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四年，秋，南昌。
城南一间旧屋子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坐在案前。案上铺着一张纸，纸上是几笔淡墨：一块石，一根荷梗，一只鸟。
他提笔落款，写下四个字。
八大山人。
四个字是竖着连写的。前两个字挤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哭”，也像一个“笑”；后两个字连笔拖下去，像一个“之”。
后人看了三百年，说这是“哭之笑之”。
他自己从来没解释过。
宁王府的第九代
他生在明天启六年，南昌。
他的姓是朱。往上数，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代。宁王府在南昌两百多年，到他那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宗室群体里很普通的一支。
他的父亲是个镇国中尉，会画山水，但有哑病，一辈子说不了话。家里不富。他后来那种沉默、那种几乎不与人交谈的习惯，也许和这个家有关，但史书没有这么说，我们也不该替他编。
他从小读书。八岁能诗，七八岁就能写字，家里的字画、碑帖、旧砚，是他最早接触的东西。
按明朝的规矩，宗室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官，不能经商，只能领一份宗禄，待在封地。这条规矩本来是要把宗室养成一群无害的闲人。
可宗室的人口是会翻倍的。洪武年间几十个人，到万历年间成了几万，到崇祯朝已经十几万。国库发不出那么多禄米，山西、河南的宗室有几十年领不到钱的。一群不许做事、又不给饭吃的人，就这么被养在一个王朝的边上。
到他这一代，规矩松了。宗室可以应试，可以出来做官。他十几岁考中了秀才，成了诸生。那时候他想的大概很简单：读书，考试，做个官，把家撑起来。
然后甲申年到了。
那年他十九岁。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接着清军入关，南京的弘光朝廷撑了一年，也散了。
一个宗室子弟，在改朝换代里是什么处境，不用细说。清军南下，凡朱姓而有点身份的，都在被杀的名册上。他后来在自己的诗里写过“羸羸然若丧家之狗”——那是他给自己下的判词。
父亲在这一年去世。几年后，妻子也死了。
那几年他在南昌、新建、奉新之间的山村里躲，改名，不与人来往。有一段时间他藏在一个姓朱的村子里，靠族人接济。这些细节零散地留在清人的笔记里，说法不完全一致，但大体相似：一个二十几岁的读书人，忽然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三岁那年剃了头
顺治五年，他二十三岁，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奉新县的山里，在耕香院剃了发。
法名传綮，号雪个。
剃发这件事，在那个时候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信佛，一种是保命。对他而言，两种大概都有。
他在山里待了很多年。学禅，抄经，画画。
他拜的是临济宗的高僧，师父死后，他自己也开堂说法，有了弟子，在奉新、进贤一带的寺院里住过。他抄过经，写过塔铭，替人写过像赞。那些年他留下的字，笔画很规矩，看不出后来那种锋利。
他画的画开始在江西的僧人圈子里流传，署名是“传綮”或者“个山”。和尚画画，在当时不算什么稀奇事；一个和尚的山水画得好，会有人来求，也会有人拿米拿布来换。
一个前朝的王孙，穿上了僧衣，天天对着佛经。看上去，这一辈子就该这么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是不会过去的。
他画过一幅《个山小像》，画的是自己，瘦，素衣，眼神斜着看出去。像上有几段题跋，其中有人写了四个字：豫章王孙。
这幅画像一直留到今天，藏在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它是现存唯一一件可以确认是他生前肖像的作品。你站在画前看那双眼睛，会发现它跟他画的鸟一模一样。
临川的那场疯
康熙十七年，临川知县胡亦堂请他去临川。
这一年朝廷正在开博学鸿词科，各地都在罗致名士。一个有名的和尚，一个前朝宗室，被请到县里去住，这事儿本身就有点意味。
他在临川住了不到一年。
康熙十八年，他疯了。
记载说，他忽然又哭又笑，白天黑夜地叫，把僧衣撕了烧了，一个人从临川走回南昌，走了一百多里，鞋子都走烂了。
这场疯持续了多久，史书说法不一。有人说几个月，有人说一年多。
你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他真的病了。一种是他不想再被人当作“名士”请来请去，用一场疯把自己摘出来。
两种读法都说得通，也许两种都是真的。
邵长蘅给他写过一篇传，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理解这个人的钥匙：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
世上知道他的人很多，可真正懂他的，一个也没有。
一个“哑”字
疯病好了以后，他离开了佛门。
他回到南昌，娶了妻，靠卖画过日子。
有一阵子，他在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哑”字，从此不跟人说话。
不说话，但酒照喝，笑照笑。有人拿钱来求他画一块石头，他理都不理；乡下人拿几尺绫绢来，他反倒高高兴兴收下，说：我拿去做袜子。
权贵们没办法，只好找贩夫走卒去代买。
他晚年的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也没到潦倒。画画换钱，写字换酒，喝醉了就画，画完就送人。有人在他家门口等着，等一天也等不到一张。也有人一次拿走十几张，因为那人是挑着担子卖菜回来的。
他的字也在这时候定型。用的是秃笔，藏锋，笔画粗细几乎不变，转笔的地方圆得像一根弯过来的铁丝。后人管它叫“八大体”。看惯了赵孟頫那种漂亮字的人，第一次看他的字会觉得别扭，看久了会觉得那才是骨头。
江西巡抚宋荦想见他，求了好几次，见不着。后来宋荦得到一幅画：一只圆头圆脑、秃着尾巴、拖着三根翎毛的孔雀，站在一块石头上，样子滑稽得不像话。
画上题了两句诗，一句是“如何了得论三耳”，一句是“恰是逢春坐二更”。
孔雀是清朝大官的补服图案。三耳是“聳”字拆出来的，讽的是阿谀。什么意思，懂得人自然懂。
宋荦在江西做了十几年巡抚，权倾一方。一个卖画的老头，用一只丑孔雀给他回了信。
翻白眼的鱼
他的画，越到后来越简。
一朵花七八笔；一条鱼不画一笔水纹，却让人觉出江湖很大；一块石头，上大下小，摇摇欲坠。
最出名的是眼睛。
他画的鱼、鸟、猫，眼珠常常顶在眼眶上沿，眼白露得多，黑瞳少。那种眼神，说不上是愤怒还是轻蔑，倒像是被人叫了一声，慢慢转过头来，看了你一眼，什么也不说。
有人统计过，他传世的作品里只画一只动物的，有五十来幅。一条鱼、一只鸟、一只猫，孤零零地悬在大片空白中间，不躲不闪，就那样看着你。
这种画法在当时是有技术难度的。一笔下去，浓淡、干湿、飞白，全在这一笔里，改不了，补不上。所以他画得慢，一张小品能磨半天。也正因为改不了，画里没有犹豫的地方——你看到的每一根线，都是他一次落笔的结果。
中国文人画讲究含蓄，讲究寄情山水，把心里的东西藏在云雾里。他不藏。
他画山水，多取残山剩水、老树枯枝。他画荷，荷梗仰着，像一根刺。
他也写诗，写得很晦涩，句子短，典故生，读起来像谜语。有人说那是因为不敢明说，也有人说他本来就只想让少数几个人看懂。他留下来的诗不多，题在画上的那些，多数到今天还没有确解。
旧时题画诗里有两句，常被人安在他名下：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这两句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学界有不同看法，但他的画确实就是这两句的样子。
他晚年有一幅《河上花图》，长卷，画荷花从开到败，一路铺过去，最后一段只剩几根枯梗。这幅画现在藏在天津博物馆。
他死后三百年，影响一直在扩。清中期的扬州八怪学他“以简驭繁”；齐白石说自己恨不能生在他门下；张大千为了补全一幅他的画，专门裁纸接在右边；潘天寿学他的留白。他的画流到日本、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都有收藏。西方人看他的鱼，常会想起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一只鸟、一条鱼、一大片空白，什么都不解释。
他跟石涛并称“二石”，又与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僧。四个人里，他的画最少，脾气最大。
他活到八十岁。
晚年他住在南昌城南，那一带后来叫青云谱。后世把那里说成他的故居，建了纪念馆，供着他的像。也有学者考证，说他其实没在那儿长住过，青云谱是别人修的，只是借了他的名。这件事至今没有定论。
他跟石涛通过信。石涛在信里说，听说先生七十四五还能登山如飞，真是神仙一样的人。
康熙四十四年，他死了。
他一辈子用的名字很多：朱统𨨗，朱耷，传綮，雪个，个山，驴屋，人屋，八大山人。其中“朱耷”这个名字，他自己的书画上从来没署过，是别人叫开的，一说因为他耳朵大，小名“耷子”。
一个人把自己的名字换了一遍又一遍。换到最后，换成了四个连写的字，像哭，也像笑。
青云谱现在还有一片老松，据说是清代种的，长得极高。纪念馆的院子里立着他的《个山小像》摹本。画上的人瘦，穿素衣，眼睛斜出去。
跟他画的那些鸟，是同一双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