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南的巷子，冬天比别处更冷。两间破屋挨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墙这边住着一个姓顾的秀才，和他瞎了一只眼的母亲。墙那边住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
姑娘每天早上坐在窗下做针线。针穿过布的声音很轻，一下，一下。她做一天，能换半升米。她从不跟巷子里的人说话，出门总低着头，走过谁家门口都不看。
巷子里的人说，这姑娘命硬，脸上带煞。也有人说，长得那样，怎么不嫁个好人家。说来说去，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这个故事，蒲松龄写在《聊斋志异》里，题目叫《侠女》。
全书写了将近五百篇。鬼、狐、仙、怪占了大半，剩下的一小半写人。这一篇里面没有鬼，也没有狐。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姑娘，一把刀，和一颗装在皮囊里的人头。
蒲松龄为什么要在一个专写鬼狐的书里放这样一篇？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比鬼更让人心里发凉。鬼你怕它，是因为它不对劲。人你怕她，是因为她太对劲了，对劲到你根本不会多想。
顾家穷。穷到什么地步，蒲松龄写得很实在：顾生会画画，会写字，靠这个换钱买米。可南京城里会画画的人太多，他的画卖不上价。有时候一张画换不了一斗米，他就自己去城外挖野菜。
他母亲的眼睛是早年哭坏的。那年顾生的父亲死在任上，尸首运回来，她哭了三个月，右眼就废了。剩下一只左眼，看东西要凑得很近。
那年冬天，顾母背上生了一个疮。起初只是一个黄豆大的红点，后来越烂越大，烂到衣裳都粘在肉上，夜里疼得整宿坐着。
顾生请过郎中。郎中说，这个要用药捻，一天换两次，得好生伺候。药捻他不怕花钱，怕的是没人换。他一个男人，手笨，母亲又不肯让他看。
隔壁那个姑娘来了。
她没有敲门，是从矮墙那边过来的。进门，洗手，把药捻在灯上烤过，然后坐到床边，一层一层地把粘住的布揭下来。顾母疼得抖，她就停一停，等她抖完，再揭。
那一个月，她每天来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手上那点针线活全放下了。
顾母心里过不去。有一天她拉着姑娘的手说，我这儿子虽然穷，人还算老实，你要是不嫌，我托人去跟你母亲说。
姑娘低着头，把药碗收走，说了一句：我母亲年纪大了，我要伺候她。
这话不算拒绝，也不算答应。顾母当她害羞，隔了两天又提。
这一次姑娘说话了。她说，婶子，我这一辈子不嫁人。
顾母愣了。她说，哪有姑娘不嫁人的。
姑娘没有回答，端着水盆出去了。
第二年春天，顾生的母亲又病了一场。这一次是风寒，烧了七八天。姑娘还是每天来。有一夜顾生守到三更，撑不住，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件旧棉袄，姑娘坐在灯下，正在补他的袖子。
后来的事，蒲松龄写得很省。他只写了一句：生以其贫，不能备礼，而女亦不以为意。两个人就这样好上了。
好上以后，姑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后人引了两百年。
她说：事可一而不可再。
意思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不能有第二次。
顾生问过她为什么。
她坐在灯下，针没有停，说：我这样的人，不该有牵挂。
顾生说：什么叫我这样的人。
她说：你不必知道。
那晚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很轻的话：你母亲的眼睛，我记得。
顾生后来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母亲的眼睛是哭坏的。那年秋天他父亲死在任上，尸首运回来，她哭了三个月。一个从江南逃过来的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顾生以为她是害羞，是矜持。他后来又去找过她。她不开门。隔着门板，她的声音很平：我说过了。
再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件事在巷子里瞒不住。有人去问她母亲，老太太只是哭。有人去问顾生，顾生红着脸不说话。
顾母高兴坏了。她抱着那个孩子，一个劲地说，这是顾家的根。她说，现在总该办了吧，孩子都生下来了。
她托了媒人，备了礼，正正经经地上门去说。
姑娘把礼退了回来。她对媒人说：替我谢谢婶子。我不能嫁。
媒人回来，一肚子气，说这姑娘不知好歹，都这样了还端着。
顾母坐在床沿上，抱着孙子，半天没有说话。她说了一句：她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孩子满月那天，姑娘的母亲死了。
死得很安静。早上姑娘端粥进去，老太太已经没气了，脸上盖着一块布，是自己盖的。
顾生帮着办丧事。买棺、请人、抬出去、埋在城外。三天忙完，他回头看姑娘。她穿着一身孝服，站在新坟前，没有哭。
第二天，她不在了。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针线筐摆在桌上，剪刀合着，线绕得整整齐齐。灶上还有半锅粥。人不在了。
顾生找过。找了十几天。城里、城外、渡口，都找过。
第二十天夜里，她回来了。
那天夜里下着雪。顾生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很轻，像有人踩在雪上又立刻停住。
他开门。
姑娘站在院子里。身上是黑的，黑衣，黑裤，脚上是一双薄鞋，鞋上全是雪。她手里提着一个东西，皮的，鼓鼓囊囊，下端在往下滴。
她走进来，把那个东西放在桌上。
放下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动了一下。
顾生后来跟人说，他不是害怕。他是没有反应过来。他看着桌上那个皮囊，看了很久，才明白那里面是什么。
姑娘在灯下站着。灯是豆油灯，光很小。她脸上有一道血，从耳后一直划到下巴，已经干了。
她说：我父亲死在任上。不是病死的。是被一个姓王的人害死的。那年我十六岁，我母亲带着我逃出来，一路往南，走了两年。
她说：我带着母亲在这里住了三年。三年里我一直在等。等那个人调到南京来。
她说：他上个月来了。今天夜里，我从他家后墙进去。
她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像在报账。
顾生问了一句：你母亲知道吗。
她说：她知道。她一辈子都在等这一天。
她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皮囊，说：我母亲等到了。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顾生记了一辈子的事。
她把皮囊解开，从里面取出那颗头，放在灯下。她不是要给他看，她是在确认。她捏着那颗头的下巴，转了一下，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是他。
说完，她重新把皮囊扎好，提起来，往门外走。
顾生追出去。雪还在下。他站在门槛上喊：你要去哪里。
她停下来，回过头。她说：我父亲的事办完了。我母亲的事也办完了。
她顿了一下，说：你母亲养过我，我记着。这个孩子，你养着。他以后会有出息。
顾生说：你回来。
她说：我不回来了。
那一夜的雪下到天亮。顾生站在门口，一直站到脚冻僵。巷子里没有人，只有一行脚印，往城外去。第二天早上他去巷口看，脚印已经被雪盖住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她的儿子后来长大了。
蒲松龄写，这孩子十八岁中了进士，做官做到很有名望。他不知道自己母亲是谁。他只知道家里有一张旧画，画上是一个女人坐在窗下做针线，画的边角有个褪了色的印章。
顾生没有跟他说过。顾母也没有说过。
巷子里的人说过很多年。有人说那姑娘是个疯子，有人说她是个狐狸变的，还有人说她根本就没走，只是躲在城外什么地方过日子。都有人信，都有人不信。
顾生听过这些说法，一次也没有开口。
只有一件事，巷子里的人到老都记着：那年冬天，城南王家的大老爷，一夜之间死在自己屋里。头不见了。
官府查了三个月，没有查到。卷宗上写着：失其首，无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