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州的官库被偷了。
消息是早上贴出来的。库里押着的金银绸帛，一夜之间全没了。告示上写得明白：凡在本库押过东西的人，都到衙前来自报，照原物赔偿。
第二天，衙门前排起了队。
这是五代后汉的事。做这件事的人叫慕容彦超，当时的身份是郓州主帅。
案子本身不大：有人拿两锭假银，在他的当铺里押走十万钱。查出来的时候，人早走了。
他用的办法，是把自家的库房凿开一个洞，然后报官说被偷了。
一、郓州的当铺
先说清这个“库”是什么。
五代时候的方镇，手里都有这种东西——质库。名字听着文雅，做的生意跟后来的当铺一模一样：你把值钱的东西押进来，我按成色折价给你钱，讲好期限和利息；到期不赎，东西就归我，叫“死当”。
这门生意在南朝就有了，最早是寺院在做，唐人称“质库”“僦柜”，宋人叫“解库”。到明清，街面上挂一个大大的“当”字，就是它的后代。
问题在于，郓州这个质库不是商人开的，是主帅开的。
《折狱龟鉴》记这件事，第一句只有七个字：“汉慕容彦超为郓帅日，置库质钱。”置，设立。他没有说这是官库还是私库——在那个年头，这两者的界线本来就模糊。一个握着一州兵权的人，用衙门的地盘、衙门的人手，做押贷的生意，收的利息进谁的口袋，史书不写，读者自己心里有数。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决定了后面所有事情的性质：这不是一桩单纯的伪造案，是一个兼任债主的地方军政长官，在追自己的一笔账。
二、两锭银
案子的起点很朴素。
有人拿了两锭银，到库里押钱。库里的主吏验过，收了，付出十万钱。
十万钱，按当时的算法是一百贯。五代钱制混乱，各地铸的钱轻重不一，贯和文的折算也不完全齐整，所以这个数字不必往米价上换算——只要知道，用它换两锭银，是库吏认为划算的价。
然后过了些日子，主吏发现了：那两锭银是假的。
怎么发现的，史书没写。这一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看颜色、掂分量、听声音、剪开看断口。假银的路子也不外乎几种——里头灌铅，外头包一层银皮；或者银里掺铜，成色不足；再或者干脆是铜胎镀银。前两种，剪一刀就露；后一种，得靠试金石和成色比对。
“久之乃觉”四个字，说明不是当场看出来的。也许是过了期限没人来赎，按规矩要入库入账，重新验一遍；也许是银子在库里受了潮，包的那层皮开了口。史书不写，我也不替它写。
总之，主吏知道上当了。十万钱，两锭假银，人已经走了。
三、夜里的那堵墙
接下来是这件事最不像“办案”的地方。
慕容彦超没有派人去查那个人的长相、口音、往来，也没有张榜缉拿。他把主吏叫来，交代了一件事：今天夜里，你去把库房的墙凿开一个洞，把库里所有的金银绸帛，全部搬到别的地方去。
搬完，报官，说库房被盗。
这一段原文只有十六个字：“阴教主吏夜穴库墙，尽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
“阴教”两个字有点意思。阴，私下。也就是说，这道命令不是当堂发的，是私下交代的；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凿墙是有讲究的。真盗贼凿墙，从外面往里凿，洞口小，砖土落在外面；自己人假装凿墙，得凿得像——洞口的位置、大小、砖块倒的方向，都要对得上“从外面进来”这个说法。搬东西更麻烦：库里的东西有账，搬走多少、剩下什么，得跟“被盗”这个说法吻合。这些细节史书一律不写，但那天夜里干活的人，一定是一边搬一边在想这些。
还有一样东西得配合：钥匙、封条、值夜的人。库房是有锁有封的，第二天早上要让人相信“昨夜被人从外面凿进来”，锁就得是从外面被破坏的样子。一件事要做得像真的，参与的人就不能太少；参与的人一多，风声就藏不住。这是“自造假案”天生的短处——它靠的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是一群人的嘴严。
第二天，告示贴出去了。话是这么说的：库房被盗，押在库里的东西全没了；凡在本库押过东西的人，都来报明押的是什么，本库照价赔偿。
四、来认领的人
这是全案最漂亮的一步。
一个正常的当户，听说库房被偷，第一反应是拿着票子来要钱。票据上写着他押了什么、押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到期。他要主张权利，就必须现身，必须说清楚自己押的是什么。
于是“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押过东西的人争着来说自己押了什么。
排队的人里，有一个人的说法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我押的是两锭银。
库房的账上有这一笔。主吏手里，还留着那两锭假银。
人被带来了。原文三个字：“执之服罪。”抓了，认了。
这三步没有任何玄妙：先造一个所有人都必须现身的理由，再从现身的名单里，找出那个只有他才会说错的人。假银的持有人并不知道主吏已经识破，在他看来，库房被盗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东西没了，债也就不用还了，还能按价拿一笔赔偿。
他唯一没想到的是，被盗这件事本身是假的。
《折狱龟鉴》的编者郑克在这一条后面加了一句附记：宋代的钱惟济做留后、知成德军的时候，也遇到有人用假银押钱，那家人告到官府。钱惟济私下对他说：你只管对外宣称被盗，再悬赏捉贼，押假银的人一定会回来讨剩下的钱。果然如此。
郑克说，这是“用彦超谲盗之术者也”。
五、郑克的批语
郑克是南宋人，做过官，编《折狱龟鉴》的时候把历代案例分门别类，每一门后面加按语。他把慕容彦超这一条归进“谲盗”——用诈术抓贼。
谲，欺诈。郑克自己也知道这个词不好听，所以他在按语里先说了难处：
“彼有谲之不出者，何哉？或盗转而之他，或盗知其为谲也。是故用谲宜密而速，与兵法同矣。”
意思是：这一招也有钓不出来的时候。要么那个人已经跑到别处去了，要么他看穿了这是个局。所以用诈要密、要快，跟兵法一样。
这段话是全书里少见的自我设限。郑克在别的地方夸人，用的是“尽心察狱”“不冤一良吏”；到了“谲盗”这一门，他的口气变了：可以诈，但要密、要快，而且——他自己没说出口的那半句是——诈一旦被看穿，就什么都不是了。
钱惟济那个案子里，关键动作是“悬赏捉贼”。赏格一出，押假银的人就有了第二个现身的理由：他要来领赏，或者要来说明自己那笔账不能算。两条路都通向衙门。这就是“密而速”的实际含义：不给对方打听的时间。
六、谲的边界
现在说这一层最不舒服的地方。
慕容彦超做的这件事，用今天的话说，是报假案。
他让手下凿开自己的库墙，搬空自己的库房，然后向全州宣布被盗。这不是侦查谋略，这是伪造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再让全城的当户基于这个假事实作出反应。
古代的律条对这种事没有专门的罪名——因为做这件事的人就是执法的人。但它在道理上是站不住的：一个可以用假案子钓真贼的官府，也可以用一个假案子钓一个它想抓的人。两者的界线不在手法上，在动机上；而动机，从来只有掌权的人自己知道。
现代的侦查制度给这类手法划了线。中国《刑事诉讼法》里有一项叫“控制下交付”的措施：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侦查机关可以依法“看着它走”，在交付现场收网。它的适用对象是有限的，程序是要批的，事后要留卷。英美法系走的是另一条路：把“警察引诱一个本来不会犯罪的人去犯罪”设成抗辩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32 年在索雷尔斯案里认了这个抗辩，1992 年在雅各布森案里把标准收紧到“被告在政府引诱之前是否已经具备犯罪倾向”。
两条路的共同点是：先把“钓鱼”这件事本身当作一个需要被审查的行为，而不是当作聪明。
慕容彦超没有这个约束。他连“这是钓鱼”都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因为在他那里，库房是他的，案子是他的，人也归他抓。
更麻烦的一层是：他钓的不是一个“本来不会犯事的人”，那个造假银的确实犯了事。这让整件事看起来正当——抓对了人，用了错的办法。历史记住的往往正是这种案子：结果对了，于是过程就被原谅了。
七、没写下来的
还有几处，史书没写，我按规矩不填。
那个造假银的人叫什么、做什么的、后来判了什么刑，一句都没有。“执之服罪”之后就断了。按五代的法律，私铸、伪造金银是重罪，但具体怎么断，无载。
认领的当户里，有多少人是真当户，有多少人听到“照价赔偿”动了别的心思，也无载。原文只用了“争”这个字——“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一个“争”字，可以读成踊跃，也可以读成别的。
库房的账册在这件事里起了什么作用，同样无载。要说清“谁押了什么”，最可靠的是账；可原文一个字都没提账。这也许是史家觉得不必细说，也许是那天夜里搬东西的时候，账册也一起搬走了。这一点我不猜。
至于慕容彦超本人，他不在《循吏传》里。《旧五代史》给他立了传，评价算不上好。一个在乱世里握着兵权、开着当铺、会凿自家墙的人，用一场自导自演的盗窃案抓到了一个造假银的骗子——这件事被南宋的一位编者收进了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案例集，然后在八百年后，被一个写故事的人重新读了一遍。
《折狱龟鉴》卷七，谲盗门，慕容彦超条，原文一百余字，附钱惟济一事，郑克按语三十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