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苏州府衙。
新知府到任。
他叫况钟，江西靖安人，四十八岁，此前在礼部做郎中，管的是仪制、祭祀、宴飨这类事，没在一个地方当过一把手。
苏州人不看好他。
这地方不好治。
苏州府七县，是全国最富的地方，也是欠税最多的地方。城里丝织、棉布、漕运、商税，银子像水一样流；乡下的农户却在往外逃，逃得田里长草。
衙门里的书吏世代相传，父子相继，比知府更熟这里的门道。公文怎么写，账怎么记，哪一笔能拖，哪一笔必须报，全在他们手里。
积压的案子堆在架上，纸都发黄了。
前任几位知府，有的被架空了，有的被参了，有的自己请调。
况钟上任第一天，把属吏都叫来。
他问了几件事，都很细，细到别人以为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下属抱着案卷上来请示，他都只问两句：可不可？行不行？
下属说可，他就点头；说行，他就画押。
衙门里的人私下议论：这个知府是个糊涂人。
于是胆子大了起来。该压的压，该改的改，该收的收。
三天。
第三天，他把全府的人召到堂上。
他没有拿案卷，也没有问话。他开始点名，一个一个人，一件一件事：某年某月，你收了谁的钱；某案，你改了哪一句口供；某项银两，你报了多少，进了多少。
《明史》写这一刻只用了六个字：立捶杀数人。
当场打死了几个。
一府的吏员站在那里，没有人敢出声。
这不是他第一次杀人，但这是苏州第一次知道，谁是知府。
一个书吏
况钟不是进士。
这件事在明代官场里，是一道很深的坎。
他原名黄钟。父亲幼年被一户黄姓人家收养，所以他生下来姓黄；出仕以后，经朝廷允准，才恢复本姓况。
二十三岁那年，靖安知县俞益要找一个会写字的年轻人做县衙书吏。挑中了他。
书吏不是官，是吏。写公文、管档案、跑腿，做一辈子也升不上去。明初还有"三途并用"的说法，吏员做得好也能做官，但这条路越来越窄，到后来，官和吏之间几乎是两个阶层。
俞益很满意他，把他推荐给礼部尚书吕震。吕震见了一面，说了一句"奇其才"，又把他推荐给朝廷。
三十二岁，他做了礼部仪制司主事。
一个县里的书吏，进了礼部。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他在礼部做了十六年，从主事做到郎中。这十六年他学会的东西，跟后来治苏州关系很大：怎么读一份公文，怎么看出里面的手脚，怎么在不动声色里把一件事办成。
宣德五年，苏州等九府缺知府。宣宗认为这些地方"雄剧"，一般的郡守压不住，下旨让各部院推举"廉能者"。
礼部尚书蹇义、胡濙一起推了他。
皇帝召见，赐敕书，派他去苏州。
那道敕书里有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所为不法，即具奏闻。
意思是：如果有人不守法，你可以直接上奏。
到任三天
打死那几个吏之后，苏州府安静了。
接下来的事，是一件一件做的。
第一件是案子。
苏州府积压的案卷，有的拖了几年、十几年。况钟自己坐堂，一件一件问，问完了当堂判。据记载，一年之内清掉的积案有一千多件。
七次上疏
第二件是赋。
苏州的赋太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当时的说法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这件事得从明初说起。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苏州是张士诚的地盘，守了很久。城破之后，当地豪族的田产被籍没，成了官田。官田的租，是照着从前私人收租的数额定的——也就是说，国家直接接手了地主的租额，一分没减。
一户农民种官田，缴的是租，不是税。租比税重得多。缴不出来就逃；逃了，税额摊到没逃的人头上；没逃的也逃。这是个死循环。
况钟到任后，先去查：为什么逃？为什么欠？
查清了，他开始上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前后七次。
巡抚周忱也在为这件事奔走。两个人一个在省里，一个在府里，把账算清，把理由写足，一遍一遍往北京送。
最后奏免的数额是七十余万石。
第三件是仓。
减了赋还不够，荒年怎么办。他和巡抚周忱一起推「平米法」：把原先各自摊派的耗米、运输损耗合并计算，多退少补，账目公开。省下来的粮存进济农仓，每年积数十万石。荒年拿出来赈济，剩下的替百姓垫付杂派和欠租。
仓里有粮，人才敢留在土地上。这是他能把流民劝回来的原因。
第四件是账。
他立了三本簿子：通关勘合簿，管银钱出入，防止做假；纲运簿，管运输，防止运夫侵盗；馆夫簿，管接待，防止无理摊派。
《明史》说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这几件事里，最难的是赋。因为减赋等于减朝廷的收入，户部不会轻易点头。他能做成，一半靠自己一遍一遍地算、一遍一遍地写，一半靠上面有人替他说话。
那个人是巡抚周忱。周忱在江南二十年，管的是整个南直隶的税粮。况钟在府里查实情，周忱在省里争额度，两个人一里一外，把这件事推了十几年。
三离三留
况钟在苏州十三年，被调走三次。
明代的地方官有考满之制：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满就要迁转。父母去世要丁忧守制二十七月。这两条都是硬规矩，谁也不能例外——除非有人替他求情，求到皇帝那里。
况钟三次都碰上了。三次都是苏州人替他求的情。
第一次是宣德六年。他的继母死了，按礼制要回原籍守孝三年，叫丁忧。
他走了以后，苏州的吏治立刻回潮。百姓慌了。
三万多人在街上贴歌谣，又联名向巡按御史请愿，请求朝廷让他缩短守孝期回来。歌谣里唱：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
宣宗看了，下旨夺情起复。他守孝未满，就回了苏州。
第二次是宣德八年。三年任期满了，要进京述职。
苏州人怕他政绩太好，升官走了。他启程那天，"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士绅百姓在官道上等着，有人拉住车，有人躺在车辙上。
不久宣宗驾崩，英宗即位。苏州人又上书，八万余人联名，请求让他留任。新皇帝答应了。
他回来的时候，百姓唱：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
第三次是正统五年。九年任期满了。
这一次朝廷动了真格：新任的苏州知府已经派下来了。
苏州人不接受。
一万八千余人联名上书。朝廷最后撤回了新知府的任命，给况钟加衔：按察使，正三品，仍然署理苏州知府。
一个知府，做到正三品的衔，还留在原来的位子上。明朝开国七十多年，没有过这样的事。
他第三次回来，出城几百里迎接的人，一路没断。
一担行李
况钟死在苏州任上。正统七年十二月，也就是 1443 年初，算下来在任十三年。
死的时候，衙门内室"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每顿饭一荤一素，不是公宴不加菜。他在府衙里收拾出一间屋子，取名退思斋，意思是退下来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
他两次进京述职，都没有带东西。
第一次走的时候，苏州人凑钱要送他，他不收，写了两句诗：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
第二次走的时候，他又写了一首：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一担行李。这就是十三年知府的全部家当。
他死的那天，苏州"郡民罢市，如哭私亲"。下属七个县，家家设位祭他。后来苏州人给他立了祠，叫况公祠。祠在苏州城里，明清两代修过好几次，民国时做过学校，后来又重修。
《明史》给他的评语是八个字：刚正廉洁，孜孜爱民。
一个江西人，在苏州做了十三年官，苏州人给他盖了一座祠，供了五百年。
有一件事要说清楚。
今天很多人知道况钟，是因为昆曲《十五贯》。戏里他监斩时发现冤情，微服私访，抓住真凶，救了两条人命。
这出戏是好的。一九五六年浙江昆苏剧团带着它进京，演了几十场，周恩来看了，说了一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但它不是他的事。
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里考过：这个故事本来发生在南宋，不是明朝；编戏的人把它挪到了况钟身上。
真实的况钟不靠一出戏立名。他靠的是七次上疏、一千多件积案、三本账簿，和三次被百姓拦住不让走。
苏州人留他，不是因为他会破案。
是因为他把该收的赋减了，把不该收的吏治了，把该发的粮发了。
三次拦车，三首民谣，一句「况青天」。这些东西比任何一块碑都结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