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七年，九月，洛阳。
雨下了一个多月，没有停的意思。城外的道路成了泥浆，马蹄陷下去要人抬，运粮的车轮箍在泥里，一天走不了十里。三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走了整整两个月，才走到这里。
再往前，就是南朝的边界。
那天早上，皇帝穿着戎服，手里拿着马鞭，走出营帐，翻身上马。他要下令，全军继续南下。
然后，前面的人跪下了。
先是几个，后是一片。文武百官从马前一直跪到泥水里，磕头，哭，说不能再往前了。雨落在他们背上的甲片上，声音很密。
马上的人没有发火。他勒住缰绳，看了很久。
他说：好。那就不走了。
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既然都到了这里，就别回去了。洛阳，就做都城吧。
跪着的人这才明白，这场雨里的南征，从一开始就不是南征。
一场没打成的南征
这件事在《魏书》里记得很清楚：出发前，皇帝先在明堂上宣布要大举伐齐，任城王拓跋澄当场反对，说这是拿国家去赌。皇帝大怒，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你想拦我吗？
拓跋澄也不退：社稷虽然是陛下的，可我是社稷之臣，明知道危险，怎么能不说话。
一场朝会闹得不欢而散。
散朝之后，皇帝把拓跋澄单独叫进内殿，屏退左右，说：明堂上人多，我怕坏了大事，才故意发火吓住他们。现在，我跟你说实话。
他说：国家从塞外起家，迁到平城。平城是用武的地方，不是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办不到。我想趁这次南征，把都城搬到中原去。
拓跋澄愣了一会儿，说：陛下要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走的路。
皇帝又担心：北方人恋着故土，会闹。
拓跋澄说：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陛下决意要做，他们能怎么样。
于是有了那一年的戒严、征发、祭陵、出征。三十万人的队伍，粮草、民夫、牲口，全是照着打仗的规格办的。唯一没打算做的，就是打仗。
走到洛阳，雨帮了他。
《魏书》把兵数写得夸张，说步骑百余万；后世通行的说法是三十万。不管是多少，那支队伍里绝大多数人是真的相信要去南方拼命的。所以他们跪在雨里哭，是真的怕死。
这里要补一句当时的实情：北魏的兵，很多不是职业军人，是按户征来的。丁男自带弓刀，家里出粮，走的时候地里还有没割完的粟。从平城到洛阳一千多里，走了两个月，路上病死的、掉队的、偷偷跑回去的，数目史书不写。等他们站在洛阳城外的雨里，身上已经没有一件干衣服，脚下是能陷到小腿的泥。
再往南，是淮河。过淮河，是南朝的寿阳、钟离，城墙比洛阳还厚。
而皇帝给他们的选择是：要么继续往南，要么留下。
留下，就是迁都。
五岁登基的孩子
要说清这个人，得往前倒二十六年。
皇兴元年，他生在平城，取名拓跋宏。父亲是献文帝拓跋弘，那年才十四岁。母亲姓李，中山人，史书上只留下一个姓氏，没有名字。
三年后，他被立为太子。
也就是在那一天，他的母亲死了。
这不是意外。北魏有一条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儿子被立为储君，生母就要赐死。理由说得很直白——防止母族干政。这条规矩实行了一百多年，死在它手上的后妃有十几个。
一个三岁的孩子不会记得母亲的样子。他被交给祖母冯太后抚养。
冯太后是汉人，长乐信都人，出身北燕宗室之后。她不是那种只管后宫的太后。北魏后来的均田制、三长制、俸禄制，都是她在手里推下去的。她管这个孙子管得极严。史书里留下过这样一笔：她因为一件事动了怒，把他按在殿上打了几十杖，他从头到尾一声不响，脸上也没有表情。
五年后，他的父亲死了。献文帝二十三岁，正值壮年，史书上写「暴崩」。至于怎么死的，从《魏书》到《资治通鉴》都有话没说完。这一层，本文只如实标明：正史没有给出死因。
十岁那年，他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主人，但诏书上的字，还是祖母的笔迹。
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了。
他亲自守孝，不吃不喝，大臣劝了几天才肯进食。史书说他「哀毁过礼」，瘦得脱了形。守完孝，他二十四岁，第一次真正握着这个国家的印。
祖母留给他的东西，不好也不坏。好的是底子：均田制把无主的荒地分给农户，三长制把散乱的人口重新编进户籍，俸禄制让当官的从国家的仓里领米、而不是从百姓手里拿，这三样一做，北魏的粮仓和户口都硬了起来。坏的是人：朝中的三公、四镇、各路将军，几乎全是祖母一手提起来的。
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底下是一屋子看着他长大的叔伯。
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
一个不能说的计划
为什么要搬？
他自己给的理由是：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地。
这话不算假。平城在大同盆地，北边挨着六镇，风沙大，六月能落雪。一个靠骑兵起家的朝廷放在这里很合适，一个想统治中原的朝廷放在这里不合适。每年秋天，皇帝要带着军队往北走一趟，叫「巡边」，其实是去打柔然。粮要从河北、山西往北运，路上消耗大半。
但还有一层他没说：平城是冯太后的地方。
太后虽然死了，朝里的老臣、宗室、外戚，大半是她用起来的人。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改风俗、改官制、改语言，等于在人家堂屋里拆墙。搬到洛阳，把人都挪一遍，屋子重新搭。
所以他选了一个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不跟你们商量，我先把既成事实做出来。
第一年，宣布南征，走到洛阳，停下。
第二年，正式下诏迁都。派拓跋澄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这个人在宗室里威望高，又是最早知道内情的人。拓跋澄回到平城，宣诏那天，「众闻迁诏，莫不惊骇」。他一个个谈，谈不下来就压。事后皇帝说：要不是任城王，我这个事业办不成。
第三年，六宫、百官、宗庙的神主，一起搬进洛阳。平城留了个留守班子，从此是旧都。
走的时候，他定了一条规矩：迁到洛阳的人，籍贯一律改成河南洛阳，死了就葬在邙山，不许运回北方。
这条比迁都狠。人可以被车马拉着走，坟搬不动。祖坟在北边，子孙在南边，三代之后，这一族人就真的成了河南人。
把姓也改掉
搬完家，他开始动衣服、动话、动姓。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人的衣服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裤褶、女子夹领小袖，统统换成汉人的宽袍大袖。命令下去，多数人不乐意。太傅拓跋丕公然一身胡服上朝，就是不换。
太和十九年五月，又下令：朝廷上不许说鲜卑话，一律说正音。三十岁以下、还在朝里当官的，说错了就免官。
这条最难。一个四十岁的将军，骑马打仗喊了半辈子鲜卑语，忽然要他在殿上改口。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从此是两种语言。
再往后，改姓。
皇族的姓「拓跋」，改成「元」。他自己叫元宏。其余的姓，丘穆陵改穆，步六孤改陆，贺赖改贺，独孤改刘，勿忸于改于——一百多个姓，一个个对照着改。改完，又按汉族门第的办法给定等级，叫做「定姓族」。八个最贵的姓，跟汉人的崔、卢、郑、王四姓通婚；他自己先娶了，几个弟弟也娶了。
一个皇帝，把自己的姓、自己的衣服、自己母亲的语言，一样一样交出去。
跟衣服姓氏一起改的，还有官制、律令、礼乐、学校。他用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冲，陇西人，从祖母手里就在管制度；一个是王肃，从南朝逃过来的，熟悉魏晋那一套。两个人跟着他在宫里一条一条地议，官名照魏晋改，律条照汉魏删定，祭天的仪注、宴会的乐舞，全部重排。太和十九年，洛阳立国子学、四门小学，鲜卑贵族的子弟进去读《诗》《书》。
洛阳的宫室是太和十七年才动工的。工匠从各州征来，木料拆了平城旧宫往南运。到太和十九年，宫室、宗庙、国学先后落成。从下令到住人，两年。
这件事在后世被争论了一千五百年。有人说他是民族融合的推手，有人说他把一个能打仗的政权改软了，三十年后六镇兵变，北魏裂成两半。这些争论本文不裁断，只把事实摆在这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清醒地、一步一步做的，不是被人推着做的。
长陵的封土
代价先落在家里。
太子元恂，是他最大的儿子。这孩子体胖，怕热，到了洛阳受不了，一心想着北边凉快。太和二十年，他趁父亲出巡，杀了劝谏他的中庶子高道悦，打算骑马跑回平城。
事没成。皇帝回来，亲自拿杖打他，打了一百多下，废为庶人，关在河阳。第二年，赐死。十五岁。
再往后几年，皇后冯氏在宫里出了事，牵进一批人，被杀。太和二十三年，皇帝在南征途中病倒，走到谷塘原，起不来了。临终前留下一道诏书：赐皇后死。
她死的时候，是以皇后之礼下葬的。
那年他三十三岁。
他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陵叫长陵。封土至今还在，一个不算高大的圆丘，长满草。往南看是洛阳，往北看是黄河。
二十世纪以来，邙山一带出土的北魏墓志有数千方。石头不大，几十厘米见方，刻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官爵、卒年。你随便翻一块，第一行往往是「魏故……元公」「魏故……元君」。
那些姓，是他改的。那些人，是他搬过来的。他们生在平城，死在洛阳，墓碑朝着北方。而他们的子孙，从此在墓志上写：河南洛阳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