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1142)秋天,平江府(今苏州)的田埂上来了些陌生人。
他们带着绳、竹竿、一本簿子。
绳是用来量长度的,竹竿插在田角当标记,簿子上画格子,一格一丘。
有农户站在田边看,不敢说话。
这一年,南宋朝廷刚刚跟金人签了和议。仗打完了,要算账。
账本早就烂了。建炎年间金兵南下,州县烧的烧、散的散,官府的版籍十不存一。地方上收税,靠的是老吏的记忆和一张手抄的条子。
南宋的两税,夏税收绢、绵,秋苗收米。哪一户有几亩、该交几斗,全看簿子。簿子没了,就只剩下一句话:看着办。
账本上一个数字对不上:平江府的钱粮,年年收不齐。
七十万斛与二十万斛
上奏的人叫李椿年,饶州浮梁人,进士出身,当时是左司员外郎。
他给高宗算了一笔账。
平江府从前一年的赋入是七十万斛有零。现在按簿册上的数,是三十万斛;实际收上来的,只有二十万。
差的那五十万,不在路上,在簿子上。
账对不上。
账本早就烂了。
他把原因列成十条,叫「经界不正十害」。
前几条是:侵耕失税,推割不行,乡司走弄税名,诡名寄产。
翻成人话:有人多占了地不交税;有人卖了地,税还挂在原主名下;乡里管簿册的人改名字、换户头;有势力的把田挂在别人名下,一户拆成十户。
「推割」这两个字值得单说。田卖了,税要从卖主名下推到买主名下,这叫推;把旧户头上的税额割出去,这叫割。推割不行,税就永远挂在卖田的人身上。卖田的人跑了,税就没了。
后面还有:倚阁不实,就是该缓征的没缓、不该缓的缓了;衙门及坊场户虚供抵当,拿虚数充抵押;豪猾户自陈诡籍不实,自己报的田亩不作数。
再往后是:兵火之后税籍不可信,争讼日起;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逃田税偏重,人无肯售。
最后一条最要命:逃荒留下的田,税还压在上面,没人敢买。田就荒着。
李椿年说:经界正则害可转为利。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丈量。
他要动的不是一县一州,是整个南宋的田册。
高宗看完,对宰执说了一句:椿年之论,颇有条理。
秦桧接了一句:其说简易可行。
第二天就下了任命:李椿年做两浙转运副使,专管经界。
平江府在太湖东边,是南宋最富的几个州之一。选它开头,是因为这里的账最大,也最乱。
周葵那一问
任命下来,第一个难题不是田,是人。
李椿年在平江府设了经界局。平江的守臣叫周葵,见了他,问了一句很直的话。
公今天是要均赋,还是要增税。
李椿年说:怎么敢增税。
周葵说:既然不想增,为什么开口就说本州七十万斛。
这句话问到了根上。七十万是旧账,三十万是现在的簿册,二十万是实收。照七十万去核,多出来的就是要补的税;照三十万去核,是核实,不是加派。
李椿年答: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
《图经》是官修的地理图册,上面记着田亩与赋额。他拿它当基准,意思是:我只认账面上这三十万,把该在这三十万里的田找出来,不往上加。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文献通考》。它也是整个经界法能不能推下去的关键。
税从纸上收。
纸一散,税就散。
砧基簿
量田只是第一步。真正让这套办法落地的东西,是一本簿子。
砧基簿。
「砧」是砧板,是垫在底下那块的石头。名字的意思很直白:这是压在最底下的底账。
这就是底账。
田不会说话。
册子会。
每户一本。上面写田主的姓名、人口,每一丘田的形状、面积、四至,还有这田是怎么来的:祖业、典买、拨赐。
写完,田主画押,送到县里盖印。
盖了印,这本簿子就是凭证。印是县里的。
以后卖田、典田,买卖两家要各拿着自己的砧基簿和田契,一起到县里,两本对着改。
宋人打官司,最常见的是田讼。有契没簿,或有簿没契,官府就难断。砧基簿补的就是这一块。
不拿簿子来,交易不算。
配套的还有图。
每一保画一张图,山川道路、人户田宅、顷亩阔狭,都画上去。十保合成一都之图,各都合成一县之图。
这种东西后来有个名字,叫鱼鳞图册。田丘一块连一块,像鱼鳞。
簿子一式四份:一份留在乡里,一份在县,一份在州,一份在转运司。
四份对得上,谁想改就难了。
改一个字,要四份都对。

朝廷还下了两道硬诏。
一,田产有契书却不上砧基簿的,一律没官。
二,州县租税簿籍由转运司发样,认真书写;写成小字草书的,官吏各科罪;簿籍限期一日改正。
限期一日,是给那些平时懒得记账的县吏准备的。
一丘也不能漏。
具体怎么量,史书写得比想象中细。
以都为单位,逐丘打量。一丘就是一块田,四面有田埂界址。
量的时候,保正、保长到场,业主到场,佃户也到场。三方看着,量完当场具结画押。
宋制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一步五尺。量田的人拿的绳,是按步打的结。绳一拉,多少步就是多少步,赖不掉。
土色要分。上田、中田、下田,同一个面积,税额不同。
这一步最容易出事。田的好坏,是肉眼看的,也是人说了算的。
量完一丘,插一根竹签,写上号数。签子上的号,要和图上、簿上的号对得上。
量田的人不认人。
只认绳。
一县有多少丘,就有多少根签子。
南宋的江南,田块碎得像打碎的瓷。一户人家有几丘、十几丘,散在几个都里。
一县有多少丘,没人说得清。所以才有「打量」这道工序:不是估,是一丘一丘过。
这一年,平江府的田埂上,天天有人弯腰拉绳。
没人愿意量。
也没人敢不量。
谁在反对
经界法推行下去,最先叫好的不是农民,是那些田少税重的小户。
最少叫好的,是田多税少的人。
他得罪的不是一个人。每一丘被查出来的隐田,背后都有一个有势力的户。
《文献通考》记了一件事:绍兴八年,李椿年在浙东做提举的时候,台州出过一封匿名书,说他刻薄,要聚众闹事。
高宗当时的处置很硬:兵火以来官物多失陷,派官检察就生诬毁,这必定是州县吏干的;万一作乱,派兵剿杀。
后来没有闹起来。
到了经界推开,反对的方式变了。不再是匿名书,是奏疏。
有人上奏说扰民,有人上奏说量得不实,有人上奏说地方上闹事。
绍兴十三年,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直显谟阁徐林,因为在奏议里攻击经界法,被罢官流放。
这是朝廷给的态度:这条路要走到黑。
到绍兴十九年(1149)冬天,除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沿边未行,其余各路多数州军都已次第完成。
七年。
七年里,南宋把江南的田,一丘一丘重新登记了一遍。
最后没有量完
李椿年后来被劾,贬了官。
史书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他只是从这件差事上下来了,经界的事交到别人手里。
他一走,各地的力度就松了。
福建的漳州、汀州、泉州,行过一阵,又罢了。朱熹后来在漳州想再做一次,做不下去。
他上了奏,朝廷准了,地方上拖着不动。他调走的那一年,事就停了。
他说过一句话,被《文献通考》引下来:先自其家田上量起。
意思是:要量,先从自己家的田量起。这句话是给谁听的,读的人都知道。
绍熙二年(1191),朝廷又清丈过一次,没有成。
嘉定以后,婺州、嘉兴、平江、常州、信州、饶州陆续又推行过,做到一半就停。
到南宋末年,绍兴年间造的砧基簿,一半已经不在了。有的虫蛀,有的丢失,有的被人抽换。
人走了,法子留下。
留下的法子,也没人用了。
赋税又回到原样:田多的少交,田少的多交。
同一世纪,英吉利海峡那边也做过一次。
1086年,诺曼底的威廉下令清查全国土地。派出去的人按郡、按百户区、按庄园,一处处问:这块地归谁,有多少犁队,有多少林地、牧场、磨坊,值多少钱。
问出来的东西编成两卷,叫《末日审判书》。
名字是老百姓起的。因为查得太细,谁也没处躲。一头猪、一个磨坊,都写在上面。
那一次清查,是为了税。这一边的经界,也是为了税。
两边都明白一件事:不知道地是谁的、有多少,就收不上税。
区别在推行的人。威廉是征服者,他派的人后面有兵。李椿年背后只有一道诏书,和一批要靠地方上配合的县吏。
征服者量完地,账就定了。李椿年量完地,人一走,账就散了。
绍兴十九年的冬天,平江府的田里已经没有竹签了。
签子被拔走,号码记进簿子,簿子锁进县衙和转运司的柜子。
田还是那些田。种田的人换了几茬,税还是那么多。
只有一件事变了:从这一年起,江南的很多村子里,一户人家知道自己那几丘田在官府的册子上是第几号,四至到哪里,税该交多少。
这套东西后来被明朝人接了去。洪武年间造黄册、造鱼鳞图册,用的还是打量、画图、编字号这一套。
明人的图册比宋人的厚,规矩也更死。可根子是绍兴年间这根。
再后来,册子还在,量田的人不在了。
徽州一带的鱼鳞图册,一直留到了今天,躺在档案馆里。纸黄了,字还在,一丘一丘的号数、四至、税额,和当年画的样子差不太多。
今天苏州郊外的一些老村落,田埂的走向和宋代的水系还对得上。站在田边看,一条埂、一条河,几百年前就在那里。
那时候有人拿着绳和竹竿,在这条埂上弯过腰。
















