只知道一件事：快点走，别误了会师的日期。
三月初三，他的前队碰上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明军的衣甲，手里拿着一支令箭，说是杜松派来的，说西路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请刘将军速进。
刘綎信了。
他催兵急行，进了阿布达里冈。
那是一条狭谷，两边是高地，中间一条路。后金的伏兵在两边等着，等明军进了口袋，滚木、石块、箭，一起下来。
刘綎中了刀，还在打。史书上说他面部中数刀，仍挥刀砍杀，最后力尽而死。他的养子刘招孙背着他的尸体往外冲，也死了。
朝鲜军的统帅叫姜弘立，走到这一步，选择投降。一万多人放下了兵器。他后来被后金扣了好几年，回国之后一辈子抬不起头。
东路军，完了。
南路是李如柏。
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辽东将门，兵也不少。他走得最慢，一路上磨磨蹭蹭。
杨镐在沈阳，接到三路败报，急令南路撤退。
李如柏掉头就走。后金派了二十个骑兵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明军听见喊声，以为大军追到，自己踩自己，一路跑一路丢，死了一千多。
五天，四路，三路全灭，一路溃退。
账是这样的：明军阵亡四万五千多人，将领死了三百多个；后金方面，损失两千上下。《清太祖实录》里把明军的数字记得很细，细到个位；明人自己的记载反而含糊，只说「全军尽没」。
杜松、刘綎、潘宗颜，还有一大批总兵、副将、参将，都留在那片山里。
山里的秋天
萨尔浒之后，辽东的形势一夜之间翻了。
明朝从进攻转成防守，从防守转成退让。后金从守转攻，当年六月破开原，七月破铁岭，两年后取沈阳、辽阳，再往后，明军退到辽西，守住山海关。
杨镐被逮下狱，十年后处死。朝廷开会，讨论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守，是谁该负责；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内阁，一层一层往上推。朝廷换熊廷弼去收拾辽东，熊廷弼修城、练兵、招抚，局面刚稳住，又因为朝里的党争被换掉。换上来的人叫袁应泰，上任不到一年，沈阳、辽阳接连失守，他自己在辽阳城楼上自尽。
那一年冬天，明朝又开始加饷。辽饷从三厘五毫加到九厘，一年几百万两，加到农民身上。十几年后，陕西、河南的饥民成了流寇，流寇成了大军。
一条线从萨尔浒拉出来，能拉到崇祯十七年的煤山。
可在当时，没有人这么看。
当时人只知道一件事：十一万人进山，五天之后，回来的不到一半。
那片山今天还在。萨尔浒在辽宁抚顺东边，大伙房水库的边上。
水库是 1958 年建成的，修起来以后，当年的战场有一半沉到了水下。枯水的时候，岸边能捡到铁箭头、铁甲片、火铳的碎片。
考古队来挖过几次，出土的东西里，有明军的兵器，也有后金的。
明朝这边的兵器，做得很讲究：刀身有铭文，火铳有编号，连箭镞都是统一规格。这是一个有工部、有军器局、有账本的国家的产物。
后金那边的东西，粗糙得多。
可这一仗，是粗糙的那一边赢的。
原因不复杂。明军分兵，后金集中；明军靠火器，火器怕潮；明军等会师，后金不等；明军四路各打各的，后金每打一路都是六万人打一万人。
一句老话：兵分则弱。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可四百年后回头看，这一仗真正输掉的不是五万人，是明朝对自己还能打赢这件事的信心。
杜松渡河的那个黄昏，河上还漂着冰。
他如果等到第二天，等辎重上来，等车营跟上，也许不会败得那么快。可他还是下了水。
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边将，最后输在「快」上。
努尔哈赤那年六十岁，起兵三十五年，从十三副甲开始，一个一个部落打过来。他在萨尔浒用的办法，其实是他这辈子一直在用的办法：不跟你讲道理，只找你最弱的那一块下手。
五天之后，他站在赫图阿拉的城头上，看着自己的兵把缴获的炮车一辆一辆推进城。
那些炮是明朝造的，铸得很好。
他不会用。
可他不需要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