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 8 月，青岛码头。
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正准备开船。警察在码头上拦住两个神色不对的年轻人，搜身，从他们身上搜出三十六颗珍珠。
珍珠是圆的，大小不一，成色极好。两个年轻人身上还带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标志。
一审，其中一个叫张歧厚的先垮了。他二十三岁，安徽宿州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把一件震动全国的事捅了出来：
“由军长下命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皇帝二坟炸开。”
西太后，是慈禧。乾隆皇帝，是清高宗。他们的坟，在河北遵化的马兰峪，叫东陵。
一、一场“军事演习”
1928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结束，孙殿英的第十二军驻在蓟县马伸桥，离东陵一山之隔。
那一带当时不太平。有个惯匪叫马福田，探知东陵无人看守，带着人窜到陵区盗宝。
孙殿英的部队开过去，把马福田打跑了。打跑之后，他没有走。他以“防匪护陵”为名，宣布在东陵周围三十里戒严，声称要举行军事演习。
戒严之后，外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7 月，工兵在定东陵和裕陵的地下放了炸药。
盗掘不是几个人摸黑挖洞。它是有编制的：工兵负责炸，团长、旅长一级的人下去拿东西，士兵在外围警戒。张歧厚后来供称，他没能进去，“由军长的人把着门，都是团、旅、营长们下去拿东西，别人不得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东西已经被拿完了。他在地上捡了三十六颗珠子。
他的供词里还有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当兵不容易发这种财，再跟着队伍打仗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从杨各庄偷偷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得了一千二百元。
一千二百元，在 1928 年是一笔不小的钱。一个逃兵为了它，把一支军队捅到了全国报纸的头版。
东陵在河北遵化马兰峪，是清朝的皇家陵区，埋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帝，以及慈禧等后妃。1928 年，清朝已经亡了十六年，陵还在，守陵的人还在，只是没有兵了。
慈禧的定东陵修了两次。第一次是同治年间随咸丰定陵一起修的，第二次是光绪年间拆了重修，前后十几年，用料极尽讲究。她生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把能带走的都列进了清单。
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东西在她死后二十年，会被一支军队用炸药从地底下取出来。
这件案子后来被叫作“东陵盗案”。它的特别之处不在盗，而在审：一场震动全国的盗陵案，法庭开了，判决下了，七个死刑；而那个所有人都知道是谁的人，从头到尾没有在被告席上坐过一分钟。
二、案是怎么发的
东陵在马兰峪，周围住着守陵的满族旗人后代。陵被掘开之后，他们先发现，报给地方当局。
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报纸一路追，清室方面更是炸了——逊位的溥仪住在天津张园，听说祖陵被挖，当即抗议，并派宗室载泽等人前往善后，重新殓葬。
国民政府承受不住舆论，命令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
这里有一道程序上的关，必须先过。
按当时的军法，现役军人犯罪由军法会审审理，普通法院无权管辖。孙殿英是军长，谭温江是师长，案子一旦被定性为“军人犯罪”，就从刑事法庭挪到了军事法庭。
这一步看起来只是换个地方开庭，实际上换掉了整个游戏规则：军事法庭的审判官是军官，不是法官；判决要不要执行，取决于军队；而军队听谁的，不取决于法律。
问题是，这案子不好办。
孙殿英是现役军长，手下有兵。地方警察动不了他，普通法院也审不了现役军人。清室宗室、文化名流、北平总商会都曾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并且要求派人参加陪审。
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各派一名审判官，审判长由阎锡山派系的商震担任，理由是案子出在阎的控制区。
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场政治。
据后来的研究，阎锡山最初拟定的人选全属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这么安排，是要把蒋推进一个两难：判得轻，舆论骂蒋；判得重，孙殿英会记恨蒋。南京方面看穿了，回电要求“由各集团军派员充任审判官”。
于是四个人坐在了一张桌子上，谁也不是来断案的。
三、被告席是空的
1928 年 11 月，高等军法会审组成。
1929 年 4 月底，预审才开始。这离陵被掘开，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
预审不对外公开。一个半月后，6 月中，预审终结。
整个过程中，孙殿英一次也没有出庭。
被押上法庭的是他的部下：第八师师长谭温江，以及几个参与倒卖珠宝的逃兵、古董商、守陵人，前后二十余人。
谭温江的辩解很干脆：他手上的珠宝，是剿匪所得。
他也没有把孙殿英供出来。法庭似乎也没有打算问。据后来披露的预审情况，历次庭审中，几乎没有人提起孙殿英的名字。大家像是默契地绕开了那个位置。
四、判了七个死刑
判决草案的结论，今天只能从当年的新闻里看到一点：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
这句话含糊得厉害。“遵化驻军”是哪一支部队？主使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草案不写。
最后的结果是：谭温江等七人判死刑，其余分别判徒刑。
孙殿英不起诉。
宣判之后，商震向新闻界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被判死刑的现役军官都手握重兵，明知无法执行，但为维护军法精神，也只能这么判。
这句话，把一个死结说得很清楚。判决是真的，死刑是真的，执行不了也是真的。
一年多以后，谭温江被释放。
1930 年 4 月，中原大战爆发。孙殿英权衡之后，叛蒋归顺阎锡山、冯玉祥。被关在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就在阎锡山的辖区里被放了出来。
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发了一条短消息，写了一句话：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
“不知何故”四个字，是当时报纸能写的极限。
五、宝物去了哪里
这是整件事里最没有答案的一段。
慈禧定东陵和乾隆裕陵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今天只能靠几种材料拼：清宫档案的记载、参与其事的旧人回忆、以及一本流传很广的《爱月轩笔记》。
《爱月轩笔记》据说出自慈禧身边太监之口，记下了棺内随葬品的清单：珠冠、翡翠西瓜、玉石莲花、珊瑚树……这份清单被后来的书反复引用，但它的真伪一直有争议，学界并不都认。
可以确定的是：东西确实被拿走了，而且数量极大。
去向有几条线：一部分被孙殿英用来打点关系；一部分通过北平、天津的古玩商流出；一部分散到了海外。
关于“打点关系”，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孙殿英把宝物分送给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其中包括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人。
这个说法，出自当时的报纸和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国新闻社的旧稿里也用了“据说”两个字。
必须说清楚：军法会审的卷宗里没有这一条，也没有任何一份判决认定过行贿。它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不是一份有据可查的事实。
但有一件事是有据的：孙殿英从头到尾没有被追究。
六、一场审判的形状
回过头看这场审判，它的形状很清楚。
有法庭，有审判长，有被告，有判决书，有死刑。
缺的是三样东西：主犯、执行、以及一个愿意把话说完的人。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1920 年代的世界，军法审判处理现役军官，普遍都有这个毛病：审判者的级别低于被告的实力时，法律就退化成一种文书工作。
英国 1919 年处理阿姆利则惨案，调查委员会审了、也写了报告，肇事的指挥官被解除军职，但没有一个人站上被告席。美国国会在 1920 年代调查茶壶山丑闻，最后也只是把内政部长送进监狱，石油租约照旧。
法律能处理的，是它能够控制的人。
东陵盗案里，法律处理了谭温江，因为谭温江可以被抓；处理了逃兵张歧厚，因为他在码头上被搜出了三十六颗珍珠；处理了古董商，因为他们可以被传唤。
孙殿英不能被处理。他有一军的人。
七、后来的事
孙殿英后来的人生并不好。
抗战期间他投降过日军，抗战结束后又被国民党收编，1947 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同年病死在看守所里。
谭温江此后的下落，公开材料很少。
那些宝物，散得更彻底。少数几件后来出现在拍卖行和博物馆，多数再没有出现过。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 1928 年，说那一年对他“充满了刺激”。他派去善后的载泽回来复命时，他大病了一场。
清室的善后，是把掘开的棺椁重新封好，把散落的遗骸重新殓入。这件事做得很仓促，也很安静。
1929 年 6 月，高等军法会审预审终结那天，北平的报纸登了判决。
七个死刑。
没有一个人被押赴刑场。
《中央日报》那条短消息，后来被很多研究者引用。它的价值不在于信息，在于语气：一份当时最主流的报纸，用“不知何故”四个字，承认了一件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能写出来的事。
判了，就等于办了吗？
那七个死刑犯里，至少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在被告席上坐过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