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饶州府浮梁县，昌江东岸。
一片丘坡上开始起墙。
墙围起来的地方叫御器厂，专烧宫里用的东西。地方是珠山，不高，一座土丘，站在上头能看见昌江上往来的船。
昌江往西南走，进鄱阳湖，再往北，能到南京，能到北京。
那些船里装的是柴、是釉石，也是这座镇子的命。
厂在珠山南麓，围墙一圈几里，里头分作作、窑、库、官署。
一种土，另一种土
要说景德镇的瓷器，先说土。
早先烧瓷用瓷石，一种石头，碾碎，淘洗，做成砖一样的“不子”，再拉坯。用单一瓷石烧出来的东西，温度一高就软，一软就塌，所以做不大，做高了就歪。
景德镇附近有两样东西救了这件事。
一样还是瓷石，本地出，含硅多。另一样是山上的白土，黏，耐高温，含铝多。那种土产在镇东北的高岭村，村子在一道山梁上，土就从那道梁上挖出来。
两样掺在一起，叫“二元配方”。
瓷石负责在较低的温度下熔成玻璃相，白土负责在高温里撑住骨架。掺多少，看做什么器：大件多掺土，小件少掺。
这一掺，能烧的东西就变了。
大缸、大瓶、大盤，以前做不出来的，现在能做。胎也更白，更硬，敲上去声音更清。
元代的时候，窑工已经在这么做了。到明代，这件事变成了官府的管制：麻仓山出的那种土被定为“官土”，御器厂专用，民间不得私取。
一种土，成了专卖品。
土在山上，山有兵守着。
挖出来的土要陈腐，堆在棚里，让它自己发酵，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
珠山上的厂
御器厂的规矩，跟民窑不一样。
民窑烧坏了，赔钱了事。御器厂烧坏了，是罪。
厂里不许出次品。
厂里的工匠是从各地征来的。
来了就不许走。龙泉的、磁州的、钧窑的，编入匠籍，世代服役，不得改行，不得迁徙。朝廷给粮，给料，给助手，要求只有一条：烧好。
厂里的分工细到不像手工业。
一件瓷器从矿土到进宫，要过七十多道手。
淘泥、拉坯、印坯、利坯、蘸釉、荡釉、吹釉、画青、写款——一道工序一个人，做一辈子就做那一道。
拉坯的把泥团摔在转盘上，脚一蹬，手一收，一个碗的形就出来了。
这一下要练三年。利坯的等坯半干，用刀一点一点修，修到壁薄得透光，厚薄差不到一线。画青的坐在长条案前，一支笔，一碗青料，画一条龙，鳞片一片一片点。
嘉靖年间的《江西大志·陶书》里，把这些工种一条一条列出来，列了几十种。
青花的那一抹蓝，靠的是一种叫钴的料。明初用的叫“苏麻离青”，从中亚来，颜色浓，烧成之后有铁锈斑，深入胎骨。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用的就是这种料。后来料断了，改用本地的土青，颜色就淡了，发灰。嘉靖时候又有了“回青”，蓝得发紫。
一种颜料的有无，能改一个朝代的颜色。
还有一种更难：釉里红。铜在釉下发红，火候差一点就发黑、发灰，或者干脆烧飞了，什么都不剩。元代开始烧，明初烧得最好的是洪武，此后几十年几乎断档。
一道窑，一道火
烧窑是最难的一关。
早先用龙窑，长长的，斜着修在山坡上，火从前头烧，烟从后头走。龙窑升温快，但火不均匀，前后温差大。
后来改葫芦窑，前室后室，中间收腰，火从前室过到后室，温度能分段控制。
再后来是蛋形窑，本地叫镇窑。窑顶像一只倒扣的蛋壳，窑身长，容积大，一窑能烧几百件。烧的时候，窑工看“照子”——塞在窑里的泥片，看它烧到什么程度，判断火候。
停火之后还有讲究：捂窑，让温度慢慢降，釉面润；或者速冷，让青花的发色更艳。
一窑的火，从点火到停火，十来天。这十来天里，窑工不能睡整觉。
柴是另一笔账。烧一窑要好柴几万斤，松柴最好，火力长。景德镇四周的山，几百年里被砍得光秃，柴要从更远的县里运来，靠昌江上的小船。
窑大了，装的东西多，风险也大。一窑里几百件，火候偏一点，整窑都废。
开窑那天，全厂的人都到场。
一窑定生死。
打碎的东西
御器厂有一件事，后来的考古队挖出来才知道。
废品率极高。
烧裂的、烧歪的、釉色不对的、画工有一笔错的，一律不能进宫。不能进宫，也不能流到民间去卖，只能在厂里砸碎，挖坑埋掉。
珠山遗址出土的瓷片，堆得像地层。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是一个时期的东西。有的碗只差一道细纹，也照样砸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景德镇的考古队在这些坑里拼出了很多完整的器形——都是用碎片拼起来的。拼出来一看，画工精得吓人。
成化年间的斗彩，是把釉下的青花和釉上的彩一起用。一只鸡缸杯，巴掌大，画一只公鸡带着母鸡和小鸡在草地上走，底下是青花，上头填红、填黄、填绿。这样的一只杯子，今天在拍卖行里能换一栋楼。
万历时候烧大龙缸，口径一米多，缸壁厚，进窑就裂。烧了几年烧不成，窑工被打死的都有。后来有人在窑里改了支垫的办法，才烧成。
一件进宫的东西，背后是一堆砸掉的东西。
这话不假。
坑越挖越深。
碎片不会说谎。
唐英的账
清代的规矩比明代清楚：每年烧多少，分两种。一种叫大运，按定额解送京城，年年有数；一种叫传办，皇帝临时要什么，下旨来烧，不计入定额。大运求稳，传办求奇。
康熙十九年，御窑重开。到雍正六年，来了一个督陶官，叫唐英。
唐英是内务府的包衣出身，会画画，会写诗，也懂烧窑。他在景德镇待了二十多年，前后督陶，把能试的釉色都试了一遍。
他做了一件前人没做的事：把窑里的规矩写成文字。
《陶成纪事碑》里，他一条一条记下各种釉的名字、配方、火候：仿汝、仿官、仿哥、霁红、霁青、窑变、粉彩、珐琅彩。有的釉要烧三次，有的要两次入窑。
他还编了《陶冶图》，二十幅画，从采石到装匣，一幅一道工序，画是宫廷画家画的，说明文字是他写的。
土是从山上挖的。
窑变本来是个缺陷：釉里的铜在还原焰里变了色，出了红、出了紫，控制不住。唐英把它试成了品种，写进《陶成纪事碑》，叫“窑变釉”。
一个管窑的官，把自己管成了匠人。
乾隆年间，御窑的东西做到了极处。转心瓶、镂空套瓶、各种仿生的瓷器——做成桃子、做成白菜、做成一只螃蟹。这些东西今天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还是让人想不通是怎么烧出来的。
高岭村的那道山梁，后来出了一个词。
欧洲人后来给这种土定名，用了高岭的音译，叫 kaolin。从此全世界的瓷土，都叫这个名字。
海上的事也得提一句。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了一条葡萄牙的商船，船上的货叫“克拉克瓷”，几十万件青花盘碗，转手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欧洲的王室抢着买。从此景德镇的窑，有一半的订单是给外国人做的。盘子上的花纹，按欧洲商人带来的图样画：家族的纹章、教堂的图案、阿拉伯文。
一座内陆的镇子，靠一条昌江，接上了全世界的订单。
在欧洲，这件事曾经是六百年的难题。
从马可·波罗带回第一只瓷碗起，欧洲人一直在试。他们试过玻璃，试过各种黏土，烧出来的东西不是发黄就是变形。直到 1708 年，德国的伯特格尔在迈森烧出了第一件硬质白瓷。
而这套办法怎么来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两封信。
1712 年和 1722 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从景德镇寄出两封长信，把这里的高岭土、配方、工序、窑的结构，一条一条写给了欧洲。他在江西住了多年，能进窑厂，能看工序。
信寄出去几十年后，欧洲人才真正弄明白：中国的瓷器，不是用一种土烧的。
是两种。
御窑厂一直烧到清末。
1911 年，清朝亡。御窑厂停烧。厂址后来变成了民居、学校、机关，珠山上的土被翻过很多次。
现在那里是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地面下还有没挖完的坑，坑里有碎片。
景德镇的窑火没有断。
火了六百年。民窑接了过去，后来的国营瓷厂接了过去，再后来的作坊接了过去。
镇上的老师傅还会说一句话：瓷器好不好，七分在胎，三分在火。
这句话听着像手艺人的口诀，其实是这座镇子六百年的账本。
胎是土的事，火是人的事。
窑还在烧。
土在地下，人在地上。中间隔着一条昌江，和六百多年。
今天的镇上，还有人在用老法子烧。拉坯的还是脚蹬转盘，画青的还是坐一条长案。烧出来的东西卖不上官窑的价，但工序一道没少。
有人问一个老师傅，为什么不用机器。他说，机器转得匀，可手会抖，手抖的地方才像人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