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两浙路，处州。
一天清早，一户人家的门口躺着一位老妇人。她已经死了。发现她的是这家的仆人，天没亮开门，脚下一绊。
死者的几个儿子很快赶到。他们没有先看母亲，先看那扇门。然后他们站在门口，对着门里喊，喊的是同一句话：是你杀了我母亲。
门里的人说不清。
事情看上去没有疑点。人是死在人家门口的，尸首在那里，控告的人在那里，动机也在那里——两家有仇，结了很久。
处州这位长官叫程戡。他听完，只问了一句。
“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
杀了人，把尸体放在自己家门口——这不可疑吗？
这句话后来被抄进了两本书。南宋郑克编《折狱龟鉴》，把它收在卷三“辨诬”门，条目叫“程戡得谋”，下面一行小注：见王圭丞相所撰墓志。后来桂万荣编《棠阴比事》，又把它收进去，题作“程戡仇门”。
两本书加起来，这个案子的全部记载不到六十字。可就是这六十字，把一种判断方式说透了：证据太顺手，本身就是疑点。
一、六十字
原文是这样写的：
“程戡宣徽知处州，民有积为仇者，一日诸子私谓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于仇人之门，而诉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谓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劾治，具见本谋。”
翻成白话：处州有两家结仇已久。有一天，仇家那几个儿子私下对母亲说：母亲现在又老又病，恐怕活不长了，请让我用母亲的死来报这个仇。于是他们杀了母亲，把尸体放在仇人门口，然后去告官。仇人无法自辩。程戡怀疑，身边的人都说没有什么可疑的。程戡说：杀了人却把尸体放在自己门口，这不可疑吗？于是他亲自审理，把他们的图谋全部查了出来。
六十字里，有三处让人停下来。
第一处是“私谓其母”。这三个字说明，那场谈话是关起门来的，母亲是被告知的一方。她说了什么，原文没写。
第二处是“请以母死报仇”。一个“请”字，是儿子在向母亲请求。请求她死。
第三处是“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寿”。他们没有说母亲该死，他们说母亲活不长了。在这句话里，母亲的病、母亲的年纪，被换算成了一个时间上的余量——还剩多少，可以拿来用。
这三处加起来，是这六十字里最冷的地方。它不在于杀人，在于杀人之前的算法。
还有一点值得说：郑克编书有一个原则，只留能说明方法的细节。全书收了三百九十多条，短的四五十字，长的也不过数百字；人物、地名、年月，能省就省，判罚结果常常一句“伏罪”就完了。所以程戡这条只有六十字——不是案子小，是编书的人只想要那一句话。
二、那个不合算的动作
程戡的判断，其实是一个成本判断。
一个人杀了人，第一反应是把尸体处理掉，或者至少离它远一点。把尸体抬到自家门口，然后站在那里等人来抓，这个动作对凶手没有任何好处。
除非他不是凶手。
本案里，尸体出现的位置，恰好是控告者希望它出现的位置。控告者不需要证明什么，他只需要让所有人看见：母亲躺在那扇门前。剩下的事情，由常识替他完成。
这套做法在现代侦查学里有个名字，叫现场伪装（staging）。伪装现场的破法，通常不是找物证，而是找“不合逻辑的地方”：凶手为什么要多做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对他有什么好处？
程戡问的就是这个。他不是在问“你有没有杀人”，他在问“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自己门口”。这个问题，仇人回答不了，因为那个动作不是他做的。
三、程戡
程戡，字胜之，许州阳翟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他中进士甲科，此后在地方和朝廷之间来回，做过通判、知州、转运使、知成都府，至和元年拜参知政事，后来因为跟宰相文彦博是亲戚，避嫌改任枢密副使，再后来以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身份判延州，在边上待了六年。
他死于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
死的时候多大，两种记载不一样。《乐全集》里张方平写的神道碑说他享年七十；《东都事略》和《隆平集》都说七十七。这个差额，后来的学者也没能统一。史书上的年岁常常这样，一个人活了多久，要看他死后谁替他写。
他做处州知州是哪一年，史书没有记。所以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一年，也只能空着。
四、宋人的三种看法
郑克把“辨诬”单独立了一门，收在这一门里的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被告人已经认了，或者眼看就要认了，是长官把他拉回来的。
郑克自己在书里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审案的人，有的看气色容貌，有的看情理，有的看事迹；这三样都能用来判断一个人冤不冤。但他又提醒，事迹（也就是客观痕迹）有时候是巧合，不能单用，要跟情理、气色合起来看。
程戡这一案，用的是情理。
不是“我觉得这个人不像凶手”那种情理，是“这个行为在人情上说不通”那种情理。杀了人把尸体放在自己门口，然后束手就擒——这不是一个想活的人会做的事。
郑克在同一卷里给了另一个例子，正好拿来对照。苏涣做衡州知州时，耒阳有人被盗贼杀死，盗贼没抓到，县尉抓了一个人来，指为凶手。苏涣问他这人是怎么来的，县尉说：弓手在草丛里看见一件血衣，喊了同伴一起看，就在旁边把这个人抓住了。苏涣说：弓手看见血衣，应当自己拿走去报功，为什么还要喊别人？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审，果然。后来真的盗贼也抓到了。
郑克把两案并排放在一起，说了一句：辨诬的人，有的从情理上看，程戡是；有的从辞理上看，苏涣是。
这种判断有风险。它依赖的是一套关于“正常人会怎么做”的共识，而共识是会错的。一个真正杀了人的人，也可能因为惊慌做出完全不合常理的事；反过来，一个没杀人的人，也可能因为害怕而做出像凶手一样的动作。二十世纪以来的侦查学因此反复强调同一件事：痕迹只能证明“发生过什么”，不能单独证明“谁做的”。
所以郑克那句提醒是对的：情理要用，但不能只用情理。程戡后面还有一步——他“亲劾治”，也就是亲自审，把案子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原文没有写他用了什么手段，只写了结果：“具见本谋”，他们的图谋全部露了出来。
这五个字背后是什么，史书没写。是分别隔离讯问，还是找到了别的证人，还是那几个儿子自己撑不住——不知道。
五、母亲说了什么
这个案子最硬的一处，原文没写。
“诸子私谓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
母亲听完，说了什么？
如果她拒绝了，儿子们仍然杀了她，那这是一起弑母。如果她同意了，那这是一起以她的同意为前提的弑母——在今天的法律里，被害人的承诺不能使杀人合法，但在当时的伦理里，这个区别大到足以改变整件事的性质。中国至今没有把安乐死合法化，关于它的讨论一直在，条文没有动，道理是同一个：一个人的同意，不能替另一个人取得杀他的权利。
原文只有一个字透露了一点消息：“请”。儿子用的是请求的语气。请求意味着对方有拒绝的余地。
但她有没有拒绝，书里没有。
还有一件事也没写：这个仇是怎么结的。两家“积为仇”，积了多久，为了什么，一个字都没有。
六、判了什么
原文到“具见本谋”就停了。
判了什么刑，几个人判，母亲的名字，儿子的名字，仇家后来怎么样，全部没有。
这种空白在古代案牍里很常见。写书的人关心的是“他怎么看出来”，不是“后来怎么处理”。郑克把这条收进“辨诬”门，桂万荣把它编成四字标题，都是为了给后来的官看一个方法，不是为了记一桩案子。
能说的是制度上的事。宋代的州是一级审判机关，知州是长官；重案要由长官亲自审，州里另有司理院掌勘鞫、州院掌录问，判官、推官分掌文书与拟判。程戡“亲劾治”三个字，说的就是他越过了属官，自己坐到了案前。这不是常规，是特例——一个知州亲自审一桩看上去已经清楚的案子，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还有一条。宋代把谋杀直系尊亲属列为“恶逆”，属“十恶”之一，是最重的一类罪，遇赦不赦。而按唐宋法律通行的原则，诬告他人犯罪，要反坐他所诬的罪。这两条加起来，那几个人要承担的，是他们原本想加在仇人身上的东西。
具体怎么判，不知道。
七、那道门
把这件事放到今天看，最刺人的不是杀，是那个“算”字。
“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这句话不是恨，是盘算。他们把母亲剩下的日子估了一个数，然后拿这个数去换一个仇人的命。
程戡看出来的，也不是他们的狠。他看出来的是那个动作不合算——一个真凶不会把尸体搬到自家门口。他抓到的是逻辑，不是人心。
这两样东西，往往不在一个地方。
程戡后来在延州待了六年，修城墙，安抚蕃部，官至安武军节度使。史书给他的评语是“久为边帅，熟习边事”，后面跟一句“然无甚显绩”。一个在地方上断过这种案子的人，最后被记住的是边防，不是断狱。
处州的那扇门，今天早就不在了。处州是现在的浙江丽水，宋代的城墙、衙门、街巷，一层一层压在现在的城市底下。那个清早开门被绊倒的仆人，那几兄弟站在门口喊的话，都没有留下来。
留下来的只有六十字。
六十字里，一个母亲没有说过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