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天还没大亮,热河行宫外的草地上已经支起了几十座帐篷。
最大的一座,用的是黄缎。
帐篷外站着一个英国人。他穿着镶金线的礼服,戴假发,腰间挂剑。身后九十几个人,同样的礼服,同样的假发。
远处有鼓乐。皇帝快到了。
他要在这一刻决定一件事:见了这个人,跪,还是不跪。
三艘船,九个月
这个人叫乔治·马戛尔尼,苏格兰人,做过英国驻俄公使,做过马德拉斯总督。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从朴次茅斯出发,坐的是「狮子号」,随行「印度斯坦号」和「克拉伦斯号」。
船上七百多人:外交官、天文学家、机械师、医生、画家、卫队,还有水手。
名义上是去给乾隆祝寿。
乾隆那年八十三岁,生日在八月。
实际要谈的,写在英王的国书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减免货税,在北京设常驻使节,划一块地方给英国商人存货居住。
这些话,英国人觉得是通商;清朝人听起来,是「更张定制」。
清廷的档案里,不写「使团」,写「贡使」。
赏赐的清单,抬头是「赐英吉利国王」。
两个词一改,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不是两国谈判,是远人来朝。
当时广州一口通商,外商不能进城,不能直接见官,一切通过行商和通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套规矩里做了几十年生意,越做越憋气。
这套规矩是一七五七年定下来的。
那一年,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跑到天津告状,说粤海关勒索。朝廷查了,处理了海关监督,也把洪任辉圈禁在澳门三年,刑满驱逐。
然后加了一条:以后西洋商船只许在广州一处通商。
外商住在城外的商馆里,买卖季节一过就得走,不能带家眷,不能进城,不能直接递禀帖。
要说话,找行商;要翻译,找通事。
夷商见不到官,官也见不到夷商。中间隔着两层人。
一七八七年,英国派过卡思卡特使团,船到邦加海峡,特使病死了,使团折回。
六年后,马戛尔尼来了。
接待的规格高得让英国人吃惊。
直隶总督梁肯堂远接近迎。从大沽口到北京,一路的酒菜蔬果、车马人夫,全是官家供给,不要钱。
马戛尔尼自己写:供给这样周到,礼貌这样优厚,恐怕别国使臣比不上。
他也看出门道:负责接待的官员在中间报花账。
使团里有人想买一件东西,官员立刻买来送上,怎么也不肯收钱,说记在皇帝账上。
一万里的礼物
使团带的礼物,装了满满几船。
有天体运行仪,铜制的太阳系模型,能转,能演示行星轨道。
有蒸汽机模型,瓦特那种。
有织布机,有战舰模型——「君王号」,一百门炮。
有榴弹炮和火枪,有大型望远镜,有钟表,有韦奇伍德的瓷器,有毛织品。
英国人的想法很直白:让中国人看看这些东西,就知道英国值得通商。
清廷的想法也很直白:这是贡品。
礼品清单译成中文的时候,被改写过。「礼物」成了「贡物」,「英王」成了「贡使」。
随团天文学家的名字,译成了含糊的「天文生」。
这份清单现在还在清宫档案里,中英两本对得起来。
有一件东西没引起什么反应:马车。
英国马车有弹簧减震,车厢高,坐得舒服。清廷看了看,说御用马车不合制度——车夫坐得比主子还高。
于是那辆车被搁在一边。
跪还是不跪
八月初四,使团到热河。
第一件事不是见皇帝,是学礼。
清廷的规矩:外藩使臣觐见,三跪九叩。跪下,起身,再跪,三次;每跪叩头三次。
跪,还是不跪。
马戛尔尼不肯。他说,我只能行单膝跪地、吻手的礼,像见我自己国王那样。
谈崩了。
乾隆的上谕里写得很不客气:「妄自尊大」「无知化外之人」,不值得优待。
原定八月初六的觐见,取消了。使团一度面临被送回北京、领了赏就打发回国。
和珅出面转圜。最后各让一步:八月初十在万树园赐宴,马戛尔尼行单膝礼,呈国书。
这个「各让一步」,后来成了一桩两百多年说不清的案子。
马戛尔尼提过一个对等的办法:如果清朝派一位同等级的官员到伦敦,他可以在英王面前行同样的礼。
清廷没有接这个话。
在清朝的框架里,这不是对等的问题。天子只有一个,来的人只有一种身份:贡使。
争的也不是膝盖,是位置。
万树园的帐殿
八月初十,乾隆坐着十六人抬的肩舆来了。
前头是仪仗,旗、伞、旌、节,鼓乐开道。
马戛尔尼在帐外单膝跪下。
皇帝下舆,进帐,登座。
他捧着英王的信进去。
信装在木匣里,匣子上镶钻石。
皇帝接了信,没有看,交给旁边的相国。相国也没有看,放在座旁的锦垫上。
然后皇帝回赠一件东西:一柄如意。
如意是木头或玉做的,一头弯过来,像手背。意思是「万事如意」。
这个场面被两个人记下来了。
斯当东是副使,他写:皇帝坐在肩舆上,仪仗煊赫,我们单膝下跪,清朝官员行本国之礼。
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画了一幅《乾隆帝在热河接见英使》。他没进现场,是照别人的速写拼的。
后来有研究者比对,那幅画的构图,跟郎世宁画的《万树园赐宴图》和《凯宴战功诸将士》很像,只是左右翻了一下。
清宫有自己的画法:皇帝居中而大,来者小而侧。谁在看谁,两边画得不一样。
宴席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烤全羊、满蒙分餐、庆隆舞、摔跤。
有一件小事,两边的记载都有:皇帝问,你们这些人里,有会说中国话的吗?
马戛尔尼说,只有一个孩子,十二岁,副使的儿子。
小斯当东被带到座前,说了几句。皇帝高兴,解下腰间的荷包给了他。

使团里留下记录的人不少。
副使斯当东回去写了一本书,一七九七年出版,书名很长,叫《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随团机械师丁维提在日记里抱怨:我们回来了,人家问我们谈成了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没法跟他们谈话。
画师亚历山大画了几百张速写,回国后成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底本。
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巴罗,后来在英国海军部做官,他写的游记,比官方报告流传更广。
这些记录里,中国是具体的:运河上的船、衙门的院子、兵丁的弓、女人的小脚。
也有算错的地方。他们看见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清朝,却当成了一直如此的清朝。
这个孩子后来在东印度公司做事。一八一六年又跟着阿美士德使团来过一次,那一次他已经能读中文文书了。
八月初十之后,还有一天。
八月十三是乾隆生日。
这一天在澹泊敬诚殿受贺,王公大臣、外国使臣都在。
问题就出在这一天。
清宫档案记的是:马戛尔尼「依仪行了三跪九叩礼」。
英国方面的记载是:单膝跪,或者鞠躬。
两边都留下了字,谁也证伪不了谁。有研究者认为,马戛尔尼回国后怕政府怪罪,故意只讲单膝;也有研究者认为,清宫档案是照例写「行礼如仪」,未必真数了膝盖。
这一条,只能说:两种记载并存,实情难考。
两道敕谕
八月十九,乾隆连发两道敕谕,给英王。
第一道里有一句后来被引了两百年的话: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天朝什么都有,本来不需要外夷的货物来互通有无。
第二道拒绝的是驻使:
「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还有一句,说得比「自大」更实际:
「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
西洋国家多得很,不止你一个。都照着你的例子派人留京,我怎么一个个答应。
这是朝贡体系里的常规算计:一开例,后面就收不住。
近年有研究者提醒,乾隆并不是一概拒绝西洋器物。宫里本来就有西洋钟表,郎世宁在宫里画了几十年。
他拒绝的是「体制」:外人常住京城,这件事在清朝的框架里没有位置。
九月初五,使团在圆明园把礼品摆出来给官员看。
初七,离京。
走的是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回国。一路走了两个多月,十二月到广州。
这一路,使团把山川、河道、城防、兵备都记了下来,画了图。
一七九四年九月,船回伦敦。
英国人后来总结这次出使,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我们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留在那里,像难民一样离开。
清朝这边,把英王的信译得柔和了些,好让皇帝看着舒服。
二十三年后,英国又派阿美士德来,还是为了跪不跪,还是没谈成。
四十七年后,炮舰来了。
一七九三年的世界,两边正好错开。
英国那边,瓦特的蒸汽机已经在矿山上抽水,皮特在做首相,工厂的烟囱一根一根立起来。
清朝这边,人口过了三亿,乾隆在位五十八年,和珅当权,白莲教已经在湖北、四川一带传。
一个在往上走,一个在原处站着。
这一面没谈成,不全是因为一个膝盖。
那批礼品里的火炮,一直放在圆明园的库房里。有官员问过威力,得到的回答是:不必,这类东西宫里多得是。
一八九〇年,有人清点圆明园遗物,还看到那几门炮。
关于这几门炮,使团里有一个记载。
巴罗说,他曾请清朝的将军福康安来看炮,福康安回了一句: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这句话只见于英方记载,清方文书里没有。
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使团为了说明「中国人傲慢」而记下的。
不管真假,炮是留在了库房里。
漆掉了,炮膛里塞着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